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接见烈士后代，拉着男子双手说：长得跟你父亲一样
1950年初，莫斯科。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正是莫斯科一年最冷的时候。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却是一片温暖幸福的氛围。
一群革命烈士的后代正在莫斯科学习，这一天，他们得到了来自祖国的问候，问候他们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干部，被引荐到毛主席的面前。
毛主席拉起年轻人的双手，用慈爱的目光打量着他，亲切地说：
“你长得跟你父亲一样。”
这样的目光，只有在看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的时候，毛主席才会有。
非但如此，毛主席还给年轻人题下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毛主席对他为何如此亲切？他的父亲是谁？有什么感人的事迹？年轻人后来又有怎样的成长经历？一切都将在本篇文章中揭晓答案。
时间来到三个月之后，1950年5月8日。
毛主席在中南海办公室，写下一封亲笔信。
灿英同志：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在莫斯科看见志成，情形是好的，大约不要很久可以毕业回国。你在湖南工作很好，如工作需要，不必来北京。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五月八日
寥寥数语，却真情流露。
毛主席对“灿英同志”的亲切关怀，对“志成”的殷切期望，跃然纸上。
灿英，志成，两个陌生的名字。
灿英是谁？志成又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为何能让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如此关注，亲笔回信？对于志成，毛主席更是亲自接见，当面勉励？
这个“志成”，姓郭，就是毛主席不久前在莫斯科接见的那个烈士后代。
灿英，姓李，就是郭志成的母亲，也是革命烈士郭亮的遗孀。
遗憾的是，李灿英没能收到毛主席的亲笔回信。1950年4月7日，她在湖南衡阳病逝。
郭亮又是谁？
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那就听一听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的评价吧。
毛主席在延安时曾说过：“郭亮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中共中央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文称郭亮“是百数十万工人群众的领袖”，“湖南工人运动的开创者。”
而毛主席，正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发起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郭亮和毛主席分别领导发动了湖南的工人、农民两大革命群体，一起点燃了湖南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想要了解郭亮的英勇事迹，以及他和毛主席的革命友谊，还要从1901年说起。
1901年12月3日，郭亮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临湘都文家坝，原名郭靖笳。
郭亮的父亲是私塾老师，近水楼台的他很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很听父亲的话。
1912年，读高小后，郭亮眼界越发开阔，不满“郭靖笳”这个名字，决心改名。
改什么名字呢？正在读《三国演义》的郭靖笳眼前一亮：诸葛亮忠心耿耿，匡扶社稷，鞠躬尽瘁，名垂青史，干脆我改名叫“郭亮”吧！
郭亮真把诸葛亮当偶像，从小就一身正气，敢说敢为。
有一次，12岁的郭亮写了一首题为《问问社会》的白话诗，直揭社会黑暗，当局腐败。
“富人的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种谷人把谷担进富人的仓里？富人的房屋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贫人造屋富人安居？富人的衣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种棉织布的人衣不遮体？问问社会，是何道理？问问社会，知也不知？”
郭亮的诗一下子火了，也惹恼了反动当局，被乡自治所传唤问话。
所长是个大烟鬼，正躺在外间榻上吸鸦片，里屋传来一阵搓麻将的声音。
见到郭亮还是个孩子，所长蔑视道：“你是个学生，为何倡导邪说？”
“我一不提倡吸鸦片，二不提倡嫖赌，三不鱼肉百姓，四不坑害好人，怎么叫倡导邪说？”
郭亮毫无惧色，正义凛然。
所长一惊，这个伢子好生厉害！想了半天，从牙缝挤出几个字：“你想抵赖不成！”
郭亮冷笑一声，反问道：
“我的作文既未贴在街头，又未刊于报端，岂能说是蛊惑民心？再者，作文提问，乃学生之学业。学者不问，教者不容。请问，办学校是干什么的？”
所长目瞪口呆，竟无言以对，只好随便训斥两句，打发郭亮回去。
郭亮义愤填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治所大门两侧：
“鱼所、肉所、麻将所，所内者甜，所外者苦；猪公、狗公、乌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痛快淋漓，扬眉吐气，百姓见后拍手称快。
没错，这就是12岁的郭亮，就是嫉恶如仇，端的是一颗革命好苗子。
1916年，15岁的郭亮在街头看到革命党人的头颅被悬挂示众，悲愤地写下一首诗：
“湘水荡荡不尽流，多少血泪多少仇?雪耻需倾洞庭水，爱国岂能怕挂头！”
谁都没有想到，写下这首诗的少年，会在12年之后，遭遇同样的命运。
1920年，郭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毛主席比郭亮大8岁，早已从湖南一师毕业，在一师附小当老师，但郭亮早就听闻毛主席大名，经常到一师附小向毛主席求教。
受毛主席的影响，郭亮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21年冬由毛主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8岁的毛主席和20岁的郭亮，从志趣相同的好兄弟，成了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遗憾的是，郭亮的人生太过短暂，没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郭亮烈士
郭亮的一生非常短暂，但也非常辉煌。
1921年，毛主席派郭亮到岳州发动和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历史上的工人罢工多次遭到反动当局血腥镇压，但郭亮对此并不惧怕。
1922年9月，粤汉铁路鄂段铁路局局长王世堉虐待工人，大肆克扣铁路工人的血汗钱，用于贩卖鸦片，牟取私利。
消息传出，数千名工人群情激愤。
郭亮振臂一呼，粤汉铁路3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工人们高喊：“争自由、争人格、争人权”“不自由、毋宁死”，粤汉铁路全线陷入瘫痪。
反动当局下令，把火车开出岳阳，情急之下，郭亮一下子横卧在铁轨上，高呼：“誓死阻挡火车，决不能让火车开过去！”
在郭亮的带领下，工人们纷纷卧轨，场面极为震撼。
但火车还是一点点逼近，当车轮几乎要撞上郭亮的血肉之躯时，他依然面不改色，双手用力顶住机头前方的排障器，冒着生命危险，对火车司机晓以大义。
火车司机猛然醒悟，扳下机闸，跳下火车，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罢工队伍…….
敌人很快发动反击，派出大量军警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工人们当场被打死6人，被打伤60余人，郭亮被当场逮捕，送进武昌陆军监狱。
得知郭亮被捕，毛主席十分着急，动员多方力量营救。在全国工人的支持下，反动军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郭亮也被无罪释放。
这次危险没让郭亮害怕，却让他成为敌人的眼中钉，上了反动当局的通缉黑名单。
1927年5月，大革命失败，郭亮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后来又远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工农委员，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以郭亮当时的身份，加上早年发动工人运动、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将来必定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郭亮的命运充满了坎坷。
南昌起义失败后，郭亮跟随大部队向潮汕进发。
后来的战斗中，郭亮和好友柳直荀与部队失散，被敌人围逼在一片海滩上，两人找到一只破舢板，奋力划离海岸才得以逃脱。
此后，两人经历数日的海上漂泊，大难不死，才辗转回到上海，与中央取得联系。
彼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郭亮受命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毅然深入敌人心脏地带，组织发动武汉三镇起义，因计划泄露，险些被敌人逮捕，又是九死一生。
随后，党中央派郭亮为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他秘密来到岳州，化名李材，以“李记煤栈”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
革命斗争是残酷的，充满了流血牺牲。
面对这种残酷，有的人坚守信仰，忠诚于党，有的人放弃信仰，选择了背叛。
1928年1月，苏先俊被捕。
苏先俊，曾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这位革命军人没能经受敌人的酷刑拷打，出卖了郭亮。
郭亮烈士
1928年3月27日，郭亮在岳州被捕，第二天被押往长沙，投入监狱。
捞到共产党的一条“大鱼”，敌人喜出望外，对其进行了秘密审讯。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你们的地下党在哪里？”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你不说，我会用刑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敌人恼羞成怒。
“告老还乡！”郭亮甘愿赴死。
这就是郭亮，一名共产党员的全部“供词”。
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手段用尽，却一无所获。
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决定将郭亮秘密处决。
就义之前，敌人问他有什么想说的，郭亮挥笔写下一封家书：
“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郭亮”。
这是一封极为简短的家书，也是最后的遗嘱。
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恐惧死亡，只有悲壮，只有期望。
1928年3月29日夜，郭亮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前坪，年仅27岁。
多少次九死一生的郭亮，终于没能躲过这一劫。
翌日，残暴的敌人将郭亮的遗体暴露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这里也是杨开慧烈士就义的地方），将郭亮的头颅挂在门口示众。
三天后，敌人又将郭亮的头颅挂到他家乡的戏台上，妄图以此恐吓革命群众。
雪耻需倾洞庭水，爱国岂能怕挂头！
27岁的郭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几天后，人们将郭亮的遗体从长沙运回文家坝安葬。至于郭亮的遗嘱，是经一名商人传出，又经柳直荀转报，才被妻子李灿英看到。
郭亮牺牲时，他和妻子李灿英唯一的儿子，还不足3岁。
1925年5月1日，郭亮的儿子出生了。
彼时国家多灾，民族多难，郭亮胸怀抱负，壮志未酬，遂为儿子取名“多难”。
这个“郭多难”，就是后来的郭志成。
郭亮与妻子李灿英、儿子郭志成
郭亮牺牲前，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不足3岁的儿子，嘱托妻子“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自己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却仍遗嘱儿子继承遗志，这是何等的革命情怀！
郭亮牺牲后，敌人没有放过这对孤儿寡母，企图加害。李灿英带着儿子到处躲避，为防敌人赶尽杀绝，为其更名为“郑志坚”、”袁志坚”，最后改名为“郭志成”。
志坚、志成，每一个名字，都彰显着继承父亲遗志的决心。
小小的郭志成，如同毛岸英、毛岸青一样，有着东躲西藏、不堪回首的童年，他们的命运也因此深深牵动着毛主席的心。
郭亮是他的异姓兄弟，是他的亲密战友，是他的左膀右臂。听闻郭亮牺牲的噩耗，毛主席心情沉痛无比，对他的遗孤尤加关注。
从1931年到1938年，在毛主席的关心下，李灿英带着郭志成从长沙转移到上海，又从上海辗转到达延安，虽然历经波折，却始终有惊无险。
在延安，13岁的郭志成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郭志成很小就听母亲讲毛主席和父亲郭亮的故事，终于见到毛主席时，他激动地不知如何表达心中的高兴和感激，干脆把母亲给他带的两个鱼罐头送给了毛主席。
见到郭志成的第一眼，毛主席就感觉似曾相识，他抚摸着郭志成的头，彷佛看到了郭亮生前的模样：这个孩子跟郭亮太像了！
郭志成与母亲李灿英
1938年春，毛主席安排将郭志成和其他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学习。
临行前，毛主席殷切嘱托郭志成继承父亲遗志，好好学习，归来报国。
郭志成使劲点了点头，他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在延安的这段时间，不自觉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听到毛主席的嘱托，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1938年8月，郭志成安全到达位于莫斯科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郭志成结识了一群小伙伴，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蔡和森的女儿蔡妮、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任弼时的女儿陈松、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等一批革命者的后代。
在异国他乡，这些少年团结互助、相互友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莫斯科，专门探望烈士遗孤，让郭志成倍感鼓舞。
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国际儿童院的小伙伴们各奔东西，有的选择返回国内，有的留下继续学习，毛主席的毛岸英、毛岸青就先后回了国。
郭志成属于后者，他选择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热电专业。
当被问及选择热电专业的原因时，郭志成回答道：
列宁曾说，“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为了继承先辈遗志，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我选择学习电力，计划学成后回国献身祖国的电力事业。
这就是郭亮之子郭志成，他深知国家需要军事人才，更需要技术专家，他始终铭记父亲的遗嘱，牢记毛主席的教诲——学到真本事，早日报祖国。
在苏学习期间，郭志成迎来了人生最难忘的记忆。
1950年2月，郭志成得到通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要接见中国留学生。
郭志成别提多高兴了，当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他激动地无以复加，想过去和毛主席打招呼，又担心毛主席不认识自己。
其实，毛主席一直牵挂着郭志成。
在毛主席的询问下，工作人员把郭志成领到他的跟前。
看到故人之子，毛主席也很激动，他紧紧握着郭志成的手，长时间没有松开，慈祥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郭志成，亲切地说：“你长得和你父亲一样！"
十多年过去了，郭志成长大了，长高了，和年轻时的郭亮简直一模一样。
周恩来、邓颖超与烈士遗孤合影（后排中间为郭志成）
看到郭志成，郭亮的面容顿时浮现在眼前。毛主席忽然想到，22年前，郭亮牺牲时，大概也是这个年龄段，风华正茂，英年早逝。
一瞬间，毛主席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险些掉落下来。
“毛主席，能请您给我题个字，留作纪念吗？”
郭志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
毛主席从往事的回忆中出来，微笑着点点头，略一思忖，在笔记本上写下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寄托了革命领袖对烈士遗孤的殷切期望。
从此以后，这个有毛主席签名的笔记本成了郭志成最珍贵的纪念品，他发誓要好好学学习，掌握现代科技，将来学成归国，为祖国电力事业多做贡献。
1951年，郭志成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在全年级第一个拿到学位。
这时，苏联有关部门找他谈话，希望挽留他在苏工作，并承诺了优厚的待遇，甚至可以给他苏联国籍，但都被郭志成一一拒绝。
在郭志成看来，父亲为祖国牺牲了生命，毛主席为祖国奉献了一切，如今的祖国需要他去建设。只有这样，才不辜负父亲的遗嘱，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除了报效祖国，他别无选择。
1952年6月，郭志成学成归国，和他一起回国的，是他省吃俭用买来的600多斤图书资料。
作为郭亮烈士的遗孤，学成归国的科技人才，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郭志成十分重视，时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何想法。
郭志成回答：“没什么想法，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彼时的国家工业建设重点在东北，郭志成毅然放弃留京机会，孤身一人去了东北。
在东北，郭志成竭尽所能，扎根热电生产一线，先后担任抚顺发电厂副主任工程师、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热电厂主任工程师、辽宁发电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为新中国的热电事业付出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
远在东北的郭志成听闻噩耗，悲痛欲绝，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一直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78年。
这一年，郭志成53岁，回到北京担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主任。
尽管年过半百，身体状况不佳，郭志成仍然一腔热情，坚持走遍全国各地，审核设计热电项目，继续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光发热。
1991年9月15日，郭志成突发疾病逝世，终年66岁。
这一对英雄的父子，如同毛主席与毛岸英一样，以坚定的信念，满腔的热情，把全部的才能都奉献给了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郭亮烈士泉下有知，定会为儿子颇感欣慰。
敌军散布谣言，秋收起义部队被消灭，毛主席用事实说话：那打一仗
一、攻取莲花县县城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以后，为了甩脱敌人的追击堵截，沿着湘赣两省边界，跋山涉水，打算经萍乡向莲花县进发。到达上栗市，毛主席派人前去侦察，了解到萍乡驻有敌人重兵，因而命令部队绕道沪溪。
