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谈林风眠：林先生在，绘画在
木心：林先生在，绘画在
陈晓卿前几天经过汪曾祺故居，看着有些破败，感慨木心常有而丹青不常有。
教师节又至，老师和学生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才算互不辜负？私心想，也许是最朴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学习而传承其精神与知识技艺。
木心师从林风眠，陈丹青在《号外》第四集中，谈到林风眠与木心的静物与风景画：要多么勇敢，而且多么危险。
在五六十年代，林风眠与木心坚持“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为人生、甚或是为政治。而一个学生能从老师身上学到最珍贵的，或许是这种精气神吧。
今天这篇微信，分享木心纪念林风眠的文章《双重悲悼》。更多有关林风眠和木心的内容，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收看纪录片《号外》第四集《这对死去的师生》（说明：“看理想”会员可免费观看，非会员需要先购买会员）。
双重悲悼
文 | 木心
转自微信公号“看理想”（ikanlixiang）
艺术家的一生，各有其创作的黄金期，或在青年，或在中年，或在老年，三者相对而论，黄金期在晏晚的艺术家，往往臻于大成境界——英锐早殁者属于才子型，彗星昙花，一时光艳，当然很可爱，毕竟可怜可惜。壮盛有为者属于健将型，功力修养就深厚得多，作品的质和量，得以像模像样占一席地，所亏欠的，在于登峰而未能造极。大师型的艺术家，其创作历程辄长达半个世纪，一程又一程地蜕化风格，终于担当了人性中的最大的可能，圆融通彻，光风霁月，含笑而逝。
《芦苇》局部，林风眠
所谓“灵感之作”其宿命是：不可再得。重复一种方法，画一个题材，它的进向必然是：生——熟——烂，故画家的智能，就在于熟到饱和点时，毅然停止，“成了”，然后另觅十架，尼采对艺术家的祝福是：死亡——复活——死亡——复活……永生，那艺术家所上的十架不是七个，而是七十七个。颇多艺术家都在这个神圣的残酷的临界度上不肯或不知凝敛，顺自己的水推自己的舟，卒致覆舟。如果迁借释家的心理分析来观照上述的现象，也许应该归于：“贪”、“惰”，然则对于原本清廉勤劳的艺术家，那就更令人怅惘困惑，不知从何诠疏——个人的悲剧归罪于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亦确凿有着个人自身的悲剧。
中国大陆1949后文艺思潮一片红，而淡红、正红、深红还多着层次，对于有名望地位的老画家，虽然处于改造思想之前列，毕竟又是拉拢团结的对象，不画工农兵而画点花卉山水可算是网开一面，只是花卉务必欣欣向荣，山水之间红旗拖拉机是少不了的。这时，在杭州艺专的展览厅中，可以看到林风眠先生的“紫藤”、“绣球花”，混杂在张革命之牙舞斗争之爪的大量木刻油画中，显得一派静气，楚楚动人。当然，我是另有感喟的：“林先生在，绘画在。”
当时国画家，以“人民喜闻乐见”、“国际友人欣赏”、“继承民族传统”等名义，暂时还有立足之地，而所谓“洋画家”，即是早年游学欧美，受西方近代艺术影响的画家，就一概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腐化没落的思想意识的传播者”，明里是给予相应的地位和工资，暗中是歧视、监督，叫做“内部控制使用”——当我蹀躞在艺专的展览厅内，站在林先生的画前，像站在窗前，清洁的空气施施然透进来，窗外是世界，是欧罗巴，是法国、自由的人的天地…
林风眠画中的“紫藤”和“绣球花”，图片来自网络，不知是否为木心所言及的画作。
那年代，西方的画集还未遭查抄没收，但已经都藏起来，要看也是偷偷地独览，一切闷在心里，知道世界范畴的绘画、艺术、文化，依然无恙，而一天天变得远之又远了。作个比喻：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画家们的作品，只能在印刷物上接受迷糊的感应，像罐头食品，牌子，内涵都是极好，而我渴望得到的却是新鲜果蔬，林风眠先生的画，就在这样的性质上，曾经恩惠过我。一个艺术家，与历史上的艺术家的情谊是单向的，艺术在，人已不在。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情谊可以由单向转为双方，赏其作品，慕其为人，近之，晤之，受启迪得教诲，饮其玄奥，效其风范——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虽然有足够多的历史上的先辈可以景仰追随，模仿遵循，但也需要与同代而不同辈的活着的艺术家交往，否则，就有孤独感，甚至悲惶烦躁，以致沮丧颓隳。
一九五〇年秋天，记得西湖白堤的群柳黄叶纷飞，那么是深秋，第一次作为林家的客人，后来知道林先生也是寂寞的，后来又知道几个年轻人常去探望他，他不致太寂寞——近玉泉了，灰色围墙，里面的院落颇宽敞，居中一幢法国式的二层别墅，也是浅灰的，四周果木扶疏，都落叶了，说是林先生当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时建造的，楼下正房是客厅，很大似的，四壁立满国画唱片，坐具是几个茶褐色丝绒的蒲围，空旷有点荒凉……我又想假如不荒凉倒不对了，这时我已踏上楼梯，十九世纪戈蒂叶他们去见雨果，也难免是此种心情，最好楼梯长得走不完，将面晤一位深深崇敬的师尊，不怕问，不愁考试，只着急于怎样才能让他明悉我的真诚，我当时的感觉可以形容为“绝望”。这是首次，也是末次，林先生不会看重我，我也不会再来。
中等身材，深褐色皮鞋，爱因斯坦也爱穿这种圆头厚底的，隐格花呢宽裤，灰米黄粗绒线高领套衫，十分舒松，脸上布满笑容，所以看不清楚，只觉得颜肤光润气色极佳，头戴法兰西小帽，也深褐。另外，一只烟斗——林风眠。
海外人、局外人、门外人是难于理解我们当年的处境，且不说走头无门，就是日常的闷郁，已够淹霉一棵稚嫩的苗子，但既然看到了长者的人和画，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勇气信心油然而起，一切显得自然了，必然了，盎然凛然昂昂然了——环顾长方型的画室，壁面全蒙三夹板，取木质本色，近顶处有几块斜竖的磨砂玻璃，内安乳白灯泡，书桌巨大，两侧置落地长杆照射灯，纸是宣纸，颜料是水粉，在那时，以绘广告用的水粉色和合墨汁画在宣纸上，乃是首创，兼水墨水彩之清灵，油彩粉彩之浓郁，学生们惊悦赞叹，以为是一条新径。而且老师很风趣，善于应和孩子们的傻气，不时纵声大笑，添几句即景点题的正经俏皮话，他语调轻，笑声响，这是好的。如果语响，笑轻，那就不好了。书桌下一方小毡，图案是孔雀开屏，夜晚，四野肃静，但闻风吹树枝，踏在孔雀头上，据说常常画到天明。
我们好像是五六个人，画室不小，已闹盈盈地，又吃点心了，以蓝花粗瓷大碗盛来，是汤圆抑年糕就记不真，其实我一直处于昏瞀状态中，又要看画，又要看画家，又要说话，又要品味环境，平时过的是单调枯索的日子，突然羼入颜色音响形象的游涡中，流动太快，应接不暇，既愿意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又希望早些脱出氛围，由我独自走在秋风萧瑟的西湖白堤上。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总有几段难忘的时刻余韵终生。自从那个下午之后，我没有再去林先生家，西班牙有位文学家叫阿左林，他有一篇散文，《阿左林是古怪的》，我或许更古怪，别的同学、朋友都时常去玉泉那边的浅灰色别墅做客，来邀我同行，我说“不想去”，“为什么不去”“没什么”，“林先生说你是画家，更像是诗人”，“……”，“去吧”，“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诗人”——真的从此没有去，有时途径那玉泉路边的围墙，望望里面浅灰的二层楼，下午，灰米黄舒松的粗绒线套衫，法兰西小帽，烟斗……
上海。
一九五一年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的辍学，有的辞职，都从杭州转到上海了，在当时，诚是古怪行径，由于受不了那些集体主义的“规章”、“制度”，甘愿流浪谋生，以为上海不同于杭州，或者还可以容许我们闯荡。
林先生在杭州，来信说他尚称安好，一边嚼花生糖、胡桃，一边画，画到早晨是常有的事，信写得很长，很仔细，字迹极真朴，不按中国书法碑帖的牌理，却字字有美感，苍劲姿媚自成风调，其实是一种经久淬炼的孩子气，他在信上说：
“我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
林风眠先生担任国立艺专时，校风开明，学术自由，真正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针与美育主张，兼容并包，博大精深，至少曾经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林先生无党无派，卓然独立，九十余年如一日，这种范例在西方社会，自非罕见，而在中国大陆，却是难能可贵，唯其难能，尤为可贵，试看当年多少画家，有闲帮闲，有凶帮凶，损人利己，不利己也要损人——那么，林风眠先生真的像斯芬克士，坐在红色风暴的文化沙漠里，静看自命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他日夜作画不止，这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的正式开始。
似乎因为意识到有林先生在那里画画，我们暂时不画也毋庸着急，便一心去打工，医学挂图、舞台布景、临时代课，有什么做什么，市内房租贵，借宿在郊外，吃路边摊，自备胡椒粉也算是一种阔气。如果写信给林先生，怕检查，便称“妈妈，你好”，夹入许多小市民的儿女家常话，也不乏双关、暗语，反正先生大智慧，都能体会得出的，其实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反动”，毫无机密可言，都只为政治环境万分敏感，万一发生误会，对先生有所不利。
