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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部古籍中的义理
中国古代的学术中有一门，称为义理之学，所谓义理之学，就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思想含义的发微阐幽，读古书不重视深入了解其中的义理，就等于不读，可知义理之学之重要。
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核心就是所谓的义理，一切学问都要围绕这些义理来展开，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不断深化、凝炼，分散到经、史、子、集，各具不同的形态，而从不同的部类出发，对于义理的探讨、表述又各有不同的形式。
“义理”二字，是古人的概念，二字各有含义。义，包括几个层次，首先是字之义，然后是句之义，最后是文之义。中国古代的文字，常常都是一字多义，不同的字组成为句子和文章时，这个字是何义，则受句子和文章的限定，这可以通过全句和上下文义而确定。另一方面，一篇文章，由不同的字组成，整篇文章的文义，又由每个字的字义所决定。所以，字义、句义与文义，是相辅相成的，可以相互启示。只有准确理解了一篇文章的每个字的字义以及每句话的句义，才能了解整篇文章的文义，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理解其中的“理”。理是超出文字与文章的言外之义，即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之意。义与理相结合，表示古人所撰写的文章所含有的表面之义与深层之理。须先知表面之义，才有可能知其深层之理。
由于中国文字常可表达多义，而由字所组成的句义和文章之义也就可以有多种解释，所以包含在其中的理也会有多种解释，绝不会是一种固定单纯的道理，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历代学者不断进行阐释，从中发挥出越来越多的道理了。这说明：义理之学就是后人对前人的著述的字义句义文义以及深层道理的不断探索，不断理解，而这种探索与理解，从方法论角度讲，就是义理之法。
纵览国学的各个部分和层面，都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以贯之的义理，这种义理的理解与阐释，即使到了今天和将来，仍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义理之求正未有穷尽。以下分别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各选一例，简略论述其中义理的阐释方式，使读者了解国学的义理之法与义理之学之原貌。
经部之学中的义理阐释方法，主要是对最原始的经进行注释，这称之为传，然后在经与传的基础上，由后代学者不断加以注疏和阐释。简言之，注疏方法就是经部之学的义理阐释方法。现以《周易》为例，说明这一点。
《周易》是经部的重要著作，古人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就在于《易》经的义理最为概括，能把各种事物笼罩进去，因此其义理可以用于各种事物。《周易》分“经”、“传”两个部分，经的部分文字极为简洁，传的部分则是对简单的经文进行多方面的阐释，把深含于其中的义理不断揭示出来。同时也要注意，传的阐释只是对经的最初的理解与叙述，后人在此基础上，又在不断推进，于是形成国学体系中绵延不断的注疏之学。从义理之法角度看，历代的注疏就是对原始经典所含义理的不断阐发与探求。
任何一部经典，都可以进行多方面的阐发，这表明看似简单的原始经典，其中的义理极为丰厚，这就是国学的义理之学之所以历久弥新、义理之法之所以久用不弊的原因所在。下面以《周易》的乾卦为例，说明其中的义理之学与义理之法。
《周易》中的每个卦的构成，都非常简单，首先是一个卦象，一个卦名，然后有一句卦辞。再对卦中每一爻，加一句爻辞。以乾卦为例，卦象是䷀，卦名为乾，卦辞仅四个字：“元、亨、利、贞”。其六条爻辞也非常简单：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初九到上九，是乾卦六爻的爻辞。用九，是比一般的卦多出来的一条爻辞。卦象仅是符号而不是文字，其意义须通过文字来了解。但文字由卦名、卦辞及爻辞组成，这就是所谓的《易》经原文。仅看《易》经原文，过于简单，不加以阐释，就无法揭示其中的丰富义理，于是就有阐释性的文章出现，称之为《易传》。《易传》分为七种：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其中传、象传、系辞各分上下，因此七传共有十篇，合称“十翼”。翼者羽翼，引申为助，谓十篇是帮助人们理解《易》经原文的。
这七种各用不同方式解释《易》经中的义理：（1）彖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卦辞。彖的字义为断，指断定一爻之义。（2）象传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爻辞，也分上下两篇。象有二种，一种总论一卦之象，称为大象，一种论一爻之象，称为小象，二者具体何指，详见下文。（3）文言传，只有乾、坤二卦有文言传，解释二卦的卦辞和爻辞。这三种传，本来没有与《易》的经文合在一起，而是单独为篇的，后人因为它和经文关系密切，便把它们分散附在各卦的经文之下。经的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部分，因此彖传、象传也分为上、下。文言只附于乾、坤两卦的象传之后，这两卦都在上篇，不能再分为上下了。
（4）系辞是关于《易》经基本义理的通论，篇幅较长，所以也分为上、下两篇。（5）说卦记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所象的事物，因为这八卦是组成六十四卦的基本卦，故称为“八经卦”。六十四卦由这八卦相互重迭而成，与此八卦相对，称为“别卦”。说卦说：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在此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说卦又加以引申，一个卦可以代表多种事物。（6）序卦，解说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含义。（7）杂卦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但不依照六十四卦的顺序，而是打乱了顺序分别加以解释，所以称为“杂卦”。这四种传，本来也是各自成篇的，附于全部经文之后。