不料从沪溪出发后，遭到敌人的伏击，受到挫折。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亲自率部分队伍阻击，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9月24日晚，秋收起义部队进入莲花县的甘家村。当地党员和农会干部带领群众欢天喜地地迎接毛主席带来的部队。
原来，敌人到处宣称，秋收起义部队已被他们全部消灭。
毛主席向当地党的干部和群众调查了莲花县的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力量的情况，蛮有把握地说：“我们来打一个胜仗，证明秋收起义部队的存在，粉碎敌人的阴谋宣传。”
毛主席表扬了9月18日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的英勇行为，高度评价了他们的革命精神。群众纷纷要求营救被捕的农民自卫军战士。
毛主席向当地党员和群众进一步了解莲花县县城敌人守军的虚实，得知县城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的保安团驻守。
“好！”毛主席当机立断，宣布“明天打莲花县城”。
当天晚上，毛主席就派人前去侦察，详细了解莲花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同时召开部队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亲自部署攻打莲花县县城的行动计划。
25日清晨，在甘家村河滩上，工农革命军和当地农民自卫军，在毛主席指挥下，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守城的保安队多人，全部被缴了枪。部队进城后，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砸开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打开了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攻克莲花县县城的胜利，粉碎了敌人散布的工农革命军被消灭的谣言。
二、三湾改编毛主席不主张占据县城，以免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攻克县城后，他命令部队立即离开莲花县城，于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这里是九龙山区的一个山坳，是“鸡叫听两省”的边界地区。全村有50多户人家。由于历年来深受新旧军阀、兵匪之害，人们听说来了一支从未见过的大部队，大都不敢留在家里。
部队进村时，只见住户和店铺都大门紧闭，村子里空荡荡不见人影。毛主席马上集合部队讲话，强调要主动搞好群众关系，开展宣传活动。部队立即派人到山里去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并找在家的老百姓谈心，帮助他们挑水、打柴、春米、推磨。这样一来，躲避出去的群众很快就都回来了。
部队自从起义以来，跋山涉水，长途行军，战斗频繁，几经失利，加之生活艰苦，疾病流行，严峻的战斗生活考验着每一个革命者。大多数革命战士坚定乐观，拖不垮，打不散。但也有投机革命的旧军官和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看不清革命前途，散布悲观情绪，有人甚至开了小差。
秋收起义部队踏上进军井冈山的征程，实行战略转移途中，甚至部队出发之前，都有官兵悄然离去。原本3 000人的队伍，一下子减到1 500余人。
为了提高战斗力，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毛主席连夜在一家小杂货店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1925-1927年大革命中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提出改编工农革命军的计划。于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部队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
首先改编了军队组织。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到达三湾时已经不足1 000人。有的团、营，枪多人少，官多兵少；有的甚至有官无兵，不利于作战。于是将原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原来的第一团编为第一营，第三团编为第三营，第二团因兵员锐减，编为特务连。全团共两营7个连。整编后多余的军官，编为一个军官队；自愿离开部队的，就开具证明，让他们到地方工作。伤病员人数较多，为了行军作战的方便，和医务人员编为一个卫生队。
接着，加强了党的建设。毛主席认为要使工农革命军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整编中提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措施。起义部队原来一个团只设一个党支部。此时，毛主席决定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规定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全军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就在军队中从上到下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为了清除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腐败制度和一切不良的习气，毛主席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宣布干部战士在政治上平等，干部不准打骂战士，废除繁琐礼节，战士有开会说话权利。在连以上各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作为党的助手，协助党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士兵委员会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个组织形式，对改造军队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实行经济公开，由战士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完全平等，也是建立部队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起义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悬殊较大。三湾改编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一改革，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余洒度、苏先骏等少数投机革命的军官，害怕同战士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留恋旧军队中的“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待遇，在整编中散布怀疑悲观情绪，诬蔑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胡说“这条道路走不通”。在整编会上，余洒度大泼冷水，唉声叹气，暴露了投机革命的旧军官本相。
针对余洒度的悲观失望情绪，毛主席在整编会上，坚定地对大家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他充满信心地说，“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主席的话，给了余洒度当头一棒，对全体干部战士是极大的鼓舞。大家兴奋地议论说：“有毛委员领导，我们还怕什么！”部队的信心坚定了，革命干劲更足了。
毛主席除了改编部队，还抓紧时间组织部队做群众工作。广大指战员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三湾群众懂得了工农革命军是贫苦人民的军队，很快就和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农民主动下门板，送稻草给战士们打铺睡觉。有的农民给部队送信，作交通，勇敢地起来革命。
《铁血1927》——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铁血1927》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第一回 军阀混战国裂民困
南北政府共和难行
一、1900年（庚子年）。
世界进入了20世纪。迂腐贪婪的满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外国列强占领北京蹂躏满清皇宫和园林后，不得不屈辱的签订了《庚子赔款条约》。从此，中国已不再是满清政府统治，而是外国列强实际统治之下，满清朝廷实际沦为在为外国列强侵略和掠夺服务，以及自身苟安于皇室荣华富贵的政府。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海关，培植买办机构，大肆掠夺和侵吞中国的资源和民间财富。中国从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逐步进入被列强瓜分的分裂的资本统治下的社会。人民生活也由落后的农业、不富裕的物质财富和低水平的物质需求，转变为帝国主义物质和精神侵略掠夺下的更加贫困和灾难深重。
二、孙中山，革命先行者的代表。
为拯救中国于被灭亡的命运，立志恢复中华于灾难之中，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志士们开始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探索。
1894年孙中山抱着依靠满清朝廷中“维新派”的力量走“维新变法”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赴京上书“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主张革新政治，被拒之于门外。
1905年在日本，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与其他两个反清组织“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统称革命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开始有了明确的反封建地主制度和初步的民主思想和行动道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政纲。此后在国内多次发动武装起义，都因国人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的束缚下愚昧昏睡；以及外国列强勾结满清朝廷形成的反动力量非常强大，革命力量过于弱小，而告失败。但是这些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全国各地培养和影响了民主革命思想，进而组织和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民主革命力量；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状态。
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该起义事发于“保路运动”，1911年3月清政府把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外国银行商团。这一行为剥夺了民族资本的利益，损害了筑路民工的权益，出卖了中国的主权；立即遭到了沿线民众的反对，并且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规模较大的“保路运动”。早已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组织和策划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遂于1911年10月10日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武昌起义”。由于革命党各地组织松散，同盟会对武装起义缺乏统一领导，加之武昌起义组织工作不严密，经验不足，起义在险象环生中取得了胜利。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还远在海外，两个武昌起义主要组织者都因故不在现场。起义领导者由于缺乏高层次的领导能力和军事领导能力，不得不把革命领导权让给了旧官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旧官僚武昌协统黎元洪也在革命党人的逼迫下出任了新政府都督，轻易的攫取了革命领导权。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
孙中山于12月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结果是：全国各地宣布独立，拥护共和。建立武昌民国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形成南北政权对立，清军进攻武昌。
但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掌握在旧官僚（即后来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旧官僚集团利用手中的实力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制约革命发展，列强中断了对民国政府的经济支持。
失去列强的经济支持的武昌民国政府，不得不以民国政府总统领导权作交易，以换取袁世凯同意共和，并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在北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1912年2月12日，清帝在袁世凯的逼迫下被迫宣告退位，清政府统治遂告结束。
1912年4月孙中山根据民国政府与袁世凯和列强之间达成的协议被迫解职，让位于代表封建地主和殖民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遂为北洋军阀所窃取。
不久为了整合拥护“共和”的力量，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建立了国民党，由于国民党来源复杂，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混杂，鱼目混珠，其中不乏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相勾连的投机分子。
【评论】：由此可见，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存在组成纯粹性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招牌下，不乏有封建、殖民、军阀投机分子。后来虽然经过1914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造为中国国民党；然而，其最根本的依靠封建大地主和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没有改变，因此是一个先天软骨的政党，这就决定了其不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中华民族服务。
四、护国战争
袁世凯是一个顽固的持有封建帝王思想的人，当他依靠手中的军队窃取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后，就一直企图复辟帝制，实现他的皇帝梦。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准备发动的”二次革命”后。1915年日本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预谋通过用外交压力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在华利益。在其它列强还无暇顾及在华利益前，提前锁定在华利益。遂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保住权位，既不敢冒与日本决裂的风险，又因为时时念着称帝的图谋还需要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支持；但是又害怕民众的反对。因此，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袁世凯不敢正面回应，而采取了拖延战术，并故意泄露机密，欲图依靠舆论和其它列强来制约日本。日本早已经看穿了袁世凯的技俩，随摆平英、美两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下，向袁世凯政府下了强硬通牒和武力威胁。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向日本妥协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朱德时任梯团下辖支队军官。梯团相当于师，约7000人；下辖两个支队，支队相当于团，朱德相当于团营级军官，1916年2月朱德与曹锟师吴佩孚旅战于棉花坡，朱德在此战役中战功卓越。
1916年3月22日，护法战争得到全国相应，袁世凯内忧外患，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但仍然以“大总统”自居，遭到全国各地反对。
1916年5月8日，宣布独立的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从此南北政府统治的雏形形成。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郁而死，护国战争以胜利告终。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政权落入了北洋军阀的手中，形成了北方政府。而支持孙中山的广东护国军政府形成了南方政府。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并存，并且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斗争的局面；都力图在列强之间、各地军阀之间、以及民众与权利之间等等各方力量中找到平衡点。
之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又发生了分裂，各地军阀开始了你争我夺，各地陷入了争夺地盘和争夺利益的局面。有枪就有资本，“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军队就要割据一方；于是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有鲁迅先生的诗为证：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第二回 青年运动助推中共应运而生
内外多股力量汇聚助推北伐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没有触及到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制度，在中国农村和农民中的影响是有限的，对地主和农民利益的冲击也是轻微的。因此说，是一场不完全的反封建的共和民主革命，是一场被反动封建买办混合分子窃取了成果的革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由于革命者一方的妥协退让，革命力量由强转弱，革命号召力也逐渐减弱。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军阀和西方列强群魔乱舞的舞台——”你刚唱罢我登场”，民众在动荡和战乱中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中国社会在多方掠夺中更加疲弊贫困。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第一次走上了近代世界舞台；但是由此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及其巨大的耻辱。“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外交失败，战胜国中国却成为西方列强分赃的对象。中国的外交失败因4年前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而起，日本欲霸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利益，实现其分割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由此激起了以进步思想引领的，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为了拯救中国，广泛的开始了寻找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的道路。他们远渡重洋希望能够向先进国家学习国家兴盛的方法。他们有的人学科学梦想科学救国，有的人学实业梦想实业救国，有的人学医学梦想医学救国，在屡试不得其法的现实教训中，1915年陈独秀兴办《新青年》杂志，提出了救国须先更新国民之思想的论断。