好像也没有多久，不动的斯芬克士被动了，林先生在杭州艺专受排挤的现象由隐而显，由缓而剧，后来他还表演给我看，“学生见我走路，都这样，这样，把身子贴到墙边，就像我带着瘟疫病菌……”先生毕竟谙通时务世故，西湖虽好，玉泉的老家已非久安之地，再留恋，是大不智，便悄然辞职，也到上海来了。
林先生离杭迁沪的决策乃英明之举，从那时始，是他的绘画创作黄金时期的巅峰阶段，他摆脱了教务牵累，不必上班开会学习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折磨，久处樊笼，忽得自在，总是生机勃勃，创作欲空前旺盛。
我还是阿左林脾气，古怪的，去拜访一次，就长时不登门，待到被迫胁：“邀你三次了。再不去林先生会生气的。”我一笑，立刻就跟着走。
南昌路，以前属于法租界，林先生的寓所是幢法式楼房，前邻法文协会，后接法国公园，那一带的行道树，上海人叫做法国梧桐，其实是枫科，因为枝干光净，又布满法租界，想当然地定名法国梧桐了。从路对面，可以望见二楼客厅的窗，帷幔长垂，暗无灯光，过路按了门铃，林先生必是从画室转入客厅，在幔缝间俯察来者是谁，不欲接见，就阒无动静，有约，或愿晤，便亲自下楼，到小天井时已说笑称呼——这是从前法国侨民的住宅，楼梯暗暗，扶栏木质坚致，上下交接的折角处，立着一双马靴，皮质精良款式优雅，几次想知道这是谁的，后来我自己解答，是从前的屋主剩下的，放在三角小平面上很恰当，有气氛，林先生就不去动它，日久蒙尘，更古趣。
“茶？还是酒？”
一到画室坐定，林先生惯于这样问，我择其一，从不说一个“随便”，如果我问客人，也愿他有所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能一坐下来就得到主人亲手倒给你的一杯莱姆或白兰地，感到分外瑰美，真是愚不可及了。酒、茶、言、笑，有时去附近的川菜馆“洁而精”共餐，最快乐的当然是看林先生的新作，一位画家，必定是一位批评家，创作的过程原系批评的过程，尤其画到中途，这位批评家岸然登场，直道最后画完，他还理所当然地逗留不去，至此，画家退开，画装框，上墙，画家成为观众之一。除了这种态度，还可另有态度：当别人看他的画时，他在旁看别人的表情（面部的、肢体的），听别人说话（无论是贬是褒是理解是误解），那时，他等于借了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凭借别人的心智来掂估自己的精神产物——林先生之喜欢我们看他的画，说他的画，大致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叼着烟斗，双臂交叠在胸前，微微笑，时而大笑。画平摊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们站着，弯腰俯视，林先生立于对面，他看到自己的画是倒向的，他在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画面，没意识到画家在借用观者的眼，甚至心，我意识到，也不多想，似乎想是不敬的，不礼貌，仅仅觉得一个画家最欢乐的时刻，大概便是这样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也是轮流获得的，当我以自己的画求教于林先生，我也偷借了他的法眼，评骘了自己的作品。在画家的一生中，这样的欢乐时刻终究是嫌少不嫌多。
他给人看画是分类的，亦可谓分等的，猜度你的倾向性，拿出你所特别喜好的，此为分类，他不愿将自己钟爱的作品给鉴赏力不够格的人看，此为分等——单论这种态度和方式，我就衷心认同，何况总有办法诱得先生将秘藏在隐僻处的灵感之作，亲自一一打开（那是指五十年代上叶，在沪地所作的画），大约一百来幅，67×67 cm，宣纸、水墨粉彩。最好的是“静物”，一只瓶、一片布，两三果子，简无可简，调子暗，色彩却变化多端，蕴藉在灰黑之中，统体素净，用色用得如此贞洁，没有在别家的画上见过，而且是大块面平涂的，肌理微妙，处处有生命悸动，形成最轻极限的戏剧性，那些被作为素材的瓶罐杯盏，都不再是实物的映象，纯粹升华这画家的观念的假托，所以画面上一味稚气拙怒，整体效应却剔透空明——每当我看到这些“静物”，想到这些个“静物”，无不心凝神释，为林先生庆贺，他得到了杰作，没有人曾经画到过那么静，而如果循着这条幽径，再要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类是“风景”，往往是中国江南的庭院，中间几椽平屋，周围草木扶疏。草是闲草，甚至蒿莱芜杂，本也不分科别。不择姿态，满幅信笔乱涂，这种熟练后的生涩，严谨中率性，兴高采烈，却有一种恬漠冲酥的逸乐，沁人脾腑，儿童画的天真是先天之真，画家参透原理，控制笔墨，随意挥洒，是后天之真，一草一木，魅力四起，而且，中国古代画家是以墨代色的，林先生是以色代墨，笔法又完全脱出前人窠臼。这类“风景”的组合要素极为丰盈，布局是中国山水的三点透视，人形是明清服饰的仕女，有木偶、皮影趣味，大量的线是从瓷画漆画上得来的飘俏流利，于是，整体对待一幅画时，富有现代设计的装饰性，那是指快乐主义享受程度上的视觉飨宴。
其他如芦雁、猫头鹰、小鸟、鹭鸶、裸女、京剧越剧人物，风格也强烈得一望而知出于林风眠笔下，而其他的“静物”、“风景”中的杰作相较，就显得次要了。林先生受西方绘画的陶冶影响，或可列为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这一段史程有所渊源，我曾问过：为何不再超前探索，他回答：“我画我懂得的，不懂，我不画。”这当然是诚实，冲谦自牧，珍贵的美德。我在看了他的某几幅偏重形式结构的画后，又曾问过：何不索性进入“抽象”，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现代抽象主义的论说。虽然都只是轻快的言笑，我一直是放在心上的，筹思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时已不及——大难临头，从此没有见面的缘分了。
是命运？是年龄？是思维方法？是人情羁累？——也许都是，都不尽是，最终还得归诸于艺术自身的森严律令：凡灵感之作，留则永存，去则不返。
以林风眠先生漫长一生的艺术劳作的全过程而论，六十岁前后可说是他个人的“壮年期”，八十、九十岁才是晚年，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衷心祝福他身心得以康复，优游颐养于新天地，出新作品——据可考的记载，后来由本人凭记忆重写而毕功者亦历历可指，那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成诵成吟的，容易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况且叙述性的记录员，资料性的搜纂，还可以有所摸索攀援，唯独绘画，非写实的画，即兴式的画，超越画家自身的正常水准的画，当时下笔若有神助，过后则鬼神不灵，无可奈何——是故劫后余生的艺术家所能再尽的努力，在于捕捉新灵感，创造新作品，反之，牵萦于对过去的杰作的悼念，总是想着“以前我是怎样的画的”——自己模仿自己，自己拷贝自己，即使做到貌合，总归落得神离，一片公式，一滩概念，模仿自己比模仿别人更不济。“灵感”是无上矜贵的，只在清新的心智湍流处，它才偶尔轻轻掠过，它从不肯停栖于僵木枯枝上，“灵感”是最难邀请的，如梵乐希所吟咏，多少个夜晚的虔诚等待，一次青春怎够用，必得期之于二度三度的青春。
之后，我只看到过林风眠先生在一九八零年间赴法国展览的那一组画，香港制作的，它们实在不足以表示画家的原有水准。再之后，凡刊有林先生作品的杂志、画报、画集，我总有仔细流观，一次比一次散了，亸了——艺术家达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的大成境界，其“心”，是自己的不可更替的“心”，如果不纯粹是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心乏了，那么随心所欲又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
“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二十四节：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愿意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在经上已有笺注：“生命，或作灵魂。”如果引伸为“灵感”，也就不言而喻了。善意的误解毕竟还是误解，一枝牡丹，花已谢。人们以犹在之叶论不在之花，为这样悲剧我将憾恸无尽。我所曾经见过的林风眠先生的杰作，是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这十年中的近百幅画，其中之半数，曾被赞为：
像花一般的香
夜一般的深
死一般的静
酒一般的醉人
这些画，保存在时光的博物馆中，愈逝愈远。
1991年林风眠病逝香港，木心写成《双重悲悼》—“林风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这样的词语，他从未用来形容五四后的任何一位画家。
1966年“风暴陡起”，师生俩分别入狱，再没见过面。此前，自1962年陈毅受周恩来之托在广州会议向知识分子“脱帽鞠躬”，文艺管制相对放松了几年，文艺人稍感宽舒，据说，那是林风眠（也是被压抑的民国老画家）作画最为畅达的阶段，画出了“风暴陡起”后被他亲手销毁的画。
木心画画（也许包括写作）力避讲求规模、投入劳作、耗时费工的类型。这是他懒么？他生就这路天性。事情不止于此：他对画种本身也不称心，他独钟林风眠，有道理的，林风眠先已在所谓国画和油画之间，寻了一条超然的路。