十翼的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后人阐释《易》经原文各种义理的文章而已。中国古代的义理之学、义理之法，就是通过不断地加上阐释性的文章，以传释经。这就是义理之法，由此方法所形成的学说，同样称为义理之学。下面看看《易》传如何阐释《易》经原文的，以乾卦为例。
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卦本来只有“乾，元、亨、利、贞”五个字，一个字为卦名，四个字为卦辞，其中含有什么义理？传于此提出了自己的阐释。传的文字比乾卦原有的文字大大增加，于是义理开始显现出来。但是传的阐释仅仅揭示了乾卦的义理之一，于是象传又对乾卦进行另一种阐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句是对乾卦整体的阐释，称为大象。然后又对乾卦每条爻辞进行阐释，就是所谓的小象：“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徳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小象的阐释方法是列一句爻辞，加一句解释，即对卦中的每一条爻辞分别解释。义理的揭示没有停止，于是又有文言传的阐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这一节是对乾卦四字卦辞的阐释。文言传的阐释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复多次，每一次都有一种新的阐释，它的作用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范例：对于《周易》的卦，一定要反复多次进行理解，其义理绝不仅限于一种。文言传继续对每一条爻辞进行阐释：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徳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徳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髙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对每爻爻辞进行了一次阐释之后，又来一次阐释：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第二次的阐释非常简洁，义理的揭示仍在继续，于是有第三次的阐释：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徳。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然后再次对乾卦卦名、卦辞加以解释：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并进一步扩大阐释对象，对辞进行阐释：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在此基础上又对爻辞加以解释：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文言传》的阐释最后落脚在大人和圣人身上，使乾卦的义理得到了充分的揭示。这就是《周易》阐释义理的方法。
十翼的形成大致在汉代以前，对于《周易》义理的阐释，在后人看来仍嫌简略，于是后代学者依据《易》传揭示的义理持续不断地加上新的阐释，这就形成了后代学者对于《周易》经传的注疏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代不断累积的注疏，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周易》经传之中的丰富义理的不断阐释。中国古代的义理之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注疏法就是义理之法。后代学者对于《周易》经传的新加注疏，可以参见晋代王弼的《注》、唐代陆德明的《音义》和唐代孔颖达《疏》，其基本方法就是在音义中对经传之中的字义进行注释，在注中对经传的文义进行阐释，在疏中再对注的阐释进一步发挥，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这些内容都保存在十三经注疏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需要说明的是，后世学者对于《周易》经传的阐释，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学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做出与众不同的阐释，于是构成了所释义理的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无限的，因此后代学者的义理阐释可以绵延不绝，至于今而不止，延于后而不绝。这就使得今天的学者可以根据现代学术的观念和理论来对古代学术中的义理进行全新的阐释，也就使中国古代的国学在现代条件下在某些层面以全新的内涵而得到延续。但其表述方法、阐释的义理以及所用的语言等，则与古代的国学完全不同，所以表面上看是在延续国学，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学术。两者之间有着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关系，但在本质上则属于两种不同的学术。所以我们认为国学之中的义理与现代学术中的思想，有着根本不同。现代学者可以而且应该依据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创新和发展，但不要再把现代的学术与古代的国学划等号，应该对二者有清醒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