1917年蔡元培把《新青年》引入“北京大学”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民众中的传播。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李大钊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苏俄革命的道路。
一、 “五四运动”的起因和过程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北洋政府从掌握中华民国政权后，为巩固其权力和地位，以及既得利益，就不断的依靠日本卖国求荣，以遏制和打击国内的对手和竞争势力。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多次出卖国家的利益。前有袁世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后有段祺瑞执政府的“西原借款”。
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期间，北洋政府以东北和山东的铁路、矿产、森林等为抵押，先后八次向日本借款，称为”西原借款”。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中部分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1918年3月至5月，中日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军事保护”为名义给予日本种种权利，如：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止同盟国或苏俄入侵，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军队里任用日本教官。而这基本上就是之前“二十一条”中第五号的内容。
1918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即：中日关于胶济铁路的《秘密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秘密换文》实际上：允许日本在济南驻军，胶济铁路巡警队应聘用日本人，铁路由中日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对《换文》中日本的提议的答复是：“欣然同意”。并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
后来，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因此对章宗祥说了一句短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世界人民欢欣鼓舞，尤其是中国人民，他们高呼“公理战胜强权”，期盼着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废除与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洗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
1919年1月18日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前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受到各国广泛欢迎。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正式提交请求《山东问题说贴》。
与中国同为战胜国的日本，却不顾美国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以《秘密换文》为借口，以帝国主义的殖民思维无理要求获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私下里与英国形成“英日同盟”，勾结其他列强极力推动在《凡尔赛合约》中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规定下来。这样的结果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
美国起初根据《十四点和平原则》支持中国，但日本以退出国联相威胁，美国最终妥协，大会4月30日决定支持日本立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这个结果，再一次表明了在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秩序下“弱国无外交”是一个真理！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在资本垄断的世界中只是冠冕堂皇的虚伪的资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巴黎和会》的结果，标志着北洋政府外交失败，直接推动了中国”五四运动”爆发。
消息传回国内，一时间群情激愤。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西原借款），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北京十几所院校的数千名学生于5月4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标语、口号。这里的“国贼”，指的是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曹汝霖1915年担任外交次长，正是他经手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陆宗舆1915年曾担任驻日公使，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大部分都是他；章宗祥当时担任驻日公使，和日本签订了胶济铁路协议。
五四运动持续了数月的时间，得到了全国各界广泛的支持，由北京扩大到全国各省市，由学界扩大到了工商业。在这过程中，爱国人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两年后，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九个战胜国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包含日本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等等内容。九国还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
美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的目的主要是：1.改变和遏制日本在华的优势局面，瓦解英日同盟，孤立日本。2.拒绝中国方面提出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和租借地”。3.明确规定“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即“门户开放”政策。
由此可见，《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一个交易：让日本归还中国山东的权益，而换取中国全境向列强开放实业和商务。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
”五四运动”，凝聚了中国代表先进文化思想的力量，激发和唤醒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锻炼了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群体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团结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群体，得到了民族资本家阶层的广泛支持。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和苏俄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们，越来越感觉到他们有相同和相容的思想和观点，是有着相同的理想和愿望的志同道合者。而经过《新青年》的广泛传播和苏俄革命的影响，做为新文化的旗手的陈独秀与做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李大钊周围已集聚了不少的拥护新思想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经验也向他们提出一个命题，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组织密切的组织来组织和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运动，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也就在这期间苏联共产国际也关注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来华考察；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
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之后，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
之后，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苏俄革命的经验有意识和有组织的深入到工人群体中开展起来了工人运动的实践。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开始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为止，在持续13个月里，全国发生了大小罢工100余次。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英国资本家的拒绝。中国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成员林伟民和苏兆征得知此事后，决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抗争，罢工迅速扩大到运输业。罢工原本是为了争取工人的合理诉求；但是英国资本家勾结香港英国当局采取了强权压制手段以武力查封海员和运输两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工人遂组织纠察队与之对抗。同时联络广州附近的农民，封锁香港、断绝交通，使香港变成死港臭港。3月1日香港10余万工人实施总罢工，3月4日大批工人徒步返回广州，行至九龙沙田时遭到英国当局军警的阻拦和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即“沙田惨案”。“沙田惨案”震动全国，随即广州、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地铁路工人以声援和拒运等多种方式支援香港工人。3月5日英帝国主义被迫答应增加工资15～30%，恢复海员、运输两工会，释放被捕工人领袖，抚恤死难者，罢工取得了胜利。
林伟民：早年在外轮当海员时，结识孙中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与苏兆征（海员工人）一起，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筹集经费，运送军火，支援武装起义等。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林伟民和苏兆征意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应该走俄国人的道路。遂与苏兆征一起从事香港海员工会的组织筹建工作。1921年3月香港海员工会(全称“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宣告成立，林伟民被选为干事，负责交际事务。1922年1月，与苏兆征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并参加与港英当局复工谈判，维护海员权益，迫使港英当局接受工人要求，承认海员工会。两年后林伟民和苏兆征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1年11月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委派李立三到江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中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5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1922年9月因路矿当局勾结军阀企图查封工人俱乐部，并且拒发拖欠工资；李立三、朱少莲、蒋先云等通过工人俱乐部领导17000多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了罢工。他们提出：保障矿工政治权力，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等17项条件。罢工开始后，党立刻派刘少奇去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并作为工人代表身份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为了谈判的胜利，工人组织了1000多人的纠察队控制住了300多人的军警；同时，严密组织和控制罢工秩序；从而迫使路矿当局接受谈判，于9月18日达成包括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性、增加工资等13条协议。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威信大增，增加了会员、扩大了工人夜校、举办了消费合作社。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亦称“二七大罢工”。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获胜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方政局，为收买人心，宣称“保护劳工”。由此吴佩孚曾被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誉为“社会主义的督军”。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京汉铁路沿线组织和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并且发动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要求。进而准备成立总工会。然而对于军阀来说，凭借的是武力、强权、独裁统治，对于蓬勃发展却与其军阀统治格格不入的工人运动，吴佩孚不得不撕下伪装，露出军阀的真实面目。在总工会成立前夕，吴佩孚先是下命令“不允许成立总工会”，继而以分裂和欺骗的手段阻挠总工会成立准备工作。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联合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出军警武力阻挠，并查封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2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使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全部瘫痪。2月6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发动武汉各工团代表2000余人赴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与工人们一起举行集会和游行。2月7日吴佩孚出动军警在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几个重要站点施行血腥镇压。罢工工人被杀4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40余人，被开除1000余人。罢工领袖林祥谦、施洋被捕，并被残忍杀害。资本家随即大肆招收失业和农业人口，替换和打击参加罢工工人。罢工遂告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领导和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显示出工人阶级是一支不可小嘘的力量。也使得孙中山、廖仲恺等坚定的民主革命者们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若想成功，救国救民的理想若想实现，必须联合和依靠这股新生力量。由此，孙中山在军阀叛变革命的教训中，以及苏俄共产国际的促进下，提出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并决定依靠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坚定理想信念和组织严密的政党帮助下改组软弱涣散、思想政见混乱、鱼目混杂、缺乏理想信念的国民党。——这些主张是坚定的革命者们在历史进程中必然的选择。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荷兰鹿特丹人，荷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大学就读期间就开始研究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开始参与革命工作。
1913年2月，马林远渡重洋到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在印度尼西亚，他站在殖民地被压迫者的一边，并成为当地的革命组织者。
1914年5月，马林发起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即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并先后创办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人民呼声报》，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林在印尼积极领导工人运动触犯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利益，也遭到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的反对，马林干脆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会民主党，转而加入了荷兰共产党。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令马林兴奋不已，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兰殖民当局生怕马林会引发印尼革命，于是把马林驱逐出印尼。
回到荷兰的马林，继续致力于当地的工人运动。
1920年，马林离开荷兰前往莫斯科，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上，马林提议建立远东和中东共产国际宣传机构，接纳远东人员到苏联学习，建立远东共产国际支部等。马林的建议和丰富的领导殖民地革命工作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得到列宁的赏识。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指导建立共产党性质的组织。1921年4月马林开始中国之行，6月3日他与维经斯基抵达上海，公开身份是记者。实际上，此时马林的行踪已经被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通报给了上海工部局，并要上海警方和租界巡捕房密切注意马林二人的动向。