固然，林风眠也画油画，但与他的纸本作品量不成比例。几位留法前辈，唯有他早早出脱油画国画的两分法。他的开创—几乎可说是开创—是用中国纸渲染法国人的意思。在林风眠的年代，那是全新的绘画：大致以塞尚为名义，旁借德朗、杜菲、弗拉芒克……掺一丁点勃拉克或毕加索，然后，有距离地止步于立体主义：那是30年代留法学生的认知极限。
此所以林风眠作品不是所谓现代绘画，也不是中国画。他的真创意，我以为，是撇开西画与国画的通常图式，采用正方型。木心忠实继承了正方型图式。本次开馆展幸得上海画院出借十幅林风眠原件，我取了其中一件和木心的画并列，四边尺寸竟是分厘不差。
“靠生活越近，离艺术越远。”据说这是林风眠的信条（不消说，也是他当年的罪名）。
——摘自陈丹青《绘画的异端》
树木为什么在古典绘画中随处可见？它们藏着人类的生活轨迹
《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英]查尔斯·沃金思 著，于肖末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
树，经常被尊为上帝的化身因而被神化。在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乡村还是一些大城市的中心，都有许多供奉树的神龛。《创世记》中，知识之树就在亚当和夏娃的家——伊甸园中，其果实可以让人分辨善恶。在基督的审判中，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用来残忍地惩罚耶稣的荆棘王冠可能就是用多刺的叙利亚枣树（也称为基督刺枣，Ziziphus spina-christi）的枝条编成的。这些树在基督教圣地被认为是圣树。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这种对树、超自然物体或圣地的崇拜，令那些早期基督教的主教们十分担忧。某些类型的树尤为如此，比如古树、巨大的橡树和一些被认为神圣的树林。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时代，创造了凸显天主教地位的“新圣地地理”，例如1559年托马斯·斯特拉德林爵士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的宅邸中振奋人心的伟大发现——在一棵被大风吹倒的白蜡树中找到了代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形象。
树在北欧神话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包括人类的起源。斯诺里·斯特鲁森（1179—1241），一位富有的冰岛地主和律师，写下了这样的故事：“博尔的儿子们在海边散步，发现了两根圆木；他们捡起来木头，将之塑造成人类。第一人赐给他们气息和生命，第二人赐给他们智慧和行动能力，第三人赐给他们语言、听觉和视觉。”他还讲述了世界树的故事：“‘尤克特拉希尔’——命运之树，全宇宙的福祉都维系于它。”命运之树通常被认为是一棵白蜡树，有时也描述其“常青”，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它更可能是一棵紫杉。
老普林尼讲述了过去“树是神的庙宇”的时代，并提到即使在他的时代，“为了符合原始的仪式，简朴的乡村还是会把一棵尤其高的树尊为神”。他声称罗马人“对森林和森林中寂静的崇拜”不亚于“对金光闪闪的象牙像的崇拜”。
如今，人们推崇所谓“冠军”树，并使之成为树中的“明星”。但一些人仍旧在寂静的小树林和古老的森林中寻找慰藉。但是罗马人将不同的树种与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不同种类的树永久地奉献给诸神”，例如，“冬橡树代表朱庇特，月桂代表阿波罗，橄榄树代表弥涅尔瓦，桃金娘代表维纳斯，杨树代表赫拉克勒斯”。此外还有“西尔瓦努斯、畜牧神法翁和形形色色的女神，就像上天分配给森林的一样，让每种树都代表一位神明”。出现在一些罗马壁画中的树，以及那些出现在高墙内，并与记功柱、祭坛或神龛相关的树通常被诠释为圣树。
一座位于那不勒斯周边博斯科特雷卡塞的庄园里，有一幅壁画详细地描绘了两座罗马神殿。庄园的建造者阿格里帕娶了奥古斯都皇帝的女儿朱莉亚为妻。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这座别墅及其壁画得以保存至今：在中央的柱子和坐像后面是一棵大落叶树；柱子的右边是一棵较小的树；远处是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面有柏树和落叶树；山羊在开阔的岩石地上吃草。这几幅罗马壁画描绘了古老的树木以及旁边的柱子。这些经过修剪过的、满身节瘤树木很可能比石柱子更为古老。右边较小的神龛里有一座普里阿普斯的雕像，“与一棵树唇齿相依：唯一的树枝以精巧的角度遮住了普里阿普斯从身体躯干突出的阴茎，提醒观者雕像很可能就源自一棵树”。从实际意义上说，与神龛毗邻的树木其实为游客和前来敬拜的人提供了阴凉。尽管如此，此类树木仍然是神圣的。
阿格里帕庄园“红色房间”的壁画，约公元前10世纪，博斯科特雷卡塞。
萨尔瓦多·罗萨是18世纪最受欢迎的崇高派风景画家之一：在许多英国村舍的阴暗角落里，仍能找到其画作的复制品和版画。他那几幅描绘罗马预言家的画作都已经佚失。虽然在什罗普郡的阿廷汉姆公园里仍有一件复制品展出，但厚重的清漆、所处的阴暗角落，让人几乎无法分辨画的主人公。
幸运的是，身为画家和蚀刻师的约瑟夫·古比（约1689—1770），1724年临摹了几幅萨尔瓦多·罗萨（1615—1673）的风景画（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版了几幅），其中就包括一幅《罗马预言家》作品。画面中，主人公们站在一个铺满岩石的地方，一棵巨大的树占据了画面的左侧，树的枝干正在腐烂、折断。画面中，占卜师正在解读那些树，还有在树之间飞来飞去的鸟的行为。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特别提到罗萨给了我们一种别具一格的大自然印象，一切婉约、典雅和质朴都被弃之不顾……只有那种属于野蛮和未开化的本性的尊严……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整体：他的石头、树木、天空，甚至他的绘画手法，都具有粗犷和野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他笔下的形象生动起來。
约瑟夫·古比，《罗马预言家》，约1724年。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因此选择的树通常具有引人注目的形态，比如比附近常见的树更古老，或者是不同的树种或形状。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各地的许多树木也都是神龛，既为前往市场的旅行者们提供帮助，又保佑他们平安度过一生。在阿尔特多费尔（Altdorfer）的作品《有樵夫的风景画》中，一位旅行者似乎在一棵古树旁休息，古树上挂着一个小神龛，里面可能有耶稣受难像、圣徒的画像或其他基督教圣像。这棵树在某种层面来说是固定神龛的柱子；而在另一个层面，树本身就成为一种值得崇拜的东西。事实上，有人认为这棵树“是活的耶稣受难像，就连树杈都像是耶稣张开的双臂一样”。宗教改革后，在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地方，这些被视为“偶像崇拜”的神龛和带神像的树（德语称作Bildbäume）就像无数的彩色玻璃窗、汉白玉纪念碑和其他教堂设施一样，被移走或毁坏了。
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有樵夫的风景画》，约1522年，钢笔墨水和水彩。
在罗马天主教的欧洲，路边神龛仍然很常见，很多都与树有关。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1667—1749）的作品《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展示了一群成人和孩子与一位牧师在乡村神龛前做礼拜的情景。圣物由一个带尖顶的石制神龛保护着，四面是带栏杆窗口。神龛坐落在一处偏僻、高低不平、群山环绕的空地上，四周的树木被暴风雨破坏。这幅画是在1725年左右绘制的。画家刻画了神龛后面的一棵巨大的树，可以看到两个刻在树皮上的十字架。这种被刻上十字架的树在亚平宁山脉的隘口随处可见。画家克里斯托福罗·德·格拉西1603年绘制的山谷地图中，有一棵被标注为“Si Fo della Croce”的树，意思是“一棵刻有十字架的山毛榉”。“fo”在当地土语中就是“山毛榉”，成为从帕尔马前往海岸地区的“Passo de Cento Croci”（通往克罗奇之路）的标志。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当地还能找到那些扭曲得很厉害的古老的山毛榉树。
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约1725年，布面油画。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应教皇西斯图斯四世的邀请，于1481年前往罗马，为新建成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壁画。这座教堂是为了庆祝重要宗教节日和举行红衣主教会议而设计的。红衣主教会议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基督的试炼》（Temptations of Christ），是祭坛右侧三幅系列壁画的中间一幅，描绘的是基督的生平，其中包括《旧约》的血祭。画面的焦点是耶路撒冷圣殿。前景是献祭的场面。
