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超隋唐演义(王伯超)

吕江涛《界牌关》小罗通盘肠大战王伯超

吕江涛，生于1995年，陕西西安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优秀青年演员。2010年考入陕西艺术职业学院开始学艺，2013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第十期演员训练班坐科，主工文武小生，曾得到樊琦、贺林、李小青、武永安、王航、史挺等前辈和老师的精心教诲和指点。2023年拜秦腔名家李小锋为师，恩师亲授《周仁回府·悔路》《白逼宫》《花亭相会》等经典剧目。

吕江涛扮相俊朗，文武兼备，基本功扎实，不断积极进取、苦练技艺的同时，先后在青春版碗碗腔《红色娘子军》、青春版秦腔《杨门女将》《西游记之唐僧收四徒》《五女拜寿》《清风亭》以及《神亭岭》《界牌关》《白逼宫》《周仁回府·悔路》《花亭相会》等剧目中塑造了洪常青、张彪、小白龙、邹士龙、张继宝、太史慈、罗通、汉献帝、周仁、高文举等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舞台艺术形象。曾获陕西戏曲“广播新人秀”优秀演唱奖，在2020年陕西省戏曲行当暨武戏展演、2023年全省戏曲行当展演暨濒危剧种专场演出活动中，吕江涛凭借恩师樊琦亲授的《界牌关》和《神亭岭》获得业内外一致好评。

慧眼识宝？法力高强？胡僧胡姬胡商胡奴，那些唐朝的胡人印象

天下长安，万国来朝。唐代的长安，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吸引着周边各国的目光。在长安城的街道上，你能够看到来自东西南北陆地海上的各个国家的人。而其中也不乏高鼻深目，浓眉大眼的，长得很像现在新疆人的，他们往往就是西域的胡人。

“西域”这个概念，从汉朝就有。汉武帝当时就派遣张骞去疏通西域嘛。“西域”这个词到了唐代，一般指的就是葱岭以西直至波斯的中亚地区。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经常称呼西域为“胡”，所以就有了胡人这个说法。王国维认为：“是其所谓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

那么，如果对一个唐代长安人提起胡人这个词，他会想到什么呢？胡僧、胡商、胡姬、胡奴，这几样基本上就概括了一个唐代长安人对胡人的全部印象。今天的话题，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聊聊唐代人的那些胡人印象。

说到胡僧的这个僧，我们往往以为是指佛教的僧侣，这在大多数场合基本是没毛病的。可是在唐代，僧这个词的含义还要更加广泛。

唐代总体宗教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来自各地的很多不同的宗教都在长安城扎根下来。比如前面章节曾经提到的“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都在长安的包容态度之下，生存的很好。正是由于长安城的宗教更加多元化，所以僧这个词也就有了更多的含义。一般来讲，唐代人往往会把从西域而来的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教派的修行者统统称作胡僧。

比如唐代密宗佛教，简称唐密，的创始人，也就是被称作“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都是胡人。他们就是以胡僧的身份来到大唐传法的。再比如说景教的传教士伊斯（也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跑窟那位）也是以胡僧的身份来的。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伊斯

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当时的很多唐朝人认为，这些胡僧能够翻山越岭，从遥远的西域来到大唐，必然有了不起的过人之处。所以在唐朝人的想象中，他们往往身怀密法，法力高强，时不时总是憋着要跟人比试一下。

因此，胡僧在唐代很多文学作品中就被塑造成法力高强，四处找人斗法的愣头青角色。当然，在唐代文学作品中，胡僧法力再高，也不能高过咱们本土的法师，斗法最终结局都是胡僧失败。就好像金庸小说里的金轮法王似的，逮谁跟谁比，比也比不赢。

比如《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这么个故事，说有一位胡僧施法念咒，使得海水日益减少。他打算在海水枯竭的时候，夺取海中的宝物。海龙王没办法，就向道士叶法善求救，叶法善就跟这位胡僧斗法，最后胡僧斗败羞愧自杀。

除了斗法之外，唐代人对于胡僧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炼丹。比如唐宪宗时有位大臣劝诫宪宗不要迷信长生不老，说：“（唐太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由此看来，唐太宗应该让胡僧给他制作过长生药，不过刚吃完就暴病身亡这也太尴尬了，这肯定是假冒伪劣产品了。

大家对胡僧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幻术。早期胡僧来到长安，为了传播教义，总是要弄出一些怪力乱神的动静，这样才能让人相信。所以，有些胡僧就会弄一些类似魔术的东西，来吸引信众，这些魔术在唐代被称作幻术。