马林在中共一大上带来列宁关于“期望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口信，使与会的13名代表倍感振奋。
1921年7月30日晚，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马林以其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预判此人是“包打听”，他果断决定停止会议，马上疏散代表，避免了一场大祸。
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亲赴广西拜望孙中山并考察国民党。此时的孙中山经历了1918年5月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不可依赖”。1920年8月重新掌握军事力量的孙中山命令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这期间孙中山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挥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发动北伐战争。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在苏俄的帮助下建立革命武装问题。
马林考察之后，依据自己在印尼工作的经历，借鉴弱小的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加入庞大而松散的伊斯兰教联盟的做法，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同时，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设想。
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赞同，但是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党员的强烈反对。马林于是前往莫斯科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
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全权代表会见，讨论了联俄事宜，以及关于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此时孙中山已从希望向美、英等国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但是关于“国共合作”孙中山当时正处于力量强盛之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过于弱小对等合作不适宜。
1922年6月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发动北伐，鼓吹联省自治观点，且以辞职相威胁。被免去内政部长、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保留陆军部长。陈炯明遂指使所部叛变，炮轰孙中山驻地后回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不得不躲避到永丰舰上组织反击，后因叛军进攻孙中山被迫离开永丰舰再赴上海。
陈炯明，广东海丰人，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领导了“淡水起义” ；袁世凯复辟后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在广东宣布“广东独立” ，失败后流亡南洋。1916年在广东惠州成立“广东共和军”，任总司令；后追随军阀段祺瑞、黎元洪。1917年跟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以自己的亲军为班底组建”援闽粤军” ；掌握军权后，其军阀思想膨胀；主张军阀割据分裂国家的“联省自治”，反对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遂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组成联军把陈炯明叛军逐出广州。陈炯明退守粤东东江潮汕地区继续与孙中山对抗，并且招兵买马，拥兵自重，退化为新的军阀。
经历了陈炯明叛变后的孙中山遭到重创，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痛定思痛，孙中山意识到依靠军阀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中国共和制度的。孙中山开始接受苏俄的援助，接受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1922年7月27日，马林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一起来华，出发前，马林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支部陈独秀的指示打在了他自己穿的一件衬衫上，一到上海马林就把这衬衫交给陈独秀。与此同时，1922年7月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大同意了中共加入第三国际，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2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二届二中会议即”西湖会议”。会议上，马林说服了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
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20日～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选举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约占四分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在黄埔军校的成立和学员招募中，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在工农群众和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力保障了黄埔军校的生源的质量，招募到许多优秀青年；他们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书写出灿烂的篇章。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五、暗流涌动着的北伐战争
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给疲惫、停滞不前、磊战磊挫的国民革命注入了新生力量。无疑也给你争我夺、屈从强权、恃强凌弱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敲响了历史的丧钟。同时标志着以各阶层最广泛参与的，民众自觉拥护的，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已经到来。
其实，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由于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理想和诉求的不同，就存在着赞成和反对合作两种意见，斗争一度非常激烈。
在共产党内部，以总书记陈独秀等多数党员起初不赞同“国共合作”；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反复做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大部分党员才接受了国共合作模式。但仍有少数党员，例如李达，宁愿脱党，也不与组成复杂、观点混杂、派系林立、各自为是、互相博弈、纪律松散、带有浓厚的封建帮会规则的国民党合作。
而在国民党内部，其组成中受当时处于统治阶层的影响，有代表中产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观念的；有代表民族资本家的观念的；有代表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观念的，其思想有来源于西方殖民主义的观念，有来源于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观念的，有来源于美国“门罗主义”观念的，还有贵族等级观念和世袭观念，反动荒谬的“血统论”等等观念。而这些反动观念其先天就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必然是充满矛盾和斗争。不是在斗争中前进，就是在斗争中失败，没有第三条道路。而1925年孙中山的早逝，更造成了国民党内各种思想、派系、力量失去约束和制衡。也是国共合作在最为昌盛时被利欲熏心者在逐利争斗中窃取成果。
而执着于维护国共合作者，在已经变成敌人的原来的朋友的伪装、欺骗和打击下碰得头破血流。
在1924年1月20日～30日，国民党一大审议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即“新三民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对于“民权主义”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否定了贵族等级和上流社会的特权观念，开始关注工农平民的民主权力。对于“民生主义”明确的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实际上一个是要推翻农村的封建地主制度，这与后来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土地革命》相一致；另一个是针对城市里的资本，要限制资本的过度逐利行为和资本垄断，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相一致的。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之后的各地开展的农民运动提供了政治依据。
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改组后的国民党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作为领导全国工农运动的正式机构。廖仲恺任工人部部长、共产党人冯菊坡任秘书，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彭湃任秘书。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1924年3月，工人部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人党员会议。
1924年5月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
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坚持罢工达一个多月，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4年7月农民部制定了《全国农民协会章程》，并在广州开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的开展培养了大批干部，农民运动也得以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南方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形势无疑也影响和推动着北方的革命要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
1924年10月15日，孙中山下令由《黄埔军校》学生军，加上工军、农军，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并且取得全面胜利。这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1924年10月21日，受南方革命形势的影响，直系将领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班师回京。23日凌晨进入北京城，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囚禁曹锟。11月5日驱逐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之后，冯玉祥又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
随后，冯玉祥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这一事件称为《北京政变》。
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但是此时的北京已经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控制，孙中山已难以有所作为。
《北京政变》实际结果：促成新老军阀间的权力更迭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孙中山的欣然北上，事实上削弱了南方政府的统领力量。
1924年冬至1925年初，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和军阀段祺瑞的援助下，纠集洪兆麟、林虎等部约三万余人；准备从广东潮汕一带进攻广州。并且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真可谓：南北军阀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1925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陈。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下令发动第一次东征，讨伐叛徒陈炯明。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为右路军，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征的主力；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杨、刘按兵不动，并暗中勾结陈炯明。
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学生军英勇作战，在海陆丰农民的积极支援下，连战连捷，到3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6月，因滇、桂军阀联军叛乱，阴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遂回师并平息了叛乱。
1925年3月13日，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1925年5月30日，为声援上海工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租借内举行大规模反帝游行示威活动，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民众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各阶层广大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6月2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人邓中夏和苏兆征。罢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在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予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有力的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五卅运动”席卷全国25个省区，直接参与者多达1700万人。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得到了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积极支援。11月初，全歼陈炯明部，收复了东江。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后来，失去物质基础的陈炯明不得不放弃军阀思维，转回来搞党派运动，参与改组美洲洪门致公堂为“中国致公党”。这也是为什么对他的历史评价颇具争议的原因。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历来持仇视态度的；“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叫嚣：“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较轻于日寇，共产党遍布南方各省，随时皆可乘机爆发”。可见其源于骨子里的反动本质。
1925年12月，国民革命军又举行南征，击溃了广东南部军阀邓本殷。至此，全部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全境。广东做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北伐战争的大本营的局面已经形成。从军事上说，发动北伐战争的条件已经具备。从政治上说，工农群众运动得到恢复和高涨起来；民众参与国民革命的热情非常高。国民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使广大革命者们非常振奋。但是，一些投机取巧、结党营私、以权谋私的投机分子们同样看到了他们可利用的机会。蒋介石，这个大地主大资本家帝国主义买办资本的代理人，他所持有的思想和观点是军阀独裁，依靠美英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和玩弄权术的统治手段。他所奉行的这些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天然的不相容，他对共产党推动的工农运动天然的仇视。当国共合作奠定了北伐的物质基础后，蒋介石的反共的狐狸尾巴逐步暴露出来了。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力；但是一旦看到共产党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力量，他心里非常害怕，生怕这个天生的宿敌坐大起来，威胁其所维护的阶级利益。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右派以中国共产党为敌，并且不再与苏联友好的公开表示。“中山舰事件”是一个经过严密策划的事件。就像蒋介石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北伐即将开始，内部的问题必须解决。他所担心的内部的问题：一是北伐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必须清除，以保证完全的服从他的领导，成为他个人的军事力量（这是蒋介石军阀独裁的本性决定的），为其后来的反革命政变准备。二是国民党内部汪精卫势力必须压制，以保证在他北上后，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国民党其他势力不因之坐大而威胁到他的权力和地位。三是要摆脱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控制，为其改投靠美英势力做准备。为此，他需要制造一个无中生有的事端，把“莫须有”的事件和罪名强加给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处。加上当时他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还不能和各派完全决裂，还需要利用各派力量实现北伐，因而需要把事端做成为“一场误会”，既能达到打击各方的目的，又能在“事件”后立即平息以保护自己不受到反击。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优势，他把“事件”发起时间选择在苏联的一批军援刚刚到达，以保证他控制下的军队有充足的军事物资。真可谓是“一石三鸟”。