壁画右上角是基督在山顶对抗魔鬼的诱惑。这幅画中有许多橡树叶和树木的形象。魔鬼似乎就要跌落山崖，它的下方是两棵大橡树，显然被定期修剪过。画中这两棵橡树的叶片很大，以至于可以清晰地看到叶片上浅浅的裂痕。身着白衣、披着蓝色披肩的女人，扛着一捆刚砍下来的橡树枝，树枝上还带着一些橡树叶。虽然画面中也有其他的树，比如柏树，但是橡树显然最为吸睛。这很可能和提出委托的教皇姓氏有关。他的名字是“Francesco della Rovere”，意思是“橡树”（无梗花栎，Quercus petraea）。
桑德罗·波提切利，《基督的试炼》，1481年，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提到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我们似乎不会马上联想到树。1508年至1512年间，他所创作的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虽然是人物群像，但树扮演了意义非凡的角色。波提切利为这座教堂绘制壁画的20多年后，米开朗基罗又受西斯图斯四世的侄子，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之托画了这些树。
在《洪水》中，有两棵树被认为代表《路加福音23:31》中提到的活着和死去的树，“因为如果他们在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上做这些事，那么在毫无生机的树上也应该做这些事”。但画中那棵活着的树大部分在18世纪被损坏了。那棵死去的树没有茂盛的树冠来庇护那些聚集在周围并紧紧抓住它的绝望的人。其他几幅画中都有裸露的岩石和枯死的树木，这可能与洪水前的原罪有关。这些树墩与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0节所说的话有关：“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作品《诱惑和驱逐》中，蛇爬上果树时——从叶子可以看出是一个无花果树——用果实来诱惑夏娃，而夏娃靠在一个枯死的树墩上。亚当、魔鬼和复仇天使的手臂就像树伸出的额外的树枝，将罪恶与惩罚联系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哈尔特指出，教皇的亲属马可·维格里奥·德拉·罗韦雷，很可能是米开朗基罗的神学顾问。他“形容《诱惑》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镜像，是其反面，知识之树的果实则是圣餐的生命之树果实的对立面。
米开朗基罗绘制的穹顶壁画中，最常见又最有说服力且与树相关的象征物是非常小的橡子。尤利乌斯二世的俗名是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埃，所以橡树仍然是一个有关联的参照物，就像他们在波提切利的《基督的试炼》中一样。但橡子和橡树还承载着古典文化、《圣经》所赋予的意义，还具有性的象征。橡子被普林尼视为灾荒时期的食物来源。他写道，“这时候，橡子成为许多种族的财富，即使他们享受着和平”，以及“谷物短缺时，橡子会被晒干，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在西班牙，“餐桌上的第二道菜就有橡子”。他强调了橡子对养猪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同品种的橡子对“猪的肉质”有不同的影响。维吉尔强化了橡树的象征意义：在黄金时代，橡树首先为人类提供了营养。橡子和橡树还是权力和正义的象征。普林尼指出,敬献花环的荣誉总是落在一棵生有橡子的树上，而橡子是朱庇特的圣物。赫西奥德（Hesiod）认为长满沉甸甸果实的山橡树，就像蜜蜂和毛茸茸的绵羊一样，是正义时代大地繁荣昌盛的象征。这个象征物也同样属于宙斯这位公正的给予者，他守护着人类，金色的种族。
被赋予神圣光环的树
富有的英国游客到罗马后经常会购买绘画和雕塑回去装饰他们的房子，另一些人则带回了可以改进建筑设计或花园风格的新观念。威廉·肯特（1686—1748）于1709年前往意大利，在访问比萨和佛罗伦萨之后前往罗马学习艺术，并与伯灵顿勋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20年，他回到伦敦，参与了许多大宅的装修，包括伯灵顿宫和肯辛顿宫。他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从1730年左右开始他又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园林设计师，比如特威克纳姆亚历山大·蒲柏宅邸和白金汉郡的斯陀园，还给萨里郡埃舍尔附近的克莱蒙特别墅增加了一座塔楼。
与大多数知名的园林设计师不同，他设计园林不是建立在测量勘察的基础上，而是“在纸上画出他的小树林，并将之变成现实”。这幅钢笔画其实是一幅设计稿：克莱蒙特的一座小山——或者说一个土堆——的一片小树林。年轻的针叶树尽管与阔叶树混杂在一起，但还是被精心勾勒出来。树林的两侧摆着一对神使赫尔墨斯（Herms）的雕塑。雕塑安置在两个方形的底座上。这是片圣林，被置于与世隔绝的、戏剧场景化的氛围中。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景观公园中，最典型的被赋予神圣光环的针叶树是黎巴嫩雪松。它现在仍然经常出现在以前牧师和教区长的住宅里。黎巴嫩雪松在《圣经》中的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威廉·吉尔平赞颂其“高贵”以及在《圣经》中的“受人尊敬的地位”——黎巴嫩雪松象征着耶和华的力量。
18世纪时，内米湖边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梧桐树（Platanus orientalis），被称为“圣木”，代表的是狄安娜女神的一个形象——林中女神。理查德·威尔逊（1714—1782）在1754—1756年间创作了这幅细致的黑白粉笔画，在白纸上如雕塑师般刻画出掌状的叶片，并通过微妙的阴影来表现扭曲的树皮及其凹陷和裂缝。这棵树自此成了知名的景点。20年后，威尔士画家托马斯·琼斯也来此游历，并在回忆录中记载了1777年4月30日与朋友们“一起前往内米湖写生——尤其是湖边的那棵叫作圣木的大梧桐，树干有一个大大的树洞，我觉得里面可以容纳十几个人”。他还得知，绘画大师理查德·威尔逊“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曾把树洞用作书房来作画”。艺术家保罗·桑德比收藏了威尔逊的那幅画。
在日本，许多树木都是神圣的。在歌川广重（1797—1858）的作品《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中描绘了一个著名的木香树（榎，Celtis sinensis），位于东京北部的王子町。据传说，每年除夕当地所有狐狸都会聚集在王子稻荷神社，身着盛装去参拜这棵树，所以会出现所谓“狐火”。当地人认为狐火出现的时间大有讲究：晚上出现狐火，无论傍晚还是夜间，都可以成为来年丰收或歉收的征兆。那些参拜稻荷神社的农民和商人都相信狐狸是丰饶之神稻荷的使者，与水稻的丰收密切相关。这棵树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修路而被砍伐，但后来人们又在附近种了一棵代替它的树，并且除夕的狐火庆典仍在当地举行，人们会手执狐狸的形象，排队走向神庙。
歌川广重，《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1857年，木版画。
日本的一些椋树（Aphananthe aspera）也被视为神树。例如，东京市中心的御茶水车站外，就有一棵椋树幸存了下来，另一棵在大阪附近八尾市的大圣胜军寺。这棵树大约40年前就死了，但作为神龛得以保存，里面有一座雕像。这棵树背后的故事被画成歌川国芳（1797—1861）一幅木刻作品的题材，讲述了圣德太子的故事。画面的右上方的文字说明提道圣德太子躲在“椋树的褶皱里得以脱险”。
作为天皇的儿子，圣德太子生活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以宣扬佛教、反对日本神道教而闻名。太子16岁时与物部守屋打了一仗。后者支持日本的神道教，在河内国（现在的大阪）建造了一座大城堡，手下还有20万骑兵。圣德太子当时只有250名骑兵，于是战败后就消失在那棵树前。在木刻中，树干上隐约看得见圣德太子的身影，而物部守屋的马扬起前蹄，好像在惊讶于王子的消失。传说中，椋树裂开，圣德太子才能够在树里藏身从而免于一死。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圣德太子在树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寺庙。
教堂和寺庙的柱子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想象中，教堂和寺庙的柱子都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数以百计的中世纪教堂都雕刻了树叶和有叶子的柱头，寓意生命之树和耶西的杖。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设计的圣家堂（Sagrada Familia），大殿中的柱子为参观者呈现出一片森林。在教堂建筑内生长的树木通常会让人联想到遗迹，例如，透纳1794年创作的作品，表现了怀河谷内的廷顿修道院。修道院的柱子和拱门上的常春藤，修道院耳堂的残垣断壁间的灌木和小树赋予整座修道院独特的美感。
