星力量歌曲(星力量)

2023年度公益星力量 | 王名：坚守是第一要务

2023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出席第四届南方周末筑梦者公益大会并接受“公益星力量”致敬，恰好在一个月前举办完“清华NGO研究”25周年纪念。作为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创设人，王名把这25年概括为三件事：观民，省方，设教，分别对应的是中国NGO研究首倡者、公共政策建言者、师者的身份。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相信真正的创造者在社会，社会才是这个时代的先锋，然后我要积极地对政策施加影响，我还要去影响学生，把思想火种传递下去。”

从最初的“NGO研究中心”到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再到2015年与民政部合作设立“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25年间机构名称几经变迁，王名和他的团队目标始终如一：公民社会研究与公益慈善研究。

1998年10月，38岁的王名从日本留学归国，加入清华大学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在关注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他发现NGO研究竟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土地，“几乎没有文献，虽有少数报道，也浮于表面”。

从前往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广西、西北等地的项目点进行田野调查，到后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王名发现了活跃的中国民间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产生，很多并非政府能解决，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其中。

包括“自然之友”梁从诫，“北京地球村”廖晓义，王名跟这些NGO先行者常常一聊就整个通宵，被他们发自内心的公共精神所深深感染。

“我经常讲，其实中国民间社会的觉醒是在1995年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唤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自觉。”在王名的观察中，初代NGO 创业者富有个人魅力与威望，2003年一批NGO机构骨干独立门户，寻求规范化管理，可视为第二代，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又诞生了一批热爱公益的年轻人，随后公益创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

王名和团队一直跟踪走在中国社会转型最前沿的组织，那些梦想改变社会的NGO开拓者们闪闪发光的名字，那些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被记录在《中国NGO口述史》之中。口述史目前已出版2卷，他计划在退休前完成再出10卷的心愿。

王名用周易观卦中的“观民”二字来概括这一行动。 这并不容易，他在出版序言中说：“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相当耗时、耗力、耗神的事情。我深明口述史对于中国NGO及公民社会研究的深远意义，故当鼎力而为之。”

2003年初，受民建中央和清华大学推荐，王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随后的15年中，作为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共提出150个提案，涉及人口、教育、养老、社会与公益、环境与文化、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政府购买服务、社区治理与社会共治等方方面面。

王名将此称之为“省方”：巡天下万方，建言献策，通过凝聚社会共识以积极影响公共政策。

最广为人知的是在计生政策上的努力。2010年，王名联合另一名政协委员刘大钧，接过老委员叶廷芳的发声接力棒，提出“开放二胎”提案。前后6年坚持不懈，从最初遇冷受挫到逐渐被认同接纳，一路见证了我国计生政策的调整，也见证了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

观民，省方，设教，王名认为清华NGO研究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光”：“正好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的进程，从原来的经济建设转向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公益慈善。”

伴随慈善立法、加快出台“三大条例”、社会组织“走出去”等提案，王名基本上见证和参与了公益慈善走向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过程。

《慈善法》的出台历经波折，早在2007年，民政部版本草案完成，2008年底曾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但因慈善定义未获共识等原因而搁置。直到2013年，《慈善法》才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

这次立法被称为人大“开门立法”，内司委牵头起草，公益界、法律界、学术界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王名和金锦萍牵头的清华北大团队，组织了14期围绕《慈善法》草案的立法半月谈活动，“专家们一条一条地梳理讨论，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和民政部都有人参与”。

在《慈善法》颁布实施5年后，关于修法的系列研讨在2021年再次启动。“我们的立法初衷当然是释放空间，但是回过来看发现释放的空间依旧有限。”王名坦言，到目前为止，他看到的修正草案还是觉得不太满意，“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它跟大的形势有关”。

在15年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历程中，王名将建言献策和政策研究、教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提案团队中有众多博士生、博士后，师生共同成就年均10个优质提案的发声盛景。