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下达虚假命令，“命令中山舰开到黄埔候用”，后又否定自己下过这个命令，制造出军队异动的乌龙。由此制造谣言称：”中国共产党要抓捕他，并用中山舰送到苏联”的谎言。于是他立刻调动军队，开始了一系列“自卫”行动：一是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二是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控制和扣押起来，自己”逃”到制币厂建立坚固的自我防卫设施，并且把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扣押在制币厂。三是包围汪精卫住地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住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多人主张反击，因共产国际代表和总书记陈独秀不愿破坏北伐前的大好革命形势（这恰恰是被蒋介石利用的人们心里的善良意愿），以及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到共产国际代表处做了“猫哭老鼠”式的表演而被制止。
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也主张反击，但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松散，所掌握的军队军需不足（打起来不能支持很久），因此主张妥协的占了上风，汪精卫因为调动不了军队，一时激愤丟掉官职出走海外（这恰恰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于是国民政府统治层出现真空，蒋介石轻易的掌握了领导权。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认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也使蒋介石摸准了“一切为了北伐”而不愿意国共合作破裂的底牌。蒋介石真可谓是所有目的全部达到。“中山舰事件”平息后，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一再声称“这只是一场误会”，并且一再道歉；但是对于“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不加纠正。“事件”后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全部清退，周恩来也离开了第一军。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右派全面剥离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标志。事前蒋介石曾经通知苏联住华特使鲍罗庭，并强迫苏联代表接受。苏联代表在苏联共产国际要求以妥协的方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政府内的部长级官员，只能纷纷离职。
【评论1】：北伐战争即国民革命战争是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推动下的，由国民党领导下的，有广泛的民众参与的（其中占人数绝大多数的基层为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中层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最高层即领导层为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高层人物），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因此，一旦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退出这场运动，运动也就失去了民众参与的中坚力量。运动也就自然的转化为新军阀和旧军阀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更加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的制造事端后逐步占居了上风。最终以“中山舰事件”彻底取得了在国民政府内的领导权，同时打击和限制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政府内的领导权，为其后来最终取得对国民政府的控制作好了准备。
【评论2】：在这场运动的从准备到发展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不断的挑衅都采取了妥协退让态度，其目的都是一个：即“一切为了北伐”。他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合作的朋友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朋友时，则不能遵循“顾全大局”的信条，而应遵循“斗争则合作存，妥协则合作亡”的信条。
【评论3】：最终，这场运动之所以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大头子蒋介石破坏和窃取了成果。是由于蒋介石善于伪装，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左派，欺骗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层，以及大多数群众。为了继续利用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把“中山舰事件”说成是一场误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层也受骗上当错误的认为是一场误会。
但是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根据蒋介石言行不一，既然是误会，那么为什么既不修复错误，也不改正错误导致的不良后果，反而听之任之，放任两党的矛盾继续发展；“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由此看清楚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同时还利用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持有的“一切为了北伐”的善良意愿；玩弄两面派技俩。蒋介石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一直到其发动“四一二政变”才撕掉伪装。同样，汪精卫也利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这种善意，进行伪装和欺骗行径，直到“七一五反革命事件”中才真正暴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
【评论4】：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认识清楚蒋介石反国民革命的真面目是在“四一二政变”后的1927年5月，并且根据苏联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在湖南湖北等地组织十万农军在中心城市发起暴动，并联合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回击国民党右派，同时改组国民党，争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继续推进“北伐战争”。并电告共产国际中国办事处，史称“五月指示”，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后认为脱离实际，不可行。因此，“五月指示”被搁置了下来。后来，共产国际人员罗易自作主张，私自把“五月指示”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以此为理由，联合国民党右派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
【评论5】：在那场风起云涌，各方势力交错混杂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更是犬牙交错，混乱异常；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有反革命的；有军阀思想，有独裁思想，有民主革命思想，如此等等。因此，毛主席曾经有过著名论断：”看一个人是否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能够自觉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大革命历史时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虽然有了“四一二”和“七一五”的惨痛教训，仍然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和幻想，在“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要联合张发奎等并在其支持下才能发动起义的错误观点。
第三回 国民革命夭折新军阀猖狂
土地革命兴起工农建武装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战争”。当时，盘踞在中国的大军阀有三股：中原的吴佩孚，有20多万兵力；东北的张作霖，有30多万兵力；华东和山东的孙传芳，有20多万兵力。北伐军首先的进攻目标是武汉的吴佩孚部队。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吴佩孚战于武昌，国民革命军10月占领武昌。武昌一战，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国民革命军也从10万人迅速增加为40万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革命的中心也从广州转移到武昌。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认为：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工人，而非农民。在北伐军进入武昌后，中国共产党就在武昌组织和成立了武汉码头工人武装力量。
1926年12月10日，国民革命政府的主要官员移居武汉，其中，包括宋庆龄。
1926年12月13日，国民革命政府在武汉成立执行政府。徐谦为书记，鲍罗庭为顾问。国民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毛泽东与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展开了正面交锋。争论的主要议题是：“农民运动是不是过火了”。毛泽东形象的比喻：“国民党右派手里有兵，而左派手里没有兵。只要右派手里有一排兵，也要比左派有力量”。
毛泽东没有等会议开完，就离开武汉，并于1927年1月4日～2月5日，历时32天，步行700多公里，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地的农民运动情况。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昌，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在思考中国革命的自身特点，以及革命的主力军问题，以及“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和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问题。历史后来告诉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解决的根本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1927年1月1日，武汉政府，把武汉三镇定为“京兆界”，并定名为“武汉”。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当时设在南昌，在他的阻挠下一些北上国民革命政府的官员和机构被留在南昌。蒋介石欲“挟天子以令诸侯”。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第二批北上途经南昌的军政要员被滞留南昌。于是形成了南北两个国民中央政府。手里有兵的蒋介石向国民革命中央政府公然叫板。其搞分裂、图谋控制国民政府的独裁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此时的“北伐战争”只取得长江已南的初步胜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争权夺利了。
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布署完北伐军左中右路（右路：何应钦率领进攻浙江上海；中路：蒋介石亲自率领进攻南京；左路：唐生智率领进攻驻马店）进攻行动后来到武汉，逼迫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昌。苏联顾问鲍罗庭不能忍受蒋介石的“逼宫”，在欢迎蒋介石的晚宴上，鲍罗庭发表公开讲话说：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胜利是与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分不开的。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如果现在有人想欺负共产党，苏联绝不答应。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只是当时没有表现出来。
1927年1月18日，蒋介石回到南昌，立刻与戴季陶等右派大老商谈，决定了以苏联为敌的决心。并电告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庭的职务。
1927年1月中下旬，美（27日），日（18日），英（29日）等列强，发表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表示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支持。美，英，日共同采取了分化瓦解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列强在北京大使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拉拢蒋介石，瓦解国共统一战线。
1927年2月，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的带领下，武汉工人、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革命政府收回“英租界”。而远在南昌的蒋介石频频向英国人示好，就在英国政府想绕过武汉国民政府直接与蒋介石接洽，企图阻挠武汉英租界的收回时。
1927年2月19日，在武汉革命政府和工人群众的努力下，《汉口英租界协定》签订，汉口英租界被收归武汉国民政府管辖。“九江英租界”也相继被收回。
1927年3月10日～3月17日，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全会决定取消蒋介石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27年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开始后，22日，工人武装遭到孙传芳部下住上海军阀的顽强抵抗，起义工人向近在咫尺的国民革命军前线指挥官白崇禧求援，但是白崇禧借口军阀首领有反正可能，始终不肯出兵。后来，薛岳率领手下部队进入上海，帮助工人武装于22日取得了胜利。工人武装纠察队一度达到2800多人。
1927年3月27日～28日，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联共布及共产国际远东支部连续电令中国共产党中央，意思有两点：这个时机决不能收回租界；决不能与住上海国民党军队高层以及国民党右派高层发生冲突。
1927年4月初，蒋介石进入上海，首先就与上海青帮和大资本家和垄断商人取得联系，并承诺保护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上海商业资本家也立刻为蒋介石筹办了1500万的资金。（上海商界头号人物在孙中山第二次讨袁时曾经救过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证券股票投资市场注册了一个商号，欲用股市炒作为革命赚取资金。由于对股市炒作的本质上是利益榨取者的游戏缺乏认识；最终，血本无归。而且蒋介石还受到债权人的追杀。蒋介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通过该商人，拜到了青帮头目黄金荣门下，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恰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躲避到永丰舰上，并且招蒋介石返回广东讨伐陈炯明。为此，黄金荣还给予了大量资金资助蒋介石返粤讨伐陈炯明）。
1927月4月头几天，汪精卫到达上海，汪首先去见蒋介石，并密谋分共。而陈独秀则主动找到汪精卫，会见后发表声明，大意为向国民党示好，决不分裂国共合作。
1927年4月9日，蒋介石一方面在布置好镇压上海工人武装的计划，即由上海青帮诱捕杀工人武装领导人汪寿华的“斩首行动”；由刚投降过来的孙传芳的26军扣押工人武装另一个领导人周恩来（后被罗亦农通过26军中的党代表赵舒才营救出来。）。另一方面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又是承认上海工人武装，又是向上海工人总工会送锦旗；欺骗麻痹共产党组织。然后，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做出不知情的姿态。而把上海交给白崇禧，由白放开手脚干。
1927年4月12日，青帮指使流氓围攻上海工人武装指挥部，蒋介石指派26军去平息事态，26军首先缴了青帮流氓的武器，由此骗得了工人武装的信任，得以进入工人武装指挥部大门，当26军的武装车辆进入工人武装指挥部院内后，用机关枪逼迫工人武装缴出武器。工人武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只能够向面前的“革命军”缴出了武器。
1927年4月13日，在周恩来和赵世炎的带领下，上海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返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惩办杀害工人纠察队的凶手。当游行队伍到达宝山路26军军部前时，26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工人群众120多人，打伤多人。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12政变，国民党右派向昔日的同志和朋友举起了屠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彻底撕掉伪装。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公愤。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政府对抗，并发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并举行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庆祝会。
1927年，南京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切割国民政府，分裂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同时，他们以“清党”为名，大肆追杀共产党人。在成立大会上他们甚至打出“投机革命”的标语，污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是投机革命。他们把原来的同盟者和战友污蔑为投机者，而把自己标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最纯粹的国民革命者。