比如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么个故事，说有一位天竺僧人叫难陀懂得幻术，可以将三支竹杖变成尼姑，让她们给自己跳舞助兴。这大概属于那种“大变活人”的魔术了。话说这僧人的审美还是脱离不了宗教界啊，除了尼姑就不能变点别的嘛，实在缺乏想象力可以去平康坊看看嘛。

再比如唐传奇《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里面就提到这位勒那漫提就是一位天竺僧人，有一次他跟别人打赌，推算树木结的果子有没有核，算出来特别准。这也属于那种“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的表演了。

到了后来，胡僧在大唐越传越神，甚至连什么求雨这事都让他们干了。《太平广记》中还记了这么个事，说洛阳圣善寺有一位胡僧叫无畏。当年唐玄宗来到东都洛阳的时候，正值大旱，于是就然他求雨。无畏拿出一钵水，用小刀开始搅和，嘴里念了点咒语，结果就有一条龙在水面上升起来。不久就乌云遮天，狂风大作，大雨倾盆。你看，这哪是胡僧啊，简直就是天气预报员啊。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很多胡僧来到大唐，本来也就是为了传教而来，为了传教的目的，可能会翻译经文，开宗立派，这本来都是正当的传教行为。可是由于唐代人对这些胡僧的固有观念，导致这些胡僧身上无端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导致胡僧逐渐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法力高强”的异域奇人的形象了。

不过，有些胡僧也发现这种误会反而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对胡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反过来对他们的传教工作也有帮助。所以很多胡僧基本是默许了这种误会，有时候甚至还要添油加醋的发挥一下，这更让胡僧的形象板上钉钉了。

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航路的发达使得中外贸易交流日益扩大。公元7~9世纪的长安，万国来朝，商贾云集。其中经由西域来到长安的胡商，就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主要角色。随着胡商的社会影响力逐渐扩大，胡商也成为了长安的记忆留存。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曾经讲过长安城是以坊市制作为建设原则的，而其中的市指的就是东西二市，由于西市周边人口比东市多，再加上胡商往往是由西域而来，货物卸在西市比东市更方便，距离更近，所以，西市就成为了胡商活动的主要区域。

胡商从事的行业那可就多种多样了，毕竟他们从西域来的，那西域的什么美食、美酒、宝贝，可以用来贸易的东西多了。比如有酒店、珠宝店、钱庄、饭馆、杂货店等等。很多胡商开的酒店，都请了胡姬当垆卖酒，让人不但沉醉于美酒，也沉醉于美人。

除了胡姬的美貌和美酒的甘醇之外，其实胡商身上有两个最大的标签，一个是“慧眼识宝”，另一个是“砍价大师”。

在唐传奇中，胡商往往是以珠宝贸易的角色而出现的。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西域就盛产宝石的缘故，什么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和田玉之类的宝石都是产自西域地区。而另一方面，西域的胡商来长安做生意，需要经过地理上遥远的距离，翻山越岭才能到达长安，所以只有易于携带但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才能够带来足够高的利润回报。

要做珠宝生意，首先就要有鉴别珠宝的独到眼光。这样一来，做宝石贸易的胡商就往往被认为有着认识宝物的慧眼了。

比如《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唐睿宗曾施舍给大安国寺一个宝珠，但是寺里的僧人不觉得贵，后来就想把这宝珠在西市卖了，结果没人买，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普通石头。后来有个胡商来西市进货，一见这个宝珠马上大喜，直接下单，四千万贯买了这宝珠了。

僧人就奇怪了，难道胡商能够发现这个宝珠的宝贵之处？胡商告诉他：“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行军打仗带着这个就不愁没水了。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这种胡商识宝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首先是一些唐人不认为是宝贝的普通东西，胡商认出来是宝贝了然后买了。买了以后再说出这东西的用处。主要就是靠渲染唐人的不识宝物以及胡人的独到眼光。其实，这也反映了写故事的人对于大唐文化的自豪感。在作者的想象中，大唐文化影响广播天下，连远在西域的胡人也对这些文化耳熟能详，甚至比我们自己人还要更加熟悉。这也算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吧。

还有一个标签就是“砍价大师”，不过这个称号是带引号的。一般人砍价都是从上往下砍，胡商却是从下往上砍。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嫌对方报价报的太低，委屈了这件宝物。而且胡商还往往会把这东西为什么值钱的原因告诉对方，这样做生意，确实是比较讲诚信的。

