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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多强
进入正文之前，先给大家看一张表格。
通过这张表，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校名中带有“深圳”字样的大学的投档分（也就是“最低录取分”）都高得离谱。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物理类投档分，居然比中山大学高出24分。要知道，“哈工深”只不过是哈工大的分校，而中山大学可是公认的“华南第一学府”。
“四非院校”（非985、非211、非双一流）深圳大学的物理类投档分，居然超过了211名校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
2017年才成立的深圳技术大学的物理类投档分，居然赶超了百年名校华南农业大学。
最奇葩的是，刚刚才完成“专升本”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居然吊打了9所“广字头”的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警官学院、广东医科大学、广药科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广州大学）。
也就是说，“深圳”两个字，已经成了学生和家长心中的金字招牌。只要你是深圳的大学，不管你的历史有多短、面积有多大、实力有多弱、师资有多差，都可以招到优秀生源。
放眼全国，除了深圳，也只有北京和上海的高校可以获得如此高的地域溢价。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部分人读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高薪工作。哪里人多钱多机会多，就往哪里去。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经济竞争力，确实远高于其他城市，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城市。
北上深到底有多牛？
早在2017年，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就提出了“环北京城市圈”“环上海城市圈”和“环深圳城市圈”的说法。他还特意强调，香港和广州都是“环深圳城市群”的成员。
当时很多人写文章批评巴曙松，说他把深圳拔得太高了。但现在来看，深圳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明显。
就拿GDP来说，去年深圳是32387.68亿元，广州是28839亿元，香港是24280亿元（28270亿港元）。
再来看看“胡润百富榜”，居住在深圳的富豪数高达130名，比上海都多，更是碾压香港和广州。
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多富豪？因为深圳是创新创业的沃土，全市共有商事主体393.8万户，粗算下来，每5个深圳人，就有1个“老板”。
截至目前，总部在深圳的A股上市公司已经超过了400家，总市值高达8.65万亿元，仅次于北京（21.38万亿元，包含了几十家央企），比上海（7.56万亿元）还要高，是广州的4倍。
总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为什么能培育这么多上市公司？
首先，我们不能否定中央对深圳的偏爱。早在1990年，深圳就有了证券交易所，深交所的开业时间甚至比上交所还要早18天。当大部分中国人都还不知道什么是股票的时候，深圳企业家已经学会了借壳上市。
其次，深圳政府对民企、国企和外企一视同仁，塑造了很好的营商环境，“企业没有事，政府不插手；企业有好事，政府不伸手；企业有难事，政府不放手”。
原深圳市长李子彬，曾帮华为摆平了很多大麻烦，是任正非眼中的“大恩人”。但是在李子彬退居二线之前，任正非从未到过李子彬家串门，从未送过李子彬任何礼物。
最重要的是，年纪轻轻的深圳没有历史包袱，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商业生态是非常透明的、开放的、公平的。
众所周知，安徽人打工首选江浙沪，甚至把南京变成了“徽京”。可很少有人知道，安徽籍三大顶级企业家（比亚迪王传福、正威集团王文银、迈瑞医疗李西廷）都是在深圳发家致富的。
富豪越多的城市，精英中产也就越多。我上智联招聘搜了一下各城市高薪岗位（月薪5万以上）的数量，然后发现差距蛮大的，北京、上海和深圳都有上千个，广州有800多个，杭州和成都各有600多个，其他城市都不超过500个。
可以说，不管你做哪一行哪一业，想要获得最高薪酬，就必须奔向“北上深”。
“北上深”的海量资本和高密度人才，不仅会把城市GDP拉高，还能带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年北京企业和居民共获得了477790项有效发明专利，深圳获得了243831项，上海获得了201950项，其他城市都没超过20万项。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年中国申请人通过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超过7万件，其中深圳市1.59万件, 北京11463件，上海5591件，其他城市都不超过4000件。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2万家，其中北京831家，深圳752家，上海713家，其他城市都少于500家。
别以为 “北上深”只有理科强，其实这三座城市的文科也搞得很好。根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编制的2021年中国城市文化创意指数研究及排序》，北京、上海、深圳的综合指数都在58以上，名列三甲。
可以说，但凡是跟钱财有关的指标，“北上深”几乎都是前三名。更重要的是，“北上深”的单位和居民，还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可以将优质资源带给其他城市。
北上深的辐射能力到底有多强？
“北上深”的辐射能力，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
那些总部在“北上深”的大企业，如果想要做大做强，必然会去其他城市开办分公司或兴建分销渠道。熟悉中国地方招商引资的朋友都知道，招商部门的干部最喜欢跑的城市，就是“北上深”。
就在半个月前，新疆喀什地区招商局还在深圳搞了一场招商推介会。你知道这两座城市相隔多远吗？五千公里。这就是深圳的魅力。
比起这些官方活动，民间的考察学习活动更多更频繁。深圳的华为、腾讯、比亚迪，上海的宝钢、上汽、中芯国际，北京的百度、小米、京东，在中国商界都享有超高的声誉，每天都要接待无数个参观团。