然而，真正的投机者恰恰是那种善于伪装，善于利用社会大趋势和潮流，借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借以谋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种人一旦得势，必然肆无忌惮的打击和抛弃过去的同盟者，掠夺和独霸、独享、独裁所取得的一切，进而无止境的攫取使他动心的新的权位和物欲，以满足他的贪婪，自私、狭隘的丑陋本性。这种人为了他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会遵循之前做出的承诺和誓言。他的价值尺度只有一个，即：个人及小集团的荣华富贵和权势享乐。这才是投机者的真实画像。
毛泽东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分清敌、我、友。否则，把伪装的敌人当做朋友，对革命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1927年4月19日，就在国民政府内斗激烈的时候，1927年4月初，奉系军阀张作霖纠集皖系和直系军阀余部，兵分两路向国民政府发动反攻。一路由孙传芳和张宗昌率领进攻安徽和江苏；一路由张学良和韩麟春率领进攻河南，并反攻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和蒋介石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单独北伐”。武汉政府于4月19日在武汉的南湖举行“军事委员会成立大会”及“北伐”誓师大会。大会以“北伐”为主调，但是有浓厚的讨伐蒋介石的色彩。
1927年4月20日，武汉誓师大会第二天，武汉政府指挥的军队开始北伐出征河南驻马店等方向（其中包含贺龙的独立第15师）。
192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革命的人民，为推翻新的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
1927年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也针锋相对，联名发表讨伐蒋介石的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中国社会一时间形成三足鼎立的政局。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的名义，迅速取得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伙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武汉国民政府很多高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又想“联蒋讨奉”，采取了投机主义的思想。蒋介石一面分化武汉政府；一面高喊“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
1927年4月27日～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从四大时的994人，急速扩大到57967人，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担心害怕，把共产党当做眼中钉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1927年5月18日～5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然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然是左派。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同时，共产国际联（共）总部为了拉住汪精卫，决定再给汪精卫200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
著名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共产国际给鲍罗庭和罗易等人的一份电报，内容为："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改变国民党领导人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但是，在当时的国共合作尖锐矛盾局面下，以及各地国民党右派打压和排挤共产党人的社会局面下，这个“指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27年5月21日，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长沙驻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等率兵1000余人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和其他革命组织，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马日事变”。
1927年5月27日，河南临颖，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发生激战，激战中北伐军团长蒋先云身先士卒，三次中弹仍然坚持冲锋，最后壮烈牺牲。激战三日，北伐军攻克临颖城。后一鼓作气拿下了郑州。
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竟然自作主张，把“五月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给共产国际住中国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等高层领导人的指示，大意为：1.改组国民党；2.发动土地革命，3.组织和掌握自己的武装。但是此时国共合作矛盾已经非常激烈，南京政府已经完全反共杀共，控制了主要领导权；武汉政府表面上还没有撕掉伪装，实际上已经各个方面限共。因此，陈独秀等明确表示不能够并且没有能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易在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把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希望寄托于武汉政府身上。他私自把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信，拿给汪精卫看，并自誉为“对于朋友的坦诚”。汪精卫立刻在武汉政府高层通报了这封信，直接导致了国民党高层的进一步滑向右派，也推动了汪精卫加速反共杀共的7.15大屠杀。
罗易：印度人，在墨西哥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加入共产党，后到共产国际工作。
1927年6月9日，郑州火车站，汪精卫，孙科等国民党大佬在迎接冯玉祥及他的军列。——这个时候，冯玉祥看到了机会，他欲出头调和“宁汉矛盾”，从中谋取利益。
1927年6月10日，“郑州会议”——冯玉祥，汪精卫等在郑州召开“郑州会议”。会议上国民党大佬赞扬：冯玉祥出潼关支持国民政府，对于加速北伐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希望冯玉祥今后在军事上对北方担起更大的责任。汪精卫说："蒋介石要把国民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冯玉祥对反蒋不表态，仅说：“万不可分散革命力量，授敌以离间我之机会”。
为了拉住冯玉祥，会议决定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均为冯玉祥防地，唐生智等部回师武汉。——“郑州会议”冯玉祥获得三省的军政大权，军队也发展到40～50万人。
一周后，冯玉祥马不停蹄到徐州会见蒋介石。并和蒋介石在徐州进行了“徐州会议”。徐州会议中蒋介石答应把整个山东交给冯玉祥的西北军；同时，给了冯玉祥50万元大洋；并且承诺今后每月给冯玉祥200大洋作为军饷。
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并且同意与蒋介石联手对付武汉政府。有了冯玉祥的支持，蒋介石的势力立刻增大。
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因住武汉人员罗易泄露机密，把联共布中央给共产国际住中国顾问团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使汪精卫有了直接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决裂的口实。共产国际撤销了罗易的一切职务，并召回莫斯科。
1927年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代表，鲍罗庭为指导的中共中央做出的一系列策略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拢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1927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说：唯今的出路是实施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会议通过国共关系的八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1927年7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国民党党员报告会上说：现在中国政府之重心在南京国民政府，吾们党国之最重要的“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从此，一切权利不久将完全归于我们的党了。我们的党也愈臻稳固了。
冯玉祥与蒋介石见面之后，便致电汪精卫，要求：解除苏联代表鲍罗庭的职务，并且遣送回国。同时要求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洽谈统一，继续北伐。
冯玉祥的倒戈令武汉政府和莫斯科苏共震惊。
直到这时，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真面目才暴露无遗，人们才恍然大悟。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遣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出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同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声明：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对蒋介石的妥协行为，与中国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做真正之革命”。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分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经过蒋介石集团4.12的“清党”，再到汪精卫集团7.15的“分共”，在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尸山血海中，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遭到了失败。中国国民党也就此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集团内部也不统一，而是分成若干派系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
1927年7月20日，汪精卫叛变后，中国共产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到九江，计划依靠共产党掌握的一部分武装力量，联合住军九江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争取沿海得到苏联援助，实行《土地革命》，并重新发动北伐。但是，后来得知张发奎已经投靠汪精卫。计划落空。于是李立三等决定：立即抛弃《依靠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得知，张发奎欲借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并且解除叶、贺的兵权。于是叶剑英连夜下山，约公开党员叶挺，非党员贺龙到鄱阳湖上的一艘小船上开会通知了贺龙和叶挺。并决定：叶剑英继续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待在张发奎身边，叶挺部乘贺龙的火车于翌日即赴南昌，贺龙部于第三天也赶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7日，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在南昌发动起义。
1927年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以共产国际的电文为据，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才能举行起义。而在此之前，前敌委员会早已得知张发奎已经完全投靠汪精卫。张国焘仍然固执要求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产生激烈争论，起义时间被拖延。
1927年7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在国民党现行政策改变之前，她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在孙中山的政策没有纳入正轨之前，她决不担任任何职务。
1927年7月31日，前委得到报告：张发奎准备携汪精卫来南昌，而且孙科也要来。这些国民政府的大佬的到来，必然完全控制南昌的政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张国焘被迫转而同意举行起义。7月31日中午，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四点举行。由于前委发现第20军副营长赵福生告密；前委决定：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起义口令：“山河统一”
二、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八一南昌起义开始，总指挥贺龙，起义口令：河山统一。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就一直以：“消除内乱，打到军阀，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为目标。在开展北伐和开展工农运动的过程中，我党逐渐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了部分军队。经历了蒋介石”4.12政变”，汪精卫”7.15清党分共并大屠杀”等等，三个月国民党从挑起冲突到公开背叛革命，葬送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杀害大量共产党员和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等等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的革命时期。
南昌起义最初计划为7月30日发起，后因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求慎重，并要求得到张发奎的支持才可发动，同时仍然顾及“国共合作”，希望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干扰和阻滞南昌起义。直到7月31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和住扎在九江的军队司令张发奎同时电令：驻扎南昌的军队进行“清党”，同时要求贺龙的20军立刻返回九江。南昌起义总前委不得不把起义时间定为：8月1日凌晨四点。但是由于20军贺龙部下一个营长赵福生叛变泄密（赵福生即是北伐军叛变连长赵明德，在军法行刑时被何健放走，后改名赵福生混入贺龙部队，在南昌起义前夕出卖机密，后被贺龙部在起义中抓住，当场击毙）；总前委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于8月1日凌晨两点发动。
南昌起义是党组织派遣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吴玉章等到南昌周密策划，并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此前，周恩来在上海成功的组织和发动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朱德和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和好友。1927年初，朱德来到南昌，朱培德邀请他担任担任他手下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南昌起义中朱德利用其在南昌和滇军中的老身份，控制了驻南昌敌军高层军官，为南昌起义的胜利起到极大作用。
二十五师，由聂荣臻，李硕勋，周士第带领下三千人，到南昌与起义部队汇合。
【评论】：南昌起义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按照共产国际6月指示，从“北伐战争”转变为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目的，更高层次，更深度的，更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变革。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土地革命”可以形象的比喻为“秀才造反”，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个秀才造反能够高度的与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起义相结合。
而国共第一次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以形象的比喻为：穷秀才与富有的民族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发动的对军阀和外国列强的反抗。
“北伐战争”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领导者们能够依靠和利用工农运动，以及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反抗精神。
“北伐战争”之所以夭折，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了依靠帝国主义生存的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脱离了工农运动，成为了新的军阀。
由于“北伐战争”的夭折，打倒军阀和列强的目的没有达到。新的军阀们不得不面对着与老军阀的战争，以及各地地方军阀割据的国家局面；这种分裂和外国列强压迫掠夺局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到国民党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成立才随之被彻底解决。
南昌起义军经4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敌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多支。
8月1日中午，在聂荣臻的带领下，住回马岭的第11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部及第74团，第75团部分军人举行起义，乘火车向南昌开进。
8月2日，聂荣臻率部开进南昌。8月3日，起义军按照起义前的计划，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8月3日，徐向前离开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从此有了革命的希望，决定脱离旧军队，搞共产党自己的武装。
8月4日，陈毅和萧劲从武汉赶往南昌，8月13日陈毅和萧劲在宜黄追上了起义军。