国内公益慈善人才极其匮乏，清华公益慈善研究院建设学科体系，培养各层次人才，出站的博士后已近百名，其中不乏知名研究者，刘培峰、马剑银、陶传进、金锦萍、邓国胜等。

曾经的巴东县“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1级院友，在《在峡江的转弯处》一书中，他追忆了当年王名的《非营利组织研究》课堂，为自己多年后转场公益，播下了最初的火种。2017年，陈行甲辞职后创办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导师也给予了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

63岁的王名，眼下正在努力推动机构的更新换代，让蓝煜昕等更多年轻学者走到台前，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力量。持续25年的NOG研究，他也毫无倦怠感，反而愈发觉得有意义，“因为一直被精神所感召，并看见自身一种内在的光明。公益最本源的东西，是王阳明讲的‘良知’。”

不仅要倡导，还要实实在在地做事，在空间收窄的当下，王名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行动，频繁前往成都、顺德等地，研究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以往社区问题热衷于借鉴台湾社区营造做法，最终发现只靠引进找不到答案，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基于文化的重构来创新。”王名和团队正在酝酿一本新书，名为《成都道路》，“中国道路它一定是在成都道路、广东道路、深圳道路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它可能是多样化的，甚至相互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样的道路一定是存在的。”

南方周末：25年来观察NGO的不断发展，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公益生态？

王名：我们现在讲公益生态时大概有几个不同的线索：一是基金会构建的资助圈；二是行业和领域建构的网络圈；三是政社关系，最近10年是一个不断法制化的过程；四是企业慈善，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他们开始有选择地跟公益机构去进行深度合作，以企业文化去影响公益文化；五是社会企业，是社会力量用市场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探索；第六是公民参与的力量。

我不太喜欢“公益圈”的说法，公益慈善不是一个圈，实际上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场域。各方社会力量以捐赠的方式，以志愿的方式，以结社的方式参与进来。社会力量的发展，需要引导需要规制，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过程和力量。

南方周末：需要引导和规制，你认为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名：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资源和体制方面的支持。在中国，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的转型跟体制的改革是同步推进的，如果体制的改革跟不上，社会的转型就会被体制紧紧拴住。

比如说政府购买服务，目前国内社会组织大概是90万家，但事业单位有130万家，政府购买服务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事业单位成为了一个消耗大量公共资源的体系，却又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更困难更复杂的是人民团体的改革，这是我很多年前在两会的时候一直在呼吁的，我们将近700万家人民工、青、妇，都在人民团体里边，现在都属于党政机关非常核心的部门。

南方周末：你对社会组织在当下发展的建议是什么？

王名：坚守是第一要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春的信息。我最近经常去四川成都，去广东顺德调研，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坚守，没有问题的，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做一些事情的。在顺德我们做了很多社区层面的调研，包括乡村振兴，大的国家战略下面，其实有很多的公益组织也在深度参与，发挥专业的力量。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基层，在地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政府解决不了，需要社会力量。

所以回过来说，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层面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耕耘和积累，开放的脚步一旦踏了出去，那么改革的脚步不会停下来。

南方周末：你看到或关注哪些“做事的空间”？

王名：能做的很多。我觉得首先是社区层面，一定要看好社区慈善。社区慈善不是社区里的慈善，而是扎根的慈善。我刚刚订票，过两天还去成都，你会发现成都的城市不在高楼大厦里，而是在活生生的有温度的社区里，社会组织在社区里做了很多事情。社区不光是城市的，包括乡村，乡村振兴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存在巨大空间。当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往回走的过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扎根的过程，让我们NGO学会专业做事的一个重要过程。

南方周末：你和团队近年主要投入到哪方面的研究？

王名：我们主要是聚焦几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财富升维，第二个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建设，第三个是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怎样让慈善提升维度，我们以前叫“向善”，朝向慈善，现在叫“上善”，我把它概括为“上善之道”。我们需要帮助弱势群体，我们需要筹款，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但是怎么样上一个台阶？提高团队的专业化能力，劝募师、社区服务管理师，专业资质是一个方向，还有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