画面远处那些彬彬有礼的访客，打扰了一直在把树叶扫进前面倾斜的独轮手推车的园丁。上游几英里处有一个叫怀河畔的罗斯的小镇，那里大多数人的生计都与怀河有关：他们用船只载着游客沿怀河顺流而下，欣赏两岸如画的风景，如科威尔岩石山的峭壁和悬木，位于古德里奇和切普斯托的两座城堡，还有草木葱郁的廷顿修道院。在罗斯，一些榆树因为生长在镇上的教堂里而闻名。律师约翰·凯尔（1637—1724）因其善举而闻名，曾被当地人视为“罗斯的英雄”。他为当地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小镇建造供水管道，还在教堂附近布置了一个可以欣赏怀河美景的花园，并将之捐赠给小镇。他在教堂墓地里种了一批榆树，其中几棵活到了1974年，直到一场榆树病和一场风暴将它们全部摧毁。
罗斯教堂中生长的榆树，约1930年，明信片。
相传，“几年前，一个不虔诚的教区牧师砍掉了一些生长在教堂墓地里约翰·凯尔所钟爱的榆树”。“好像决心要表达对种植者的爱意似的，一些树根吐出了嫩芽，嫩芽穿透教堂的墙壁，在他曾经坐过的座位上长出来”。当地人“似乎把这些树视为某种神迹”。这些树经过修剪，没有长到屋顶那么高，但在19世纪下半叶就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枯死的树干被保留了下来，布满了爬山虎。但它们最终还是败给了木蛀虫，于是取而代之的是铁制的支撑物，现在还可以看到。
现存最完整的16世纪彩色玻璃镶嵌画可以在特鲁瓦（Troyes）找到。例如，在圣马德琳教堂有一幅表现耶稣世系精美的彩色玻璃作品。圣旁塔莱翁教堂的窗户描绘了大约1530年的一个关于制造十字架的木头的故事。画面中有一个天使交给亚当之子塞特一根树枝，而塞特把这根树枝插在其父的坟墓上。在英国，玻璃彩绘在宗教改革的那几个世纪里被破坏殆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世纪教堂被重建时，彩色玻璃的制作有了一个巨大的复兴。赫里福德郡帕特利（Putley）小教区的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建筑师托马斯·布拉希尔在19世纪70年代为约翰·赖利重建。此人在约克郡依靠纺织业发了大财，还在自己的庄园里种植了许多异国情调的树木。新制作的彩绘玻璃窗中有一幅是由伦敦摄政街的约翰·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贝尔设计的。这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一棵古老的橡树，有着不同色调的绿色树叶和金色的橡子。
悲情而忧郁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来自一个温和的新教家庭，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长大。此地当时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从哥本哈根艺术学校毕业（1794—1798）后，他定居在德累斯顿。那里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格奥尔格·冯·哈登贝格，也就是诺瓦利斯，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浪漫化。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重新找到最初的意义”，并且日常的每个瞬间都可以通过赋予其“神秘的外表”来取得“更高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中，树木都是至关重要的元素。他还画过许多速写，其中包括1807年4月28日创作的一幅关于冷杉树枝的精美习作。他的两幅描绘德累斯顿周围欧石南丛生的荒野的风景画——《雪中的树木和灌木》和《雪中的冷杉》，展现了他捕捉落叶树和欧洲云杉树枝上积雪的技巧。《雪中的石墓室》则描绘的是三棵古老的橡树围绕着雪中的史前石墓室。大部分较大的树枝似乎都被剪掉了，树干上残枝的断口因为覆盖着雪而更加清晰。树木和石墓室都诉说着神秘的过去，同时两者也都展现了人类的影响——无论是建造墓穴的拱顶，还是修剪树木。
作品《橡树林中的修道院》，画面中央是一个废弃破败的修道院，周围有许多墓碑和倒下的十字架，前景是一队修士抬着一口棺材走向一个还未封土的墓穴。当这幅画第一次展出时，墓穴被解释为艺术家自己的坟墓，也有人将之与弗里德里希哥哥的去世相联系：在一次滑冰事故中，这位艺术家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在冰下溺亡。修道院位于画面中央，窗户仍保留着哥特式的窗饰，周围是8棵古老橡树的剪影。这是一派冬日的景色，树枝的细节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许多树已经被折断或砍断，但幸存者春天一到依旧会枝繁叶茂。因此有人推测，画家认为那些埋葬在墓地里的人会在耶稣再降临时复活，就像橡树一样。
弗里德里希最直白的宗教题材绘画作品是《冬季教堂的风景》。一个跛脚的流浪者走近路边的十字路碑时，把拐杖扔在一边，倚着一块石头，在受难的基督面前祈祷。十字架被置于一小片云杉间。云杉保护着十字架，并为礼拜十字架和那棵最高大的云杉的旅行者遮风挡雨。画面的左侧是一座教堂，坐落在雾蒙蒙的幽暗中。但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从其轮廓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哥特式教堂，教堂的尖顶既模仿云杉的对称，又与之形成对比。这位艺术家就是一个例证，符合艺术史学家约瑟夫·里奥·柯尔纳所指出、诺瓦利斯所认为的：“对宗教的头脑来说，任何物体都可以是一座寺庙，就像古代的预言家们所希望的那样。”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冬季教堂的风景》，1811年，布面油画。
伦敦出生的画家塞缪尔·帕尔默（1805—1881）自称被艺术家约翰·林内尔“从现代艺术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林内尔说服他学习古典雕塑、丢勒和米开朗基罗，并把他介绍给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他加入了一群自称“古人”的艺术家，并推崇丢勒这样的北欧艺术家。对帕尔默来说，“过去属于诗人，现在属于猪”。从1825年到1835年，他在肯特郡的肖勒姆与他人共住一间小屋。在那里，他一边创作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一边品尝当地的农产品、水果、坚果和苹果酒。就是在这里，帕尔默的艺术风格在几年间里变得强烈而“几近幻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水彩作品《马栗树的田园牧歌》中。一群羊正在一棵盛放的马栗树（Aesculus hippocastanum）下休息，或许还伴着牧羊人轻柔的笛声。马栗树长着巨大的叶子和花朵，夺目的光亮遮盖着其所庇护的羊群身上绒毛的明暗。帕尔默后来对他的学生们说，马栗树是“你们最好利用的树木之一”。
塞缪尔·帕尔默，《马栗树的田园牧歌》，约1831—1832年，水彩画和车厢面漆。
有远见的艺术家、诗人大卫·琼斯（1894—1974），把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进行艺术创作。这一手法曾被拿来与威廉·布莱克相提并论。虽然出生在伦敦，但琼斯有威尔士血统，曾在阿伯加文尼为埃里克·吉尔工作。他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经历的影响，以树木的生命力来反衬战争中战壕里的惨状。1916年，他在对马梅茨森林的突击中受伤。他后来回忆到，在一片死寂的无人区可以听到森林中鸟儿的啼鸣。对他来说，“全世界的森林”有着伟大的力量，“来到树林时，人们总是既带来欢乐，也带来毁灭”。
1947年，他在一次精神崩溃后，在哈罗的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说：“我现在得试着画画了。我开始画窗外的树，这是治疗游戏的一部分”。他最具神秘主义的水彩画之一《额我略圣咏》，饱含着艺术家神圣的联想。根据琼斯的说法，“主要的出发点”是一首“拉丁文赞美诗，这首诗是我们在罗马礼中，作为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唱的”。诗中提到十字架是一棵树，不过《启示录22:2》中提到的生命之树同样“肯定包含在其中”。画中的古典遗迹代表“罗马世界的崩溃”，而画面中主要的三棵树是“留在髑髅地（耶稣受难之地）”的树。艺术家提到的在画面中的其他圣物包括：复活节蜡烛，一个在中间距离的德鲁伊石圈，“当然”还有“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毫无疑问全都聚集在画中——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体”。在这幅画里，神秘主义象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形象多变，以至于树木和树林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各式各样的联想削弱，甚至成了视线的阻碍。