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打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城市，面对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军阀，战斗都是大大小小的城市攻坚战。部队非常疲劳，伤亡惨重，官兵中怨声载道，厌倦和迷茫；于是伤病和逃跑的不断增加，逃走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三河坝分兵】：起义军在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决定由朱德带领一部在三河坝阻击追敌。由周恩来和叶挺率领主力进军潮汕。在没有得到外援的情况下，及张太雷带来的中央信件的指示下，决定继续南下。
【汤坑失败】：由于南下计划的泄露，敌军已先期占领了揭阳和汤坑的有利地形；加之部队组织不善，起义军在汤坑遭到全军惨败。少数部队分散突围，一部分留在潮汕和海陆丰打游击继续坚持革命，一部分继续南下最后参加了“广州起义”，还有一部分退到了三河坝与朱德的部队汇合，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创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依靠广大农民运动在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30日，“汤坑失败”后周恩来组织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起义军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
1927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朱德和陈毅率部在安远、天心圩、大余、崇义上堡分别进行整顿，通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得到了一批经过严峻考验，并且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
《赣南三整》非常类似“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是一次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克服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和流氓习气的创造性实践，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尝试。
粟裕当时就在朱德带领的部队里，粟裕在武平战斗中负了伤，因而掉队了，后来他赶上了部队。粟裕回忆说：他亲眼看见身为部队最高领导的朱德在（石迳岭隘口的战斗中），率领几个警卫人员，攀悬崖峭壁登上了隘口，打败了民团，为全军开辟出生存的道路。粟裕因此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朱德的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
三、秋收起义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了八.七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会议，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开展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应采取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应承担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等的新指示。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信心，而把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从国民党转到中国共产党身上，革命的形式也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转为涉及社会更深层次的”土地革命”。
会议纠正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确定了在湘南发动秋收起义的任务。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即赴湖南，帮助改组湖南省党委；并准备组织和发动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2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力主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让蒋介石下台。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在中国近代政坛上，蒋介石是使用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他的下野，一方面使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东征讨伐蒋介石的借口，从而减轻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一方面使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派系纷争加剧陷入瘫痪，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
1927年8月19日，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满以为，蒋介石走后，他就可以一言九鼎，以党治军，文人执政。但是，事与愿违，汪精卫到南京后孤掌难鸣，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军队首领，逼走了蒋介石，也根本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同时，汪精卫也搞不定文人，国民党右派也不买他的账。
【评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只能取决于两个力量：民意和资本。对于依靠资本立足的国民政府来说，谁掌握资本谁就掌握了实权。这一点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清楚，因此他在取得上海大资本家和美英等国的支持后，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实权。
1927年9月5日，汪精卫做为国民政府主席到达南京。而南京的标语和媒体却大肆对其侮辱，说他：热衷名利，遇事急躁，沉不住气，优柔寡断，缺乏信誉，是伪君子 就是一个花瓶。而这些恰恰就是他的软肋。因此，在欢迎他的会议上他大发雷霆。由于在南京待不下去，几天后汪精卫放弃手中的政治权力，在历史的重大时刻离开权责，跑到了上海。
1927年9月10日，汪精卫到达上海后，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孙科，谭延闿等也跟着跑到了上海。在上海召开《宁汉沪三方党员同志谈话会议》。即：南京政府，武汉政府，上海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汪精卫通过整合三方，组建由他领导的新的国民政府。他认为：蒋介石走后，他就是唯一的领袖；殊不知在国民党各派系内，想争夺最高权力位子的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他低估了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激烈程度。
【评论】：国民党仍然深陷于无休止的派系争权夺利的泥潭中，而蒋介石已经掌握了资本，无疑已经抢占了先机。
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表面上解决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局面，使其归于统一。实际上，它是由国民党各派系权利博弈，利益交换和妥协，七拼八凑组成的混合物。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因此，根本无法行使中央职权。不但未能消除各派系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化。
汪精卫在无法平衡各方诉求的情况下，通电下野去了。
1927年9月20日，国民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并且发表《宣言》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肃清共产党居然成为这个新生政权的第一目标。国民党当权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与共产党为敌，就是与工农群众为敌；也就是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为敌。
然而，宁汉沪三方的合作，很快又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
【评】：纵观1927年，在大革命（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国民党及其内部各派系间，为了争权夺利，享有已经取得的成果，沉迷于大城市内的奢华，争夺权贵炫耀、富豪任性、等级贵贱分明的繁华腐化大都市的物质财富；置往日的同志、战友、朋友、亲人于不顾；置国民革命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伟大事业于不顾；疯狂的，不择手段的攫取着突然显现在眼前，却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和财富。——这样的矛盾必然是复杂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争权夺利也必然是不得人心的，要遭到惩罚和历史审判的，这种行为最终是要失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派系斗争，派系之间的分裂和争权夺利直到1949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进而，这些利欲熏心的派系领导人们，一旦把自己绑在这些战车上，必然身不由己、不能解脱的随着战车而毁灭，永无再生之日。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
1927年8月18～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关于暴动区域产生了分歧。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要求举行湖南全省范围内的武装暴动；而毛泽东和一些省委则认为客观条件不具备。
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根据5月前的情况作出的，当时湖南的工农运动最为兴盛，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也曾经设想在湖南和湖北可以组织起来5万农军。但是“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委原定组织10万农军进攻长沙，就在行动即将开始时，陈独秀下令：不允许进攻长沙，“等候国民政府解决”。致使进攻长沙的行动中止，导致少部分没有接到命令的农军继续行动，因得不到援助被许克祥军队击溃。大部分农军都没有行动。之后许克祥乘胜组织地主反动势力组成反动民团“挨户团”对长沙附近的20多个县进行各个击破的清剿，取缔农会，屠杀共产党员、农会成员、工农群众达一万多人。此时的湖南已经是血雨腥风，工农运动处于低潮。
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经反复讨论，并与中共中央反复请示沟通后，中央和湖南省委终于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暴动区域被设定为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并且主张，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同时主张，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会议还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为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一是以各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是以各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
当时，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两省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余洒度兼任。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团长苏先俊。
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1团攻取平江，第2团攻取萍乡、醴陵，第3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到时长沙工人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各县农民武装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夺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罗章龙负责组织长沙的铁路工人60余人，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一度中断了敌方的铁路运输。
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其第1团由修水、渣津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当该团主力进至金坪时，突然遭到起义前夕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从侧后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损失人枪200余。后经收容，改向平江、浏阳两县边界转移，准备同第3团靠拢。第1团（三个团中最强的团）由于收编工作不慎重，收编后又未及时进行整编和军队权力的掌控，导致第1团未经与敌交锋就因为自身内部叛变而遭受重大损失。战役目的也无法达到。
第3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当天下午攻占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各歼敌一部。14日，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分路向东门市反扑，因团长轻敌疏于防守，遭敌袭击，损失惨重。第3团奋勇抗击数小时后向上坪转移。并在撤退途中利用地形优势在双坑打了一场伏击战，击退追兵和双坑民团，获得小胜。
第2团由安源出发，进攻萍乡未克，12日转兵攻占萍乡以西之老关，并随即继续西进，在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占醴陵县城，击溃守军约1个营，缴获枪数十支，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14日，长沙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在萍乡等地的国民党军策应下，向醴陵反扑。第2团当即转兵向北，于15日袭占浏阳县城，但因疏于戒备，17日遭到醴陵追来之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损失大部。团长王新亚丢下武器和部队，化妆逃跑。
9月15日，在上述各路起义武装进攻均受挫的情况下，加之国民党军已经增兵长沙，戒备森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举行原定在长沙城的工人起义。
9月17日，毛泽东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之文家市集中。此时的起义军人数已从5000余人锐减不足2000人，客观上继续攻打长沙已不可能。
文家市转兵：
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原定的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
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22日，到达江西省萍乡县的上栗市，得知萍乡驻有国民党军，遂决定绕道经萍乡县城以东的芦溪南下。24日抵芦溪。25日晨，部队继续南下，在行进中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仓促应战，总指挥卢德铭为指挥部队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而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6日，工农革命军袭占莲花县城，29日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此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思想相当混乱，组织很不健全。加之连续失败，疲惫不堪，物质缺乏，粮食不足，生活艰苦等等，逃兵、集体离队现象非常普遍。这给毛泽东等起义军领导者们提出及其尖锐的问题，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如何才能保住秋收起义这个革命火种？成为领导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对于秋收起义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做为起义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过去没有指挥过军队，也没有打过仗，起义过程中的许多军事工作对他来说都是新事物需要学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起义军中的一些军官对毛泽东的一些建议和指示，不以为然，特别有关起义军在不能按照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行动，需要靠起义军自己的智慧因势利导做出选择，在起义军生死存亡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建设怎样的一支人民军队等等问题，需要什么人或者什么组织什么军官来承担起这个职责等等。毛泽东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仍然是他最擅长的方法：第一，深入群众；第二，调查研究。也正是由于这两种方法，毛泽东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习和掌握了军事指挥的方法和技能，并且成为敌我双方都不得不敬佩的战略家。
当时的秋收起义军的构成：原国民革命军的旧式官兵，农民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安源煤矿的路矿工人。其中有坚定的革命者，有痛恨旧制度的底层工农而参加革命军的，有为报自己的恩仇而参加革命军的，也有为“当兵吃粮”而裹挟进来的，还有少数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而参加革命军的。如此复杂的构成是不能够担当起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历程的，必须经过大浪淘沙，必须以一种坚强的模式来建立一支忠诚于人民，百折不挠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秋收起义部队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向哪里去？是继续打大城市还是上山？毛泽东提出了到罗霄山脉“当山大王”做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斗争。许多官兵不能接受。毛泽东就在官兵中做耐心和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的赞同。但有少数高层军官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不能忍受到艰苦的山区长期的默默无闻，他们更青睐于城市的繁华和轰轰烈烈），毛泽东采用了扩大会议的方式，让更多的基层官兵参与这项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从而保证了正确主张的推行。