“北上深”顶级企业生产的软硬件产品，已经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住万科小区，开比亚迪汽车，用华为手机，刷微信朋友圈，买平安保险……一个典型中产的生活，离不开深圳品牌。
另外，“北上深”的模范企业家，还是全国各地小老板的偶像。在中国商界，你可以不看《经济学原理》，但你必须看几本关于华为的书籍，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任正非。在互联网圈，你可以不学任何编程语言，但你必须理解马化腾的产品哲学，才能做好一个产品经理；在地产圈，你可以不懂土木工程的基本知识，但你必须时刻盯着万科郁亮的动向，因为那才是行业风向标。
所以，“北上深”带给中小城市的东西，不仅有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还有生产标准、管理经验、营销方法、财务制度等无形资产。
“北上深”的渗透力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上，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北京和上海就不用多说了，那是两大文化中心，集合了全中国最优秀的文艺人士，可以批量生产一流的文艺作品。
一向被人误解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其实也是文化名城、创意高地。中国最大的油画生产、交易基地，就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村。中国观看人次最多的动画片《熊出没》，就出自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中国两大主题公园运营商——华强方特集团和华侨城集团，均来自深圳。
所以说，“北上深”才是中国从北到南的三颗心脏。
以广杭为代表的强盛之市
三超之外，中国还有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强市，比如说广州、杭州、苏州、成都、重庆、武汉、南京、天津、青岛、西安。这些城市都是经济、人口、金融、科技大市，在某些细分领域超越了“北上深”，历史地位甚至在“北上深”之上。
广州自不必说，曾经是排在深圳面前的一线城市，虽然最近十年的发展速度比较慢，但综合实力依然能排进前四。连续举办了134届的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
杭州，是新一线城市的领头羊。最大的亮点是民营经济发达，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杭州企业占了42席位，竟然比“北上深”还要多。杭州的新兴产业非常发达，是有名的“电商之都”“直播之都”。
苏州，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在赛迪顾问（隶属于工信部）发布的2023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榜单中，苏州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
成都和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双子星。成都常住人口排名全国第四，轨道交通里程数全国第四，城市商业魅力位居前四。重庆更不得了，可以用“高大全”来形容，“高”指的是行政地位，“大”指的是城市面积和经济规模（2022年GDP超越广州），“全”指的是工业门类。
武汉和南京，是长江中下游的两大核心，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211名校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武汉的重工业基础很强大，新经济发展得也挺好，享有“中国光谷”“中国车谷”“互联网第二总部”等美称。南京是闷声发大财的典型案例，人均GDP位居省会城市首位。
天津、青岛和西安，是北方地区（不算首都北京）的三朵金花。天津的行政地位高，地理位置好，家底非常雄厚，实力不容小觑。青岛的制造业很雄厚，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大品牌。西安最近十几年发展非常快，不但激活了历史文化，还把高新产业带了起来，新能源汽车和芯片半导体搞得有声有色。
……
当然了，能够列为经济强市、发展引擎的城市，肯定不只这十个，但篇幅有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排位座次在不断发生变化，谁也别想躺赢。改革开放以前，谁能想到南海小渔村能以如此快的速度逆袭上位，谁能想到“共和国长子”竟然变成了衰败的代名词，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津门”竟然会跌出前十。
一座城市的命运，既要考虑市长和市民的努力，更要看历史的进程。
/// END /// No.5525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江右三郎参考文献:1、《我在深圳当市长》，李子彬，中信出版集团2、《胡润百富榜2023》，胡润开白名单 duanyu_H｜图片 视觉中国64岁港星李子雄定居河北小县城！娶小23岁内地女星，女方身材姣好
李子雄的现状7月5日，有网友发现知名香港男星李子雄，带着自己的小23岁娇妻，外出露营。
两夫妻的年龄虽然相差甚大，可是感情却恩爱得紧。
如今，他们定居在河北小县城，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有空的时候，李子雄会带着娇妻外出玩耍。
甚至还可能去野外游泳（野外游泳有危险，请勿模仿）。
两口子可谓过得相当浪漫。
从李子雄娇妻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比李子雄足足小了23岁的内地女星娇妻，不仅长相甜美，而且身材非常姣好。
回眸一笑百媚生，叫不少网友都动容。
而李子雄则如此大方地与大家分享他娇妻的日常，可见李子雄的内心，也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
的确，拥有如此漂亮的娇妻，如果不与大伙一同分享生活的日常，未免太过可惜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资料显示，李子雄的小23岁娇妻，是内地人，出生于1982年的北京，是军艺毕业的本科大学生。
代表作品不算多，也只有《小岛情深》等等，在圈内算得上是一个小透明女星了，排名大概在十八线左右。
2010年，28岁的王雅琦遇到了51岁的李子雄，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登记结婚了。
婚后，李子雄与对方生下了一个孩子，两夫妻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舒适。