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选自《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英]查尔斯·沃金思
摘编/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树木为什么在古典绘画中随处可见？它们藏着人类的生活轨迹
《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英]查尔斯·沃金思 著，于肖末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
树，经常被尊为上帝的化身因而被神化。在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乡村还是一些大城市的中心，都有许多供奉树的神龛。《创世记》中，知识之树就在亚当和夏娃的家——伊甸园中，其果实可以让人分辨善恶。在基督的审判中，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用来残忍地惩罚耶稣的荆棘王冠可能就是用多刺的叙利亚枣树（也称为基督刺枣，Ziziphus spina-christi）的枝条编成的。这些树在基督教圣地被认为是圣树。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许多树被认为是神圣的。这种对树、超自然物体或圣地的崇拜，令那些早期基督教的主教们十分担忧。某些类型的树尤为如此，比如古树、巨大的橡树和一些被认为神圣的树林。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时代，创造了凸显天主教地位的“新圣地地理”，例如1559年托马斯·斯特拉德林爵士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的宅邸中振奋人心的伟大发现——在一棵被大风吹倒的白蜡树中找到了代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形象。
树在北欧神话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包括人类的起源。斯诺里·斯特鲁森（1179—1241），一位富有的冰岛地主和律师，写下了这样的故事：“博尔的儿子们在海边散步，发现了两根圆木；他们捡起来木头，将之塑造成人类。第一人赐给他们气息和生命，第二人赐给他们智慧和行动能力，第三人赐给他们语言、听觉和视觉。”他还讲述了世界树的故事：“‘尤克特拉希尔’——命运之树，全宇宙的福祉都维系于它。”命运之树通常被认为是一棵白蜡树，有时也描述其“常青”，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它更可能是一棵紫杉。
老普林尼讲述了过去“树是神的庙宇”的时代，并提到即使在他的时代，“为了符合原始的仪式，简朴的乡村还是会把一棵尤其高的树尊为神”。他声称罗马人“对森林和森林中寂静的崇拜”不亚于“对金光闪闪的象牙像的崇拜”。
如今，人们推崇所谓“冠军”树，并使之成为树中的“明星”。但一些人仍旧在寂静的小树林和古老的森林中寻找慰藉。但是罗马人将不同的树种与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不同种类的树永久地奉献给诸神”，例如，“冬橡树代表朱庇特，月桂代表阿波罗，橄榄树代表弥涅尔瓦，桃金娘代表维纳斯，杨树代表赫拉克勒斯”。此外还有“西尔瓦努斯、畜牧神法翁和形形色色的女神，就像上天分配给森林的一样，让每种树都代表一位神明”。出现在一些罗马壁画中的树，以及那些出现在高墙内，并与记功柱、祭坛或神龛相关的树通常被诠释为圣树。
一座位于那不勒斯周边博斯科特雷卡塞的庄园里，有一幅壁画详细地描绘了两座罗马神殿。庄园的建造者阿格里帕娶了奥古斯都皇帝的女儿朱莉亚为妻。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这座别墅及其壁画得以保存至今：在中央的柱子和坐像后面是一棵大落叶树；柱子的右边是一棵较小的树；远处是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面有柏树和落叶树；山羊在开阔的岩石地上吃草。这几幅罗马壁画描绘了古老的树木以及旁边的柱子。这些经过修剪过的、满身节瘤树木很可能比石柱子更为古老。右边较小的神龛里有一座普里阿普斯的雕像，“与一棵树唇齿相依：唯一的树枝以精巧的角度遮住了普里阿普斯从身体躯干突出的阴茎，提醒观者雕像很可能就源自一棵树”。从实际意义上说，与神龛毗邻的树木其实为游客和前来敬拜的人提供了阴凉。尽管如此，此类树木仍然是神圣的。
阿格里帕庄园“红色房间”的壁画，约公元前10世纪，博斯科特雷卡塞。
萨尔瓦多·罗萨是18世纪最受欢迎的崇高派风景画家之一：在许多英国村舍的阴暗角落里，仍能找到其画作的复制品和版画。他那几幅描绘罗马预言家的画作都已经佚失。虽然在什罗普郡的阿廷汉姆公园里仍有一件复制品展出，但厚重的清漆、所处的阴暗角落，让人几乎无法分辨画的主人公。
幸运的是，身为画家和蚀刻师的约瑟夫·古比（约1689—1770），1724年临摹了几幅萨尔瓦多·罗萨（1615—1673）的风景画（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版了几幅），其中就包括一幅《罗马预言家》作品。画面中，主人公们站在一个铺满岩石的地方，一棵巨大的树占据了画面的左侧，树的枝干正在腐烂、折断。画面中，占卜师正在解读那些树，还有在树之间飞来飞去的鸟的行为。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特别提到罗萨给了我们一种别具一格的大自然印象，一切婉约、典雅和质朴都被弃之不顾……只有那种属于野蛮和未开化的本性的尊严……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整体：他的石头、树木、天空，甚至他的绘画手法，都具有粗犷和野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他笔下的形象生动起來。
约瑟夫·古比，《罗马预言家》，约1724年。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
从史前时代起，树木就被用来标记边界和路线。因此选择的树通常具有引人注目的形态，比如比附近常见的树更古老，或者是不同的树种或形状。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各地的许多树木也都是神龛，既为前往市场的旅行者们提供帮助，又保佑他们平安度过一生。在阿尔特多费尔（Altdorfer）的作品《有樵夫的风景画》中，一位旅行者似乎在一棵古树旁休息，古树上挂着一个小神龛，里面可能有耶稣受难像、圣徒的画像或其他基督教圣像。这棵树在某种层面来说是固定神龛的柱子；而在另一个层面，树本身就成为一种值得崇拜的东西。事实上，有人认为这棵树“是活的耶稣受难像，就连树杈都像是耶稣张开的双臂一样”。宗教改革后，在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地方，这些被视为“偶像崇拜”的神龛和带神像的树（德语称作Bildbäume）就像无数的彩色玻璃窗、汉白玉纪念碑和其他教堂设施一样，被移走或毁坏了。
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有樵夫的风景画》，约1522年，钢笔墨水和水彩。
在罗马天主教的欧洲，路边神龛仍然很常见，很多都与树有关。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1667—1749）的作品《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展示了一群成人和孩子与一位牧师在乡村神龛前做礼拜的情景。圣物由一个带尖顶的石制神龛保护着，四面是带栏杆窗口。神龛坐落在一处偏僻、高低不平、群山环绕的空地上，四周的树木被暴风雨破坏。这幅画是在1725年左右绘制的。画家刻画了神龛后面的一棵巨大的树，可以看到两个刻在树皮上的十字架。这种被刻上十字架的树在亚平宁山脉的隘口随处可见。画家克里斯托福罗·德·格拉西1603年绘制的山谷地图中，有一棵被标注为“Si Fo della Croce”的树，意思是“一棵刻有十字架的山毛榉”。“fo”在当地土语中就是“山毛榉”，成为从帕尔马前往海岸地区的“Passo de Cento Croci”（通往克罗奇之路）的标志。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当地还能找到那些扭曲得很厉害的古老的山毛榉树。
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在乡村小教堂前祈祷》，约1725年，布面油画。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应教皇西斯图斯四世的邀请，于1481年前往罗马，为新建成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壁画。这座教堂是为了庆祝重要宗教节日和举行红衣主教会议而设计的。红衣主教会议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基督的试炼》（Temptations of Christ），是祭坛右侧三幅系列壁画的中间一幅，描绘的是基督的生平，其中包括《旧约》的血祭。画面的焦点是耶路撒冷圣殿。前景是献祭的场面。