秋收起义部队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逃兵和离队现象。一般人都会认为与官兵的构成和艰苦的环境有关，司空见惯。然而，毛泽东在深入的调查中发现有一个排和一个班就没有一个逃兵；而且这个排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饱满的热情，积极承担脏活累活，积极服从军事命令。这个排就是共产党员罗荣桓担任排长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对排里的工作实施民主管理，个人有困难和问题也可以向排里说，由大家共同讨论一起帮助解决。整个排形成一个团结互助友爱充满正气和活力的大家庭。毛泽东由此看到了党组织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以此为模范提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建设新式人民军队的模式，做到连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把军队牢牢掌握在党组织的手里，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并且立即实施。同时还以党组织为基础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中实行民主政治。这一系列措施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毛泽东认为：革命靠自愿，“捆绑不成夫妻”，对不愿意继续跟随起义军的人”来去自由”，并发给路费。使留下的人都是有革命的信念和愿望的自愿者。
秋收起义部队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官兵中存在的旧军队的习气，军阀作风，打骂士兵问题。为此毛泽东依靠士兵委员会实行了“官兵平等”。坚决杜绝赌博、嫖娼、抽大烟、打骂士兵等行为。
秋收起义部队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军事官员与党组织领导权的争执。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及军事工作的特殊性专业性，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实施“军事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军事方针和目标上，以及战役方案策划上实行民主决策，党指挥枪，军队听党的话，没有党的指示军队不行动；但是在军事行动上，严格维护和执行各级指挥员的权威。
秋收起义部队面临的第五个问题是军队与群众的关系。由于在军事行动和行军、驻扎等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于是毛泽东与起义军领导层研究制定了“三大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一切缴获要归公。并且提出了：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上门板，捆铺草等注意事项。这些都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特色，以及人民军队日常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民众革命，是群众广泛参与的革命；因此，人民军队不但要担负战斗任务，还必须承担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任务。因此提出：人民军队不但是一支战斗队，还是一支宣传队，一支工作队。并且认真的贯彻于日常工作中。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下辖2个营。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通过改编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开始实行民主制度。起义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的雏形开始显现出来。此后，工农革命军继续南下。
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抵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部队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等问题。会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0月7日到达宁冈县茅坪。接着，部队经湖南酃县水口镇转至江西省遂川县境，27日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萍。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
【评论】：革命是自愿的，走正道靠自觉。一个人走不走正道，你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但是决不可能强迫他。你可以强迫他做一件事，定一些规则强迫他做一些应该做的事；但是决不可能强迫他走怎样的人生道路。因为，一个人的灵魂和世界观决定了他是否愿意而且能够驱使自己走正道。
1927年11月18日，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乘宁汉混战（李宗仁和唐生智军阀混战），打下茶陵。
1927年底，中国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建立了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开创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建立政权的先河，是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为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7年底，在江西上堡，朱德联系上过去的老友，同情革命的国民革命军（16军）军长范石生，得到了范石生的援助，把南昌起义留下的不足1000人的火种隐藏在范石生的队伍中。达成协议：政治自由，军事独立，来去自由。范石生：云南昆明人，祖辈以行医济世为生，有医生的慈悲心，追求进步民主，同情革命，不满军阀混战。
1927年底，蒋介石到日本与日本极右翼势力“黑龙会”头目取得联系，同时与美国殖民势力取得联系，在承诺：如果在取得美、日的支持下，重新上台后，将保证美、日在华的所有权益。并且将与美、日签订了秘密协议。
1927年12月1日，在取得美、日的支持后，蒋介石在上海高调、高规格与宋美龄结婚，参加者有国民党军政高层和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高级军官，都着便装参加。这场政治婚姻使得“四大家族”的官僚买办统治体系和统治地位基本形成。有报刊称：“中美合作”。由此，也拉开了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序幕。
1927年12月10日，在共产国际（住中国领导人罗明纳兹）和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仍然执行错误的在敌人心脏搞大城市暴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再次命令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史称“灰日暴动”，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暴动仅一小时，即被镇压。
灰日暴动之前，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彭公达的湖南省委书记职务。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领导层仍然看不起农民运动，把毛泽东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搞依托农村的武装割据说成是右倾逃跑主义。然而历史严酷的证明：直到20年后的解放战争初期，占领大城市搞中心城市革命对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都是不适宜的，革命的主力军在农村，土地革命是根本，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的领导下在广州举行”广州起义”。起义军占领了广州3天，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后被反动派扼杀。
广州起义不到3天即告失败。（广州起义中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也被杀害，罗明纳兹虽提出抗议，但已无济于事）。而被屠杀的工农群众超过五千人。
广州起义的失败，再一次证明我党领导的革命在大城市发动的时机还未成熟。起义失败后，余部一部分加入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一部分加入了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的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广州起义的失败不得不让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反思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这些起义大都由于敌强我弱等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直到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失败的现实，批评了罗明纳兹在中国搞“继续革命”的观点，及时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命令：停止各地一切条件不成熟的暴动。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年1月22日，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占据宜章。历时三个半月。
朱德所部在湖南省委的指示下，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取得了胜利。后在坪石粉碎了许克祥配有重炮的五个团的围剿，取得了坪石大捷。为工农革命军立足湘南，继续推进湘南起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改组国民党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农军的配合下，攻占了江西遂川县城，建立了遂川工农兵革命政权。
根据占领遂川后军队损害群众利益现象，以及农军中强夺普通乡绅和商人财物现象。毛泽东开会重申了“三大纪律”，并要求只要到老乡家住宿，必须“做一件事，说三句话”，即要为老乡挑一次水（或者做农活和家务），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同时规定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爱好庄稼，不打人骂人。
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特色的具体体现，铸就了这支队伍不可战胜的军魂所在。
1928年3月，根据湘南特委及特派员周鲁的要求，毛泽东集合井冈山主力兵分三路向湘南进发，支援湘南起义。
此前，湘南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撤销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位，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这个命令是时任党中央书记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罗明纳兹的左右下，做出的既草率又粗暴，既专横又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的错误决定；忽视了这一强制决定可能会对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
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后，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大多数官兵的反对，周鲁也无法调动军队，不得不委任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即井冈山部队的师长）。
1928年3月，根据左倾盲动主义的指示湘南特委在湘南实施“焦土战略”以及“把小资产者变为赤贫者，逼迫他们参加革命”，企图以此来对抗国民党军队的进剿，谁料刚刚在郴县试行，就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激起了民变，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等多人和数百名群众被杀害。该民变给朱德所部造成极大困难，陈毅不得不亲自到郴县平息暴乱。
“焦土政策”和“赤贫逼革命”的观点，明显的是为了所谓的革命需要，而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同样的遭到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并且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依据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这一指示和命令。
【评论】：按现在的观点就是：要坚定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根据中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失败的现实，批评了罗明纳兹在中国搞“继续革命”的观点，及时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命令：停止各地一切条件不成熟的暴动，任命毛泽东为湘鄂赣特委书记。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井冈山部队依据湘南特委的指示向湘南进发，但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按照游击战争的原则变通的执行了命令，打下了敌人薄弱的湘南酃县，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此时，井冈山由于主力的离开，国民党杨如轩部进占了茅坪，留守后勤部队只能撤往山区，井冈山根据地损失惨重。周鲁不顾敌强我弱，继续要求毛泽东向南进攻扩大湘南暴动成果。毛泽东以酃县根据地还需要巩固，拒绝南下；周鲁又要求执行“焦土政策”，被毛泽东坚决反对。
1928年3月，国民党军7个师从耒阳压向朱德所部，根据这种状态，朱德决定向井冈山撤退与毛泽东汇合。但湘南特委不愿意放弃湘南，要求朱德所部与他们一起向衡阳进攻，并且想在衡阳发动新的暴动。朱德不同意这种冒险，并规劝他们一同到井冈山避敌锋芒。湘南特委不听规劝，执意要到衡阳，途中被敌包围，几十人全部被敌杀害。
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对朱德所部形成包围之势，朱德不得不与陈毅分别从耒阳和郴县分别向井冈山撤退，并且立即派人送信到酃县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希望毛泽东能够派兵给予援助。
1928年3月底，中央任命毛泽东为湘鄂赣特委书记的任命由湖南省委交通员送达毛泽东手中。
1928.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蒋奉战争”开始。
1928.4月23日，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含湖南农民军）在井冈山会师。
1928年5月4日，两军合并，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建立红军已成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个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此期间，毛泽东总结了红军以往的战斗经验，朱德等给予补充，创造性的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弃守北京，退守山海关外。
从此，统治中华民国16年的“北洋军阀系统”寿终正寝。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返回东北，途径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决意抛弃张作霖，另行成立以傀儡皇帝溥仪为标志的“满蒙帝国”计划的一部分。
1928年12月29日，怀有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再加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没有顺从日本使东北独立的意图，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由此，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
但是，表面上的统一，掩盖不了实际上的各地地方军阀的割据，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只有东南沿海少数省份。特别是东北局势日趋严峻，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霸占东北的图谋昭然若揭。美英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上侵略中国的状况，在依靠美、日及财阀取得和维系统治的蒋介石倒行逆施下更加严重。
【评论】：大凡一个国家的政务主要受两个因素左右，即民意和资本。当国家政务顺应民意时，制定和推行的政策与政务是合乎情理的。一旦国家政务被资本掌控时，那么制定和推行的政策与政务则是匪夷所思，荒谬绝伦，自欺欺人，难以理喻的。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刘安恭作为特派员，并带中央的《二月来信》到达闽赣苏区。刘安恭到后推行苏联红军的军事路线，强调军事的独立性，限制党在军事上的领导权。在党内、军内、红四军的前委内，特别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军高层领导的思想内造成了混乱、震动和矛盾。表面上是权力和职权之争；本质上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还是弱化和限制党对军队的领导的思想和认识上的矛盾。
随着刘安恭苏联红军硬刚性、进攻性、纯军事化作战思想的推行，以及他强硬的争夺了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开始时，由于有红四军原来的政治基础，原来在根据地周边群众中的工作基础，的确打了一些胜仗（这也成为历史上刘安恭的功绩，加之其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1985年被确定为革命烈士，这是后话）。刘安恭错误在于：把军事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而没有认识到军事和党的领导在革命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的。军事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全体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家做主人。这是与以往的所有军队和军事工作完全不同，本质区别的地方。
从系统论和耗散论的观点，刘安恭此时也在逐步消耗着革命军队中的群众基础。打破了原有的系统平衡。
由此，在随后的战斗中，由于部队弱化了党的领导，工作中脱离了群众；连续在战斗中导致失败。刘安恭也在一次撤退中与