此外，第三次分配出来以后，我们提出了“财富升维”的概念。财富有多重维度，除了把私人财富变成公共财富这样一个“向善”的维度，传承给后人也是一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什么？物质财富向精神财富的升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形成一些理论，包括从定量和定性方面提炼。

南方周末：作为研究NGO的前辈，对于做公益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王名：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包括清华到现在不办本科，我觉得本科生做公益慈善是有难度的，他需要吸收能量的时候，你让他去释放能量，他会把自己掏空的。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做好自己，然后再去做好公益。很多人做公益做了好一段时间跟我说，王老师我把我自己都烧光了，掏空了怎么办？我说停下来，回过来去做你自己好不好？

公益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但公益其实它是有一定门槛的，你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做公益的人，不是把内在能量燃烧了，而是要往自己的内在去关照，去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帮助别人是看得见的目的，提升自己是看不见的目的。

公益最本源的东西是什么？王阳明讲的“良知”。把“良知”上的那些灰尘拂去，才能够点亮自己内在的光明，然后才能去照耀别人。

南方周末：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展望未来，你认为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

王名：这个时代外部环境包括资源受到一定限制的时候，深耕细作非常重要，包括深耕文化，深耕社区，然后努力向内去提升自己。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社会是一个从0到1的发育过程，社会系统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还非常艰巨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包括特别是对学者来说，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完善自己，充实自己，让自己有能力面向可能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

其实我们这代人知识是存在缺陷的，包括我此前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很多知识是后来自己去补充，我的国学基础也很薄弱，我就强制自己一定要背下来，像《论语》《道德经》《周易》我都是带着学生一起背。

有低谷肯定会有高潮的，你不用怕，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保存你的实力，先活下来，然后在下一个周期可以有更大的能量参与其中。

廖雪红

责编 钟金秀

2023年度公益星力量 | 王名：坚守是第一要务

2023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出席第四届南方周末筑梦者公益大会并接受“公益星力量”致敬，恰好在一个月前举办完“清华NGO研究”25周年纪念。作为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创设人，王名把这25年概括为三件事：观民，省方，设教，分别对应的是中国NGO研究首倡者、公共政策建言者、师者的身份。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相信真正的创造者在社会，社会才是这个时代的先锋，然后我要积极地对政策施加影响，我还要去影响学生，把思想火种传递下去。”

从最初的“NGO研究中心”到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再到2015年与民政部合作设立“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25年间机构名称几经变迁，王名和他的团队目标始终如一：公民社会研究与公益慈善研究。

1998年10月，38岁的王名从日本留学归国，加入清华大学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在关注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他发现NGO研究竟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土地，“几乎没有文献，虽有少数报道，也浮于表面”。

从前往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广西、西北等地的项目点进行田野调查，到后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王名发现了活跃的中国民间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产生，很多并非政府能解决，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其中。

包括“自然之友”梁从诫，“北京地球村”廖晓义，王名跟这些NGO先行者常常一聊就整个通宵，被他们发自内心的公共精神所深深感染。

“我经常讲，其实中国民间社会的觉醒是在1995年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唤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自觉。”在王名的观察中，初代NGO 创业者富有个人魅力与威望，2003年一批NGO机构骨干独立门户，寻求规范化管理，可视为第二代，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又诞生了一批热爱公益的年轻人，随后公益创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

王名和团队一直跟踪走在中国社会转型最前沿的组织，那些梦想改变社会的NGO开拓者们闪闪发光的名字，那些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被记录在《中国NGO口述史》之中。口述史目前已出版2卷，他计划在退休前完成再出10卷的心愿。

王名用周易观卦中的“观民”二字来概括这一行动。 这并不容易，他在出版序言中说：“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相当耗时、耗力、耗神的事情。我深明口述史对于中国NGO及公民社会研究的深远意义，故当鼎力而为之。”

2003年初，受民建中央和清华大学推荐，王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随后的15年中，作为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共提出150个提案，涉及人口、教育、养老、社会与公益、环境与文化、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政府购买服务、社区治理与社会共治等方方面面。