比如《太平广记》里另一个故事里，就有这样的胡商。说有一个人叫魏生，因缘际会进入了一个胡商的赏宝会。魏生随便从地上捡了一个东西揣在怀里。结果到他了他只好把捡的这个石头拿出来。结果一看这个石头，所有胡商都起立，把他让到最上首的位子，给他施礼。

原来，魏生的宝物是胡商所在国家的镇国之宝。胡商求魏生把这块石头卖给他，魏生大着胆子出价百万，结果被胡商们唾弃了：“你咋这样呢？你出这么低的价不是侮辱我国的宝贝吗？”（何故辱我此宝？）最后魏生没办法，只好加价到千万，胡商们满意的付钱买走了。

出价百万还嫌便宜，非得出价千万才乐呵呵的买下，胡商这种砍价方式，真是世所罕见了。

如果你在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来到西市，那你很可能会遇到在酒肆之外当垆卖酒的一些女子，她们往往容貌艳丽，开朗大方，长相与中土大不相同，她们往往会热情的邀请你到酒肆中来一壶正宗的三勒浆，或者是刚刚到货的西域葡萄酒。在酒酣耳热之际，她们还会在你身边翩翩起舞，柔软的腰肢摆动如杨柳，旋转的裙摆飘起如流风。在甘醇的美酒和动人的舞姿面前，欢乐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这些对你翩翩起舞的美人，就是唐代诗人欣赏、难忘，还要在诗里传扬千百遍的胡姬。

李白有一首《少年行》，里面是这么写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即使在大唐第一大V的眼中，要是没去过胡姬酒肆，那就相当于没有年少轻狂过。

唐诗中所书写的胡姬，往往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美丽，热情，能歌善舞，乐观开朗，坦率大方，相比汉人女子的扭扭捏捏，似乎多了一丝豪放洒脱的气息。在唐代诗人的诗中，似乎这些胡姬并不是什么陪酒跳舞的女子，而是一些身怀绝技的艺术家，而诗人的眼光中，也因此少了居高临下的亵玩而多了一丝对艺术的尊重。

其实，胡姬的身份并没有诗里描写的那么高，反而是相当低贱的。胡姬来到大唐的情形大致有三种，第一是作为进献给大唐的贡品（这种情况一般是乐伎比较多），第二是由于战乱被迫移民到大唐的胡人女性，这种女子往往跟普通家庭妇女一样。第三种，就是被丝绸之路上的商贩贩卖到长安城的胡人女奴。在西市为大家歌舞献艺的往往就是最后一种。

在唐朝人的印象中，胡姬的身上主要是有两个标签，一个是“胡旋舞”，一个是“带货”。

唐诗中的舞蹈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叫“健舞”，另一种叫“软舞”。所谓健舞指的就是节奏比较明快，动作幅度比较大的舞蹈；软舞嘛自然就是节奏比较舒缓，动作比较柔美的舞蹈了。胡旋舞就是健舞的一种。

《通典》中曾经记载：“康国乐二人，……洋祅锦袖，绿绞浑档挎，赤皮靴，白持，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从中可以看出胡旋舞的服饰和动作特点，“急转如风”这四个字，就说明胡旋舞主要是以急速的旋转得名的，此外，胡旋舞还有着动作轻盈，节奏鲜明的特点，给人一种欢快的气氛。

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胡旋女》写的就是跳胡旋舞的胡姬，诗里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急，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阻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在这首诗里，白居易将胡旋舞女的身姿描写的淋漓尽致，胡旋舞女在鼓乐声中翩翩起舞，飘摇似流风回雪，柔美如风中蓬草，飞奔的车轮比不上她的旋转，急速的旋风对此都望尘莫及。

《新唐书·西域传》曾记载：“开元初，（康国）贡……胡旋女子。”这个康国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昭武九姓之一。根据这个记载，胡旋舞传入大唐应该是在唐玄宗开元初年，其流行的时间也确实是在开元天宝时期。随着能歌善舞的胡姬来到长安，胡旋舞就开始在酒肆宴席中频频出现，其迥异中原舞蹈的异域风情，以及其热情奔放的艺术表现，迅速征服了大唐人，从此开始大范围流行开来。

另一个标签“带货”，其实主要带的货还是西域酿造的美酒。在唐代中原人一般是喝粮食酒，而胡人则不然。胡人大量饮用的是以果酒为主。比如说波斯国的三勒浆、高昌国的葡萄酒、扶南国的石榴酒、诃陵国的椰子花酒、以及林邑国的槟榔酒等等，都是用水果酿制的酒。