时间一晃，李子雄与女方已经结婚13年，孩子都已经5岁了。
其实好像李子雄这样的港星，前往内地定居，又在内地娶了娇妻的香港人，并不是少数。
这样的情况，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些有钱香港人的常态。
特别是在内地的珠海、中山、东莞一带，存在不少香港人的第二个家，家中有年轻的娇妻和孩子。
日子快乐无边。
李子雄的经历资料显示，李子雄出生于1959年的香港，是无线培养出来的艺人。
年轻时候的李子雄长得的确是帅气无比，不少内地的观众，都看过李子雄参演的电影。
而且对李子雄的形象，印象深刻。
李子雄的代表作品有《赌侠1999》等等，在香港也算是非常知名的男星了。
而且这一些年来，李子雄一直在坚持工作，一直在坚持拍戏，个人作品也有很多。
只是没想到，如今64岁的李子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不但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帅气。
脸上的皱纹也非常明显，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看来，岁月在李子雄的身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
让李子雄这一个人，变得更加风尘仆仆。
最后的话如今，李子雄一家人定居在内地，生活过得不算很富裕，他们在内地并没有房子，而是租房子住。
而小23岁娇妻对此也不嫌弃，愿意与他同甘共苦，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妻子。
希望李子雄与娇妻能够一直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生活不需要太有钱，只要幸福就可以了。
对于李子雄的境况，你怎么看？
港星李子雄农村赶集接地气！娶回族第一美定居内地，儿子似混血
饿了吗？戳右边关注我们，每天给您送上最新出炉的娱乐硬核大餐！4月10日，香港知名戏骨李子雄晒出视频，分享自己在河北农村赶集的画面，接地气的样子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李子雄穿着低调的黑色羽绒服，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内搭了一件可爱的熊头睡衣，看来63岁的他不仅接地气，并且还有一颗少男心。
不得不说，虽然过了花甲之年，但李子雄的头发依然乌黑茂密，整个人既帅气又很有精神，其单手插兜，大摇大摆地在集市上闲逛的样子，看起来气势十足，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偶尔弯着腰的模样甚至还有几分《狂飙》中高启盛的感觉。
尽管天上正在下雨，村路上满是泥泞，但李子雄仍然兴致不减，每个摊位都令他好奇心满满，因此他还被调侃是“没见过世面的中国香港男演员”。
只见他一会在卖卫生纸的摊位上冒充本地人砍价，一会又去看乡土味浓郁的马甲和围巾。
令人讶异的是，售价8元的围巾他也嫌太贵，并皱着眉头熟练地还价，最后以7.5元的价格成交。
拎着大包卫生纸，腋下还夹着围巾的李子雄就这样兴奋地满载而归。不得不说，他全程都显得特别平易近人，毫无明星架子。
让人惊喜的是，视频最后李子雄的老婆法提麦·雅琦也出现在镜头中。比李子雄小23岁的她身材苗条，皮肤非常紧致光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不愧是曾经的“回族第一美人”。
只不过当李子雄自信满满地秀自己购买的商品时，法提麦·雅琦撇着嘴，露出了有些嫌弃的目光。
据悉，李子雄已经出道38年，曾拍过《英雄本色》《寻秦记》《烈火雄心》等热播影视剧，凭借出神入化的演技，被大家誉为“香港第一反派”。
与法提麦·雅琦结婚前，他曾与香港演员方晓红有过一段婚姻，生育了一个儿子。
离婚后，他与法提麦·雅琦因戏结缘，于2010年结婚，2018年生育儿子糖豆。如今4岁的糖豆，颜值高得好似混血儿。
最近几年，一家三口在内地定居，住在一间装修简陋的房子里。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李子雄和老婆闹矛盾，被对方赶出家门，无奈之下他找了一间30元住一晚的小旅馆，并给自己找台阶，称是他自愿想出去住的。
如今看来，李子雄和老婆已经和好如初，甚至还敢跟老婆开玩笑。不管怎么样，希望他能注意身体健康，与老婆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李子雄#、#李子雄赶集#、#李子雄老婆#
作者：毛球子
责编：樱桃
本文由盖饭娱乐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港星李子雄农村赶集接地气！娶回族第一美定居内地，儿子似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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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上正在下雨，村路上满是泥泞，但李子雄仍然兴致不减，每个摊位都令他好奇心满满，因此他还被调侃是“没见过世面的中国香港男演员”。
只见他一会在卖卫生纸的摊位上冒充本地人砍价，一会又去看乡土味浓郁的马甲和围巾。
令人讶异的是，售价8元的围巾他也嫌太贵，并皱着眉头熟练地还价，最后以7.5元的价格成交。
拎着大包卫生纸，腋下还夹着围巾的李子雄就这样兴奋地满载而归。不得不说，他全程都显得特别平易近人，毫无明星架子。
让人惊喜的是，视频最后李子雄的老婆法提麦·雅琦也出现在镜头中。比李子雄小23岁的她身材苗条，皮肤非常紧致光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不愧是曾经的“回族第一美人”。
只不过当李子雄自信满满地秀自己购买的商品时，法提麦·雅琦撇着嘴，露出了有些嫌弃的目光。
据悉，李子雄已经出道38年，曾拍过《英雄本色》《寻秦记》《烈火雄心》等热播影视剧，凭借出神入化的演技，被大家誉为“香港第一反派”。
与法提麦·雅琦结婚前，他曾与香港演员方晓红有过一段婚姻，生育了一个儿子。
离婚后，他与法提麦·雅琦因戏结缘，于2010年结婚，2018年生育儿子糖豆。如今4岁的糖豆，颜值高得好似混血儿。
最近几年，一家三口在内地定居，住在一间装修简陋的房子里。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李子雄和老婆闹矛盾，被对方赶出家门，无奈之下他找了一间30元住一晚的小旅馆，并给自己找台阶，称是他自愿想出去住的。
如今看来，李子雄和老婆已经和好如初，甚至还敢跟老婆开玩笑。不管怎么样，希望他能注意身体健康，与老婆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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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彬 深圳“二次创业”简政放权 开创我国改革先河