王名将此称之为“省方”：巡天下万方，建言献策，通过凝聚社会共识以积极影响公共政策。

最广为人知的是在计生政策上的努力。2010年，王名联合另一名政协委员刘大钧，接过老委员叶廷芳的发声接力棒，提出“开放二胎”提案。前后6年坚持不懈，从最初遇冷受挫到逐渐被认同接纳，一路见证了我国计生政策的调整，也见证了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

观民，省方，设教，王名认为清华NGO研究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光”：“正好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的进程，从原来的经济建设转向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公益慈善。”

伴随慈善立法、加快出台“三大条例”、社会组织“走出去”等提案，王名基本上见证和参与了公益慈善走向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过程。

《慈善法》的出台历经波折，早在2007年，民政部版本草案完成，2008年底曾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但因慈善定义未获共识等原因而搁置。直到2013年，《慈善法》才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

这次立法被称为人大“开门立法”，内司委牵头起草，公益界、法律界、学术界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王名和金锦萍牵头的清华北大团队，组织了14期围绕《慈善法》草案的立法半月谈活动，“专家们一条一条地梳理讨论，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和民政部都有人参与”。

在《慈善法》颁布实施5年后，关于修法的系列研讨在2021年再次启动。“我们的立法初衷当然是释放空间，但是回过来看发现释放的空间依旧有限。”王名坦言，到目前为止，他看到的修正草案还是觉得不太满意，“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它跟大的形势有关”。

在15年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历程中，王名将建言献策和政策研究、教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提案团队中有众多博士生、博士后，师生共同成就年均10个优质提案的发声盛景。

国内公益慈善人才极其匮乏，清华公益慈善研究院建设学科体系，培养各层次人才，出站的博士后已近百名，其中不乏知名研究者，刘培峰、马剑银、陶传进、金锦萍、邓国胜等。

曾经的巴东县“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1级院友，在《在峡江的转弯处》一书中，他追忆了当年王名的《非营利组织研究》课堂，为自己多年后转场公益，播下了最初的火种。2017年，陈行甲辞职后创办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导师也给予了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

63岁的王名，眼下正在努力推动机构的更新换代，让蓝煜昕等更多年轻学者走到台前，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力量。持续25年的NOG研究，他也毫无倦怠感，反而愈发觉得有意义，“因为一直被精神所感召，并看见自身一种内在的光明。公益最本源的东西，是王阳明讲的‘良知’。”

不仅要倡导，还要实实在在地做事，在空间收窄的当下，王名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行动，频繁前往成都、顺德等地，研究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以往社区问题热衷于借鉴台湾社区营造做法，最终发现只靠引进找不到答案，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基于文化的重构来创新。”王名和团队正在酝酿一本新书，名为《成都道路》，“中国道路它一定是在成都道路、广东道路、深圳道路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它可能是多样化的，甚至相互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样的道路一定是存在的。”

南方周末：25年来观察NGO的不断发展，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公益生态？

王名：我们现在讲公益生态时大概有几个不同的线索：一是基金会构建的资助圈；二是行业和领域建构的网络圈；三是政社关系，最近10年是一个不断法制化的过程；四是企业慈善，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他们开始有选择地跟公益机构去进行深度合作，以企业文化去影响公益文化；五是社会企业，是社会力量用市场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探索；第六是公民参与的力量。

我不太喜欢“公益圈”的说法，公益慈善不是一个圈，实际上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场域。各方社会力量以捐赠的方式，以志愿的方式，以结社的方式参与进来。社会力量的发展，需要引导需要规制，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过程和力量。

南方周末：需要引导和规制，你认为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名：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资源和体制方面的支持。在中国，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的转型跟体制的改革是同步推进的，如果体制的改革跟不上，社会的转型就会被体制紧紧拴住。

比如说政府购买服务，目前国内社会组织大概是90万家，但事业单位有130万家，政府购买服务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事业单位成为了一个消耗大量公共资源的体系，却又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更困难更复杂的是人民团体的改革，这是我很多年前在两会的时候一直在呼吁的，我们将近700万家人民工、青、妇，都在人民团体里边，现在都属于党政机关非常核心的部门。