而当时想要喝到这些美酒，往往要到西市胡商开的酒肆中去，这些酒肆中往往就有着“带货”的胡姬，当垆卖酒。李白曾经在诗中这样描写胡姬：“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很多客人因为胡姬的美貌而愿意进店多喝两杯。

在胡商的酒肆中，胡姬往往会使劲浑身解数来让客人消费，或是跳着胡旋舞，或是唱着西域的歌曲，或是陪着客人饮酒，或是给客人劝酒。《坚瓠集》中就提到，这些胡姬：“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劝客，所得钱物，率归胡妇。”看来这带货也不好干啊。

其实，这些承担“带货”任务的胡姬，作为酒肆的服务员给人陪酒，为人歌舞，供人调笑，毫无尊严的生活背后，也是为了生存奔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举头望月，听到故乡的笛声，也难免不会泛起思乡之情。李贺有一首诗说：“鬈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胡姬无奈离家万里，以歌舞谋生，供人调笑，美艳容貌的背后，想来也是可怜人吧。

除了上面提到的胡僧、胡商和胡姬之外，还有一种胡奴在唐朝人生活中也经常见到，在文献中也多有记载。所谓胡奴，就是指胡人的奴隶。唐朝时候很多西域国家都会往中国贩卖奴隶，有时候往中国进贡的时候，也会把奴隶也作为进贡的贡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昆仑奴了。唐代很王公贵族都以能够有一个昆仑奴为荣，并且将昆仑奴作为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

昆仑奴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其实，这个昆仑的含义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认为，昆仑奴之所以叫昆仑奴，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来自昆仑国。那这个昆仑国在哪里呢？根据《旧唐书》记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号为昆仑”，这里的林邑指的大概是现在越南一带，所以这里的昆仑应该是指的东南亚一带。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葛老就是昆仑奴

再比如唐代慧琳和尚所编著的《一切经音义》中这样记载昆仑奴：“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行，能驯服猛兽犀象等。”这就说明昆仑奴是南海洲岛，也就是东南亚人。

昆仑奴外形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首先就是“卷发黑身”。唐代诗人张籍在《昆仑儿》中曾写到：“昆仑家住海州中，蛮客将来汉地游，……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这里的“肌肤黑如漆”就说明昆仑奴的皮肤往往比较黑，而且头发往往是卷发。

除了外形特征比较明显，昆仑奴的衣着也是比较显眼的。根据唐代出土的黑人俑和黑人题材的壁画来看，昆仑奴往往是上身赤裸，斜披布带，穿着短裤。这在唐代人眼中，基本上跟没怎么穿衣服差不多。所以很多唐代文献记载昆仑奴“裸身”就是这个原因。

昆仑奴的另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水性很好。昆仑奴出身东南亚岛国，在惊涛骇浪中练就了一身好水性。而在进入大唐以后，他们也往往会被以表演水性作为主人的助兴节目。比如唐人所著的《甘泽谣》一书中就记载了这么个故事：说有位叫做陶岘的人，有一个昆仑奴名叫摩诃，摩诃水性好，“善泅水而勇捷”。每次遇到山水好的地方，陶岘就把自己的玉环和古剑扔到河里，让摩诃跳下去给他取回来，以此作乐。

有一次，陶岘来到西塞山前，看见江水发黑不流动，知道下面肯定有怪物。但是他依然把玉环古剑扔了下去，让摩诃去取。摩诃下水一会上来告诉他：“河水里有一条龙，我不能上去取玉环宝剑。”陶岘很任性，表示必须要取回来。逼得摩诃实在没办法“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眼睛都瞪出血来了，大喊一声跳了下去，半天没上来。过了很久，摩诃碎裂的尸体浮上了水面。从此陶岘再也不出来旅游了。

我们现在理解，这个河里很可能有鳄鱼之类的东西。故事中的陶岘为了自己取乐，就随便丢了一条昆仑奴的人命下去，在他心中，昆仑奴摩诃的价值还不如玉环和古剑高。由此可见昆仑奴的地位是何等低微。

在唐朝的王公贵族心目中，昆仑奴作为奴隶，只不过是家里的一件私有物品，从未把他们当做一个生命来平等对待。在唐代人的心目中，买卖这些非我族类的奴隶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良心谴责。由于昆仑奴所具有的独特外形特征所带来的新奇性，导致很多高官权贵不仅家里养昆仑奴，而且死后还要将昆仑奴的陶俑放在墓中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