深圳市原市长李子彬。 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90年代担任深圳市长时的李子彬。 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三来一补”等低端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199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二次创业”，由“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这次转型，为深圳崛起奠定了基础。转型成功的背后，是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政府转变职能，大刀阔斧推动自身改革，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探索。
曾于1995年至2000年任深圳市长的李子彬，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这段“刀口向内”的政府改革历程。他说，深圳“二次创业”，对政府执政水平和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能力提出严峻考验。深圳最早提出简政放权，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打造廉洁高效政府，其中不少举措开创了我国改革的先河，早于全国大多数城市十几年时间。
谈当时履新
通过50天调研对五方面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新京报：你刚到深圳时，是如何打开局面的？
李子彬：1994年11月5日，我从北京到深圳报到。从机场到迎宾馆的路上，马路两侧一片片厂房鳞次栉比，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级别没有变化，面对的却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战，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担负更重的责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领导指示，集中力量进行调研，熟悉情况、了解干部。除了参加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外，我很少应酬。哪怕中央领导、外省市领导来，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领导去陪同。我用近两个月时间，到龙岗、宝安、罗湖、福田、南山五个区，市政府三十多个部门，以及重点单位，如盐田港、深圳机场、大亚湾核电站等单位，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
1995年1月1日，我向时任省委书记专程汇报。我根据调研，针对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及今后施政的重点，得到省委书记充分肯定和坚定的支持。
新京报：机关作风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李子彬：深圳特区创业时期，党政机关以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好闻名，机关人员精干、纪律严明、作风清廉是深圳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但随着深圳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党政机关日益膨胀，机关作风开始蜕化,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观念淡漠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滋生。不少外商和老百姓反映，某些部门和公务员“吃、拿、卡、要”，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内地还严重。
据说，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都要拎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小礼品，递交材料的同时送上小礼品，以求事情办得顺利、办得快。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已经让市民和企业感到厌恶。北京一些部委和国内一些省、市对此也有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经济建设和外商及内地企业来深圳投资的热情，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新京报：作为市长，看到这些问题着急吗？
李子彬：我很着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的企盼，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自特区建立伊始，深圳就积极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深圳的第二次创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宏伟目标，起点更高，难度更大，政府执政水平和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能力面临着严峻考验。我决定从改革和制度建设入手，以整顿机关作风，整治“三乱”，改革政府审批制度，全面实施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改革政府采购制度为突破口，标本兼治，铲除产生消极腐败的土壤。
实际上，深圳这些打造廉洁高效政府的探索和实践，其中不少重大举措开创了我国改革的先河。
谈整顿机关作风
“22条”打破了公务员的“铁饭碗”
新京报：为整顿机关作风，提出了哪些举措？
李子彬：加强机关建设是深圳第二次创业的基础性工作，整顿机关作风刻不容缓。在1995年5月召开的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市长。6月8日，在本届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我提出要大力整顿机关作风，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