南方周末：你对社会组织在当下发展的建议是什么？

王名：坚守是第一要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春的信息。我最近经常去四川成都，去广东顺德调研，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坚守，没有问题的，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做一些事情的。在顺德我们做了很多社区层面的调研，包括乡村振兴，大的国家战略下面，其实有很多的公益组织也在深度参与，发挥专业的力量。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基层，在地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政府解决不了，需要社会力量。

所以回过来说，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层面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耕耘和积累，开放的脚步一旦踏了出去，那么改革的脚步不会停下来。

南方周末：你看到或关注哪些“做事的空间”？

王名：能做的很多。我觉得首先是社区层面，一定要看好社区慈善。社区慈善不是社区里的慈善，而是扎根的慈善。我刚刚订票，过两天还去成都，你会发现成都的城市不在高楼大厦里，而是在活生生的有温度的社区里，社会组织在社区里做了很多事情。社区不光是城市的，包括乡村，乡村振兴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存在巨大空间。当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往回走的过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扎根的过程，让我们NGO学会专业做事的一个重要过程。

南方周末：你和团队近年主要投入到哪方面的研究？

王名：我们主要是聚焦几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财富升维，第二个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建设，第三个是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怎样让慈善提升维度，我们以前叫“向善”，朝向慈善，现在叫“上善”，我把它概括为“上善之道”。我们需要帮助弱势群体，我们需要筹款，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但是怎么样上一个台阶？提高团队的专业化能力，劝募师、社区服务管理师，专业资质是一个方向，还有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

此外，第三次分配出来以后，我们提出了“财富升维”的概念。财富有多重维度，除了把私人财富变成公共财富这样一个“向善”的维度，传承给后人也是一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什么？物质财富向精神财富的升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形成一些理论，包括从定量和定性方面提炼。

南方周末：作为研究NGO的前辈，对于做公益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王名：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包括清华到现在不办本科，我觉得本科生做公益慈善是有难度的，他需要吸收能量的时候，你让他去释放能量，他会把自己掏空的。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做好自己，然后再去做好公益。很多人做公益做了好一段时间跟我说，王老师我把我自己都烧光了，掏空了怎么办？我说停下来，回过来去做你自己好不好？

公益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但公益其实它是有一定门槛的，你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做公益的人，不是把内在能量燃烧了，而是要往自己的内在去关照，去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帮助别人是看得见的目的，提升自己是看不见的目的。

公益最本源的东西是什么？王阳明讲的“良知”。把“良知”上的那些灰尘拂去，才能够点亮自己内在的光明，然后才能去照耀别人。

南方周末：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展望未来，你认为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

王名：这个时代外部环境包括资源受到一定限制的时候，深耕细作非常重要，包括深耕文化，深耕社区，然后努力向内去提升自己。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社会是一个从0到1的发育过程，社会系统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还非常艰巨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包括特别是对学者来说，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完善自己，充实自己，让自己有能力面向可能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

其实我们这代人知识是存在缺陷的，包括我此前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很多知识是后来自己去补充，我的国学基础也很薄弱，我就强制自己一定要背下来，像《论语》《道德经》《周易》我都是带着学生一起背。

有低谷肯定会有高潮的，你不用怕，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保存你的实力，先活下来，然后在下一个周期可以有更大的能量参与其中。