壁画右上角是基督在山顶对抗魔鬼的诱惑。这幅画中有许多橡树叶和树木的形象。魔鬼似乎就要跌落山崖，它的下方是两棵大橡树，显然被定期修剪过。画中这两棵橡树的叶片很大，以至于可以清晰地看到叶片上浅浅的裂痕。身着白衣、披着蓝色披肩的女人，扛着一捆刚砍下来的橡树枝，树枝上还带着一些橡树叶。虽然画面中也有其他的树，比如柏树，但是橡树显然最为吸睛。这很可能和提出委托的教皇姓氏有关。他的名字是“Francesco della Rovere”，意思是“橡树”（无梗花栎，Quercus petraea）。
桑德罗·波提切利，《基督的试炼》，1481年，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壁画。
提到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我们似乎不会马上联想到树。1508年至1512年间，他所创作的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虽然是人物群像，但树扮演了意义非凡的角色。波提切利为这座教堂绘制壁画的20多年后，米开朗基罗又受西斯图斯四世的侄子，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之托画了这些树。
在《洪水》中，有两棵树被认为代表《路加福音23:31》中提到的活着和死去的树，“因为如果他们在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上做这些事，那么在毫无生机的树上也应该做这些事”。但画中那棵活着的树大部分在18世纪被损坏了。那棵死去的树没有茂盛的树冠来庇护那些聚集在周围并紧紧抓住它的绝望的人。其他几幅画中都有裸露的岩石和枯死的树木，这可能与洪水前的原罪有关。这些树墩与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0节所说的话有关：“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作品《诱惑和驱逐》中，蛇爬上果树时——从叶子可以看出是一个无花果树——用果实来诱惑夏娃，而夏娃靠在一个枯死的树墩上。亚当、魔鬼和复仇天使的手臂就像树伸出的额外的树枝，将罪恶与惩罚联系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哈尔特指出，教皇的亲属马可·维格里奥·德拉·罗韦雷，很可能是米开朗基罗的神学顾问。他“形容《诱惑》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镜像，是其反面，知识之树的果实则是圣餐的生命之树果实的对立面。
米开朗基罗绘制的穹顶壁画中，最常见又最有说服力且与树相关的象征物是非常小的橡子。尤利乌斯二世的俗名是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埃，所以橡树仍然是一个有关联的参照物，就像他们在波提切利的《基督的试炼》中一样。但橡子和橡树还承载着古典文化、《圣经》所赋予的意义，还具有性的象征。橡子被普林尼视为灾荒时期的食物来源。他写道，“这时候，橡子成为许多种族的财富，即使他们享受着和平”，以及“谷物短缺时，橡子会被晒干，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在西班牙，“餐桌上的第二道菜就有橡子”。他强调了橡子对养猪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同品种的橡子对“猪的肉质”有不同的影响。维吉尔强化了橡树的象征意义：在黄金时代，橡树首先为人类提供了营养。橡子和橡树还是权力和正义的象征。普林尼指出,敬献花环的荣誉总是落在一棵生有橡子的树上，而橡子是朱庇特的圣物。赫西奥德（Hesiod）认为长满沉甸甸果实的山橡树，就像蜜蜂和毛茸茸的绵羊一样，是正义时代大地繁荣昌盛的象征。这个象征物也同样属于宙斯这位公正的给予者，他守护着人类，金色的种族。
被赋予神圣光环的树
富有的英国游客到罗马后经常会购买绘画和雕塑回去装饰他们的房子，另一些人则带回了可以改进建筑设计或花园风格的新观念。威廉·肯特（1686—1748）于1709年前往意大利，在访问比萨和佛罗伦萨之后前往罗马学习艺术，并与伯灵顿勋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20年，他回到伦敦，参与了许多大宅的装修，包括伯灵顿宫和肯辛顿宫。他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从1730年左右开始他又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园林设计师，比如特威克纳姆亚历山大·蒲柏宅邸和白金汉郡的斯陀园，还给萨里郡埃舍尔附近的克莱蒙特别墅增加了一座塔楼。
与大多数知名的园林设计师不同，他设计园林不是建立在测量勘察的基础上，而是“在纸上画出他的小树林，并将之变成现实”。这幅钢笔画其实是一幅设计稿：克莱蒙特的一座小山——或者说一个土堆——的一片小树林。年轻的针叶树尽管与阔叶树混杂在一起，但还是被精心勾勒出来。树林的两侧摆着一对神使赫尔墨斯（Herms）的雕塑。雕塑安置在两个方形的底座上。这是片圣林，被置于与世隔绝的、戏剧场景化的氛围中。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景观公园中，最典型的被赋予神圣光环的针叶树是黎巴嫩雪松。它现在仍然经常出现在以前牧师和教区长的住宅里。黎巴嫩雪松在《圣经》中的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威廉·吉尔平赞颂其“高贵”以及在《圣经》中的“受人尊敬的地位”——黎巴嫩雪松象征着耶和华的力量。
18世纪时，内米湖边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梧桐树（Platanus orientalis），被称为“圣木”，代表的是狄安娜女神的一个形象——林中女神。理查德·威尔逊（1714—1782）在1754—1756年间创作了这幅细致的黑白粉笔画，在白纸上如雕塑师般刻画出掌状的叶片，并通过微妙的阴影来表现扭曲的树皮及其凹陷和裂缝。这棵树自此成了知名的景点。20年后，威尔士画家托马斯·琼斯也来此游历，并在回忆录中记载了1777年4月30日与朋友们“一起前往内米湖写生——尤其是湖边的那棵叫作圣木的大梧桐，树干有一个大大的树洞，我觉得里面可以容纳十几个人”。他还得知，绘画大师理查德·威尔逊“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曾把树洞用作书房来作画”。艺术家保罗·桑德比收藏了威尔逊的那幅画。
在日本，许多树木都是神圣的。在歌川广重（1797—1858）的作品《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中描绘了一个著名的木香树（榎，Celtis sinensis），位于东京北部的王子町。据传说，每年除夕当地所有狐狸都会聚集在王子稻荷神社，身着盛装去参拜这棵树，所以会出现所谓“狐火”。当地人认为狐火出现的时间大有讲究：晚上出现狐火，无论傍晚还是夜间，都可以成为来年丰收或歉收的征兆。那些参拜稻荷神社的农民和商人都相信狐狸是丰饶之神稻荷的使者，与水稻的丰收密切相关。这棵树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修路而被砍伐，但后来人们又在附近种了一棵代替它的树，并且除夕的狐火庆典仍在当地举行，人们会手执狐狸的形象，排队走向神庙。
歌川广重，《王子装束榎木除夕的狐火》，1857年，木版画。
日本的一些椋树（Aphananthe aspera）也被视为神树。例如，东京市中心的御茶水车站外，就有一棵椋树幸存了下来，另一棵在大阪附近八尾市的大圣胜军寺。这棵树大约40年前就死了，但作为神龛得以保存，里面有一座雕像。这棵树背后的故事被画成歌川国芳（1797—1861）一幅木刻作品的题材，讲述了圣德太子的故事。画面的右上方的文字说明提道圣德太子躲在“椋树的褶皱里得以脱险”。
作为天皇的儿子，圣德太子生活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以宣扬佛教、反对日本神道教而闻名。太子16岁时与物部守屋打了一仗。后者支持日本的神道教，在河内国（现在的大阪）建造了一座大城堡，手下还有20万骑兵。圣德太子当时只有250名骑兵，于是战败后就消失在那棵树前。在木刻中，树干上隐约看得见圣德太子的身影，而物部守屋的马扬起前蹄，好像在惊讶于王子的消失。传说中，椋树裂开，圣德太子才能够在树里藏身从而免于一死。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圣德太子在树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寺庙。
教堂和寺庙的柱子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想象中，教堂和寺庙的柱子都会让人联想到成排的树木。数以百计的中世纪教堂都雕刻了树叶和有叶子的柱头，寓意生命之树和耶西的杖。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设计的圣家堂（Sagrada Familia），大殿中的柱子为参观者呈现出一片森林。在教堂建筑内生长的树木通常会让人联想到遗迹，例如，透纳1794年创作的作品，表现了怀河谷内的廷顿修道院。修道院的柱子和拱门上的常春藤，修道院耳堂的残垣断壁间的灌木和小树赋予整座修道院独特的美感。