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造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机关建设的突破口。1995年10月9日，市政府整顿机关作风的“22条”措施——《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机关建设的若干规定》正式出台。“22条”打破了公务员的“铁饭碗”：突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在公务员三档考评标准“优秀”“称职”“不称职”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档“基本称职”。1996年初，市政府辞退了上一年度考评中被评为“不称职”的34名公务员；105名被评为“基本称职”的公务员到深圳行政学院离岗培训3个月。
“22条”全面推行岗位轮换制度。1996年上半年，市政府36个正局级单位中，正处级干部岗位交流比例达到53.6%，副处级干部岗位交流比例为41.4%。实行严格的岗位轮换制度，对保障公务员特别是一些在“敏感”岗位上的公务员的廉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2条”力度之大，国内少见，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很大震动。政府部门工作作风转变的效果显著。
从1998年12月开始，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整顿机关作风，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查摆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全市81个党政机关共自查出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1145个，听取企业和群众意见、建议1488项，各机关针对突出问题提出整改措施990条。
谈整治“三乱”
“两证一簿”、“收支两条线”堵住了乱收费
新京报：任市长时，你为改善投资环境在全国率先整治“三乱”，可否详细介绍？
李子彬：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是深圳实现第二次创业目标的“绊脚石”，企业和群众对此不正之风反映强烈。
1995年8月3日，我在本届市政府第一次全会上向政府成员通报了一组“三乱”数字：到1994年末，全市共有行政事业收费部门和收费单位1055个，收费项目1842项，收费人民币17.7亿元、港币18.7亿元，收费总额相当于当年税收总额的一半。制止乱收费不是政府什么费都不收，有些收费是合理的。问题是某些部门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有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三乱”问题严重，企业不堪重负，坚决整治“三乱”是改善特区投资软环境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整治“三乱”的重要措施是实行“两证一簿”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给每个企业发一本收费登记簿，上面列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没有的项目不准收费；收费单位要出示收费员证、收费单位许可证；实行“票款分离”，收费委托银行代收，统一进到市财政局账户，取消了“收费”按比例返还，与收费单位完全脱钩；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财政，政府机关所需经费由财政统一划拨。此外，对一些编制内没有但又确实需要的人员，市、区、镇三级财政做预算时，实事求是地把经费安排进去，打开了“正门”自然就堵住了乱收费的“邪门”。
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末，市政府大力整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着力开展了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重点整治公路、供水、供电、邮电部门的“三乱”问题，清理中小学乱收费，纠治向企业、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乱拉赞助的不正之风。市政府颁布了《制止和纠正行政事业部门、单位非法收费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对各种不正之风的处理规定和量纪标准，完善各种办事程序，充分体现了防范功能。由于刹住了“三乱”之风，广大企业拍手称快，显著地改善了深圳市投资环境。
谈审批制度改革
改革触动了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
新京报：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是怎样的背景？
李子彬：1995年，深圳进入第二次创业阶段。按照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市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真正到位，突出表现在，政府部门的审批仍然过多、过滥，审批行为不规范。企业普遍反映，近一两年来，虽然机关工作作风有所改善，但政府部门的审批事项却没怎么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不断强化的趋势。
深圳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1997年初，市委市政府在国内率先启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中，1997年3月6日，市政府成立“改革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调研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李德成任调研小组组长。经过半年时间，基本摸清了情况，全市共有审批事项737项，核准事项371项。审批制度存在五大弊端。