廖雪红

责编 钟金秀

迪士尼原创动画电影《星愿》许愿星之歌“I’m a Star”今日发布

北京时间11月20日消息，由中影/华夏发行，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荣誉出品的原创动画电影《星愿》（Wish）即将于11月24日登陆内地院线。今日重磅发布许愿星之歌”I’m a Star”，由迪士尼100周年动画嘉年华挚爱组曲《奇遇乐章》演唱者，人气实力歌手周深倾情献声并挑战一人分饰多角的高难度表演，为迪士尼动画百年庆典巨献增添又一看点。许愿星之歌”I’m a Star”中文版现已同步上线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 咪咕音乐, 华为音乐, 苹果音乐等各大音乐平台，全球多语言版电影原声歌曲陆续发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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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深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内地人气实力歌手，其声线既清澈纯粹，又兼具强大的力量和气场，以变化万端的声音造型和充沛的情感表现力征服万千歌迷。而今天发布的许愿星之歌”I’m a Star”则让周深再度展现其实力唱功。作为一首特别的“群像歌曲”，它包含由近20个动植物角色的欢乐联唱，层次丰富，妙趣横生，富有故事感和氛围感。周深以其多变声线挑战一人分饰多角，先后演绎了熊大叔、鼠女郎、兔小哥、说唱乌龟、逗趣蘑菇等所有角色声线。在周深游刃有余的生动演绎下，每个角色都特色鲜明又活灵活现，而作为影片核心要素之一的“许愿星”的形象也在歌声中愈发灵动鲜活。

作为迪士尼资深粉丝，周深也是迪士尼的多年好友。2021年，周深为皮克斯出品的《夏日友晴天》（Luca）演绎同名中文主题曲，开启了与迪士尼的首次合作。2022年，作为迪士尼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周深再度受邀献唱了迪士尼100周年动画嘉年华挚爱组曲《奇遇乐章》，用歌声串连起关于迪士尼动画电影的温馨回忆。此次，周深与迪士尼三度梦幻联动，为迪士尼动画百年重磅巨献之作《星愿》再添看点，许愿星之歌”I’m a Star”也有望成为迪士尼动画音乐中又一风靡观众的经典金曲。

电影《星愿》不仅是献礼迪士尼百年诞辰的重磅巨献，也是具备丰富看点的年度动画电影。影片既有高潮迭起的魔法冒险故事和富于魅力的角色，更不乏勇往直前的力量和真挚纯粹的情感。影片在内地公映期间还将特别加映为庆祝迪士尼动画百年诞辰打造的“迪士尼动画·筑梦百年”特别短片，超过五百位经典迪士尼角色将与中国观众独家通过大银幕相约，共同回顾经典时刻和成长记忆。周深一人分饰多角为许愿星“代言”，迪士尼动画百年诞辰巨献之作不容错过。迪士尼动画金牌班底倾情打造的年度动画《星愿》即将于11月24日（本周五）以2D，3D, CINITY， Dolby，中国巨幕版本登陆内地影院，超越想象的魔法冒险与你相约大银幕，不见不散！

来自淘票票媒体号：星愿

2023年度公益星力量 | 王名：坚守是第一要务

2023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出席第四届南方周末筑梦者公益大会并接受“公益星力量”致敬，恰好在一个月前举办完“清华NGO研究”25周年纪念。作为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创设人，王名把这25年概括为三件事：观民，省方，设教，分别对应的是中国NGO研究首倡者、公共政策建言者、师者的身份。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相信真正的创造者在社会，社会才是这个时代的先锋，然后我要积极地对政策施加影响，我还要去影响学生，把思想火种传递下去。”

从最初的“NGO研究中心”到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再到2015年与民政部合作设立“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25年间机构名称几经变迁，王名和他的团队目标始终如一：公民社会研究与公益慈善研究。

1998年10月，38岁的王名从日本留学归国，加入清华大学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在关注社会政策的过程中，他发现NGO研究竟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土地，“几乎没有文献，虽有少数报道，也浮于表面”。

从前往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广西、西北等地的项目点进行田野调查，到后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王名发现了活跃的中国民间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产生，很多并非政府能解决，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其中。

包括“自然之友”梁从诫，“北京地球村”廖晓义，王名跟这些NGO先行者常常一聊就整个通宵，被他们发自内心的公共精神所深深感染。

“我经常讲，其实中国民间社会的觉醒是在1995年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唤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自觉。”在王名的观察中，初代NGO 创业者富有个人魅力与威望，2003年一批NGO机构骨干独立门户，寻求规范化管理，可视为第二代，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又诞生了一批热爱公益的年轻人，随后公益创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