画面远处那些彬彬有礼的访客，打扰了一直在把树叶扫进前面倾斜的独轮手推车的园丁。上游几英里处有一个叫怀河畔的罗斯的小镇，那里大多数人的生计都与怀河有关：他们用船只载着游客沿怀河顺流而下，欣赏两岸如画的风景，如科威尔岩石山的峭壁和悬木，位于古德里奇和切普斯托的两座城堡，还有草木葱郁的廷顿修道院。在罗斯，一些榆树因为生长在镇上的教堂里而闻名。律师约翰·凯尔（1637—1724）因其善举而闻名，曾被当地人视为“罗斯的英雄”。他为当地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为小镇建造供水管道，还在教堂附近布置了一个可以欣赏怀河美景的花园，并将之捐赠给小镇。他在教堂墓地里种了一批榆树，其中几棵活到了1974年，直到一场榆树病和一场风暴将它们全部摧毁。
罗斯教堂中生长的榆树，约1930年，明信片。
相传，“几年前，一个不虔诚的教区牧师砍掉了一些生长在教堂墓地里约翰·凯尔所钟爱的榆树”。“好像决心要表达对种植者的爱意似的，一些树根吐出了嫩芽，嫩芽穿透教堂的墙壁，在他曾经坐过的座位上长出来”。当地人“似乎把这些树视为某种神迹”。这些树经过修剪，没有长到屋顶那么高，但在19世纪下半叶就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枯死的树干被保留了下来，布满了爬山虎。但它们最终还是败给了木蛀虫，于是取而代之的是铁制的支撑物，现在还可以看到。
现存最完整的16世纪彩色玻璃镶嵌画可以在特鲁瓦（Troyes）找到。例如，在圣马德琳教堂有一幅表现耶稣世系精美的彩色玻璃作品。圣旁塔莱翁教堂的窗户描绘了大约1530年的一个关于制造十字架的木头的故事。画面中有一个天使交给亚当之子塞特一根树枝，而塞特把这根树枝插在其父的坟墓上。在英国，玻璃彩绘在宗教改革的那几个世纪里被破坏殆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世纪教堂被重建时，彩色玻璃的制作有了一个巨大的复兴。赫里福德郡帕特利（Putley）小教区的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建筑师托马斯·布拉希尔在19世纪70年代为约翰·赖利重建。此人在约克郡依靠纺织业发了大财，还在自己的庄园里种植了许多异国情调的树木。新制作的彩绘玻璃窗中有一幅是由伦敦摄政街的约翰·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贝尔设计的。这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一棵古老的橡树，有着不同色调的绿色树叶和金色的橡子。
悲情而忧郁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来自一个温和的新教家庭，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长大。此地当时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从哥本哈根艺术学校毕业（1794—1798）后，他定居在德累斯顿。那里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格奥尔格·冯·哈登贝格，也就是诺瓦利斯，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浪漫化。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重新找到最初的意义”，并且日常的每个瞬间都可以通过赋予其“神秘的外表”来取得“更高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中，树木都是至关重要的元素。他还画过许多速写，其中包括1807年4月28日创作的一幅关于冷杉树枝的精美习作。他的两幅描绘德累斯顿周围欧石南丛生的荒野的风景画——《雪中的树木和灌木》和《雪中的冷杉》，展现了他捕捉落叶树和欧洲云杉树枝上积雪的技巧。《雪中的石墓室》则描绘的是三棵古老的橡树围绕着雪中的史前石墓室。大部分较大的树枝似乎都被剪掉了，树干上残枝的断口因为覆盖着雪而更加清晰。树木和石墓室都诉说着神秘的过去，同时两者也都展现了人类的影响——无论是建造墓穴的拱顶，还是修剪树木。
作品《橡树林中的修道院》，画面中央是一个废弃破败的修道院，周围有许多墓碑和倒下的十字架，前景是一队修士抬着一口棺材走向一个还未封土的墓穴。当这幅画第一次展出时，墓穴被解释为艺术家自己的坟墓，也有人将之与弗里德里希哥哥的去世相联系：在一次滑冰事故中，这位艺术家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在冰下溺亡。修道院位于画面中央，窗户仍保留着哥特式的窗饰，周围是8棵古老橡树的剪影。这是一派冬日的景色，树枝的细节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许多树已经被折断或砍断，但幸存者春天一到依旧会枝繁叶茂。因此有人推测，画家认为那些埋葬在墓地里的人会在耶稣再降临时复活，就像橡树一样。
弗里德里希最直白的宗教题材绘画作品是《冬季教堂的风景》。一个跛脚的流浪者走近路边的十字路碑时，把拐杖扔在一边，倚着一块石头，在受难的基督面前祈祷。十字架被置于一小片云杉间。云杉保护着十字架，并为礼拜十字架和那棵最高大的云杉的旅行者遮风挡雨。画面的左侧是一座教堂，坐落在雾蒙蒙的幽暗中。但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从其轮廓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哥特式教堂，教堂的尖顶既模仿云杉的对称，又与之形成对比。这位艺术家就是一个例证，符合艺术史学家约瑟夫·里奥·柯尔纳所指出、诺瓦利斯所认为的：“对宗教的头脑来说，任何物体都可以是一座寺庙，就像古代的预言家们所希望的那样。”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冬季教堂的风景》，1811年，布面油画。
伦敦出生的画家塞缪尔·帕尔默（1805—1881）自称被艺术家约翰·林内尔“从现代艺术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林内尔说服他学习古典雕塑、丢勒和米开朗基罗，并把他介绍给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他加入了一群自称“古人”的艺术家，并推崇丢勒这样的北欧艺术家。对帕尔默来说，“过去属于诗人，现在属于猪”。从1825年到1835年，他在肯特郡的肖勒姆与他人共住一间小屋。在那里，他一边创作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一边品尝当地的农产品、水果、坚果和苹果酒。就是在这里，帕尔默的艺术风格在几年间里变得强烈而“几近幻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水彩作品《马栗树的田园牧歌》中。一群羊正在一棵盛放的马栗树（Aesculus hippocastanum）下休息，或许还伴着牧羊人轻柔的笛声。马栗树长着巨大的叶子和花朵，夺目的光亮遮盖着其所庇护的羊群身上绒毛的明暗。帕尔默后来对他的学生们说，马栗树是“你们最好利用的树木之一”。
塞缪尔·帕尔默，《马栗树的田园牧歌》，约1831—1832年，水彩画和车厢面漆。
有远见的艺术家、诗人大卫·琼斯（1894—1974），把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进行艺术创作。这一手法曾被拿来与威廉·布莱克相提并论。虽然出生在伦敦，但琼斯有威尔士血统，曾在阿伯加文尼为埃里克·吉尔工作。他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经历的影响，以树木的生命力来反衬战争中战壕里的惨状。1916年，他在对马梅茨森林的突击中受伤。他后来回忆到，在一片死寂的无人区可以听到森林中鸟儿的啼鸣。对他来说，“全世界的森林”有着伟大的力量，“来到树林时，人们总是既带来欢乐，也带来毁灭”。
1947年，他在一次精神崩溃后，在哈罗的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说：“我现在得试着画画了。我开始画窗外的树，这是治疗游戏的一部分”。他最具神秘主义的水彩画之一《额我略圣咏》，饱含着艺术家神圣的联想。根据琼斯的说法，“主要的出发点”是一首“拉丁文赞美诗，这首诗是我们在罗马礼中，作为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唱的”。诗中提到十字架是一棵树，不过《启示录22:2》中提到的生命之树同样“肯定包含在其中”。画中的古典遗迹代表“罗马世界的崩溃”，而画面中主要的三棵树是“留在髑髅地（耶稣受难之地）”的树。艺术家提到的在画面中的其他圣物包括：复活节蜡烛，一个在中间距离的德鲁伊石圈，“当然”还有“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毫无疑问全都聚集在画中——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体”。在这幅画里，神秘主义象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形象多变，以至于树木和树林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各式各样的联想削弱，甚至成了视线的阻碍。
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选自《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英]查尔斯·沃金思
摘编/何安安
编辑/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