1997年12月，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我担任组长，李容根、李德成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体改办，由张思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在半年多时间调研的基础上，市政府起草了《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在制订《实施方案》时，我定下这次改革的四个原则：不能因为审批制度改革而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坚决放开；对于保留的审批及核准事项，依法进行规范；加强审批行为的监督及审批后执行情况的监管。
1997年12月17日，《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请市委常委会议审议，获原则通过。
1998年1月25日，市委市政府正式颁布实施该方案。
改革后，审批事项由原有的737项减少到310项，减幅57.8%；核准事项由原来的371项减少到321项，减幅为13.7%。
新京报：这项工作阻力大吗？
李子彬：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是对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一场变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的改革。
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伊始，遇到重重阻力，核心问题是触动了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一些部门有种种顾虑，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点：一是担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在深圳建立，法律还不完善，如果减少审批会削弱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二是担心取消、减少审批权，会减弱或取消本部门的行政决策权；三是担心取消审批权会导致本部门管理职能减少，在即将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机构和人员有可能被精简、撤并。
市政府各部门通过清理自查，上报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保留的审批和核准事项达1100项，涉及作为审批依据的各类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有2360多项，最多的一项审批涉及9个文件。改革办公室的同志要加班加点一篇篇查，一字字地看。改革办公室确定或取消的任何一项审批项目，都要逐一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为此改革办公室在几个月时间里与各有关部门开过87个协调会。其中最多的一个部门协调了6次。
深圳的这项改革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深圳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正式公布实施后，全国有23个省、区、市来深圳了解情况，有些兄弟省市着手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深圳继续发挥了经济特区的示范作用。
谈特区40年感悟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新京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你最想说些什么？
李子彬：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面对深圳的崛起，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感悟良多。深圳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拓荒牛精神，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大胆改革，加快开放，艰苦奋斗，率先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最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与全市人民一起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岁月，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回顾深圳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可以自豪地说，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印证。深圳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京报：去年中央提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你有哪些期待？
李子彬：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两大国家发展战略，深圳的改革开放进入“五位一体”发展的新时代，开启了打造国际标杆城市的新征程。因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深圳经济特区要将改革、开放、创新的旗帜举得更高，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城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三乱”问题严重，企业不堪重负，
坚决整治“三乱”是改善特区
投资软环境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
是对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一场变革，
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我与全市人民一起
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岁月，
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
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新京报记者 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