王名和团队一直跟踪走在中国社会转型最前沿的组织，那些梦想改变社会的NGO开拓者们闪闪发光的名字，那些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被记录在《中国NGO口述史》之中。口述史目前已出版2卷，他计划在退休前完成再出10卷的心愿。

王名用周易观卦中的“观民”二字来概括这一行动。 这并不容易，他在出版序言中说：“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相当耗时、耗力、耗神的事情。我深明口述史对于中国NGO及公民社会研究的深远意义，故当鼎力而为之。”

2003年初，受民建中央和清华大学推荐，王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随后的15年中，作为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共提出150个提案，涉及人口、教育、养老、社会与公益、环境与文化、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政府购买服务、社区治理与社会共治等方方面面。

王名将此称之为“省方”：巡天下万方，建言献策，通过凝聚社会共识以积极影响公共政策。

最广为人知的是在计生政策上的努力。2010年，王名联合另一名政协委员刘大钧，接过老委员叶廷芳的发声接力棒，提出“开放二胎”提案。前后6年坚持不懈，从最初遇冷受挫到逐渐被认同接纳，一路见证了我国计生政策的调整，也见证了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

观民，省方，设教，王名认为清华NGO研究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光”：“正好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的进程，从原来的经济建设转向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公益慈善。”

伴随慈善立法、加快出台“三大条例”、社会组织“走出去”等提案，王名基本上见证和参与了公益慈善走向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过程。

《慈善法》的出台历经波折，早在2007年，民政部版本草案完成，2008年底曾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但因慈善定义未获共识等原因而搁置。直到2013年，《慈善法》才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

这次立法被称为人大“开门立法”，内司委牵头起草，公益界、法律界、学术界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王名和金锦萍牵头的清华北大团队，组织了14期围绕《慈善法》草案的立法半月谈活动，“专家们一条一条地梳理讨论，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和民政部都有人参与”。

在《慈善法》颁布实施5年后，关于修法的系列研讨在2021年再次启动。“我们的立法初衷当然是释放空间，但是回过来看发现释放的空间依旧有限。”王名坦言，到目前为止，他看到的修正草案还是觉得不太满意，“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它跟大的形势有关”。

在15年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历程中，王名将建言献策和政策研究、教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提案团队中有众多博士生、博士后，师生共同成就年均10个优质提案的发声盛景。

国内公益慈善人才极其匮乏，清华公益慈善研究院建设学科体系，培养各层次人才，出站的博士后已近百名，其中不乏知名研究者，刘培峰、马剑银、陶传进、金锦萍、邓国胜等。

曾经的巴东县“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1级院友，在《在峡江的转弯处》一书中，他追忆了当年王名的《非营利组织研究》课堂，为自己多年后转场公益，播下了最初的火种。2017年，陈行甲辞职后创办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导师也给予了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

63岁的王名，眼下正在努力推动机构的更新换代，让蓝煜昕等更多年轻学者走到台前，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力量。持续25年的NOG研究，他也毫无倦怠感，反而愈发觉得有意义，“因为一直被精神所感召，并看见自身一种内在的光明。公益最本源的东西，是王阳明讲的‘良知’。”

不仅要倡导，还要实实在在地做事，在空间收窄的当下，王名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行动，频繁前往成都、顺德等地，研究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以往社区问题热衷于借鉴台湾社区营造做法，最终发现只靠引进找不到答案，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基于文化的重构来创新。”王名和团队正在酝酿一本新书，名为《成都道路》，“中国道路它一定是在成都道路、广东道路、深圳道路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它可能是多样化的，甚至相互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样的道路一定是存在的。”

南方周末：25年来观察NGO的不断发展，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公益生态？

王名：我们现在讲公益生态时大概有几个不同的线索：一是基金会构建的资助圈；二是行业和领域建构的网络圈；三是政社关系，最近10年是一个不断法制化的过程；四是企业慈善，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他们开始有选择地跟公益机构去进行深度合作，以企业文化去影响公益文化；五是社会企业，是社会力量用市场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探索；第六是公民参与的力量。

我不太喜欢“公益圈”的说法，公益慈善不是一个圈，实际上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场域。各方社会力量以捐赠的方式，以志愿的方式，以结社的方式参与进来。社会力量的发展，需要引导需要规制，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过程和力量。

南方周末：需要引导和规制，你认为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名：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资源和体制方面的支持。在中国，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的转型跟体制的改革是同步推进的，如果体制的改革跟不上，社会的转型就会被体制紧紧拴住。

比如说政府购买服务，目前国内社会组织大概是90万家，但事业单位有130万家，政府购买服务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事业单位成为了一个消耗大量公共资源的体系，却又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更困难更复杂的是人民团体的改革，这是我很多年前在两会的时候一直在呼吁的，我们将近700万家人民工、青、妇，都在人民团体里边，现在都属于党政机关非常核心的部门。

南方周末：你对社会组织在当下发展的建议是什么？

王名：坚守是第一要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春的信息。我最近经常去四川成都，去广东顺德调研，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坚守，没有问题的，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做一些事情的。在顺德我们做了很多社区层面的调研，包括乡村振兴，大的国家战略下面，其实有很多的公益组织也在深度参与，发挥专业的力量。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基层，在地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政府解决不了，需要社会力量。

所以回过来说，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层面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耕耘和积累，开放的脚步一旦踏了出去，那么改革的脚步不会停下来。

南方周末：你看到或关注哪些“做事的空间”？

王名：能做的很多。我觉得首先是社区层面，一定要看好社区慈善。社区慈善不是社区里的慈善，而是扎根的慈善。我刚刚订票，过两天还去成都，你会发现成都的城市不在高楼大厦里，而是在活生生的有温度的社区里，社会组织在社区里做了很多事情。社区不光是城市的，包括乡村，乡村振兴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存在巨大空间。当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往回走的过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扎根的过程，让我们NGO学会专业做事的一个重要过程。

南方周末：你和团队近年主要投入到哪方面的研究？

王名：我们主要是聚焦几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财富升维，第二个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建设，第三个是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怎样让慈善提升维度，我们以前叫“向善”，朝向慈善，现在叫“上善”，我把它概括为“上善之道”。我们需要帮助弱势群体，我们需要筹款，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但是怎么样上一个台阶？提高团队的专业化能力，劝募师、社区服务管理师，专业资质是一个方向，还有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

此外，第三次分配出来以后，我们提出了“财富升维”的概念。财富有多重维度，除了把私人财富变成公共财富这样一个“向善”的维度，传承给后人也是一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什么？物质财富向精神财富的升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形成一些理论，包括从定量和定性方面提炼。

南方周末：作为研究NGO的前辈，对于做公益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王名：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包括清华到现在不办本科，我觉得本科生做公益慈善是有难度的，他需要吸收能量的时候，你让他去释放能量，他会把自己掏空的。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做好自己，然后再去做好公益。很多人做公益做了好一段时间跟我说，王老师我把我自己都烧光了，掏空了怎么办？我说停下来，回过来去做你自己好不好？

公益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但公益其实它是有一定门槛的，你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做公益的人，不是把内在能量燃烧了，而是要往自己的内在去关照，去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帮助别人是看得见的目的，提升自己是看不见的目的。

公益最本源的东西是什么？王阳明讲的“良知”。把“良知”上的那些灰尘拂去，才能够点亮自己内在的光明，然后才能去照耀别人。

南方周末：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展望未来，你认为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

王名：这个时代外部环境包括资源受到一定限制的时候，深耕细作非常重要，包括深耕文化，深耕社区，然后努力向内去提升自己。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社会是一个从0到1的发育过程，社会系统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还非常艰巨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包括特别是对学者来说，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完善自己，充实自己，让自己有能力面向可能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

其实我们这代人知识是存在缺陷的，包括我此前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很多知识是后来自己去补充，我的国学基础也很薄弱，我就强制自己一定要背下来，像《论语》《道德经》《周易》我都是带着学生一起背。

有低谷肯定会有高潮的，你不用怕，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保存你的实力，先活下来，然后在下一个周期可以有更大的能量参与其中。

廖雪红

责编 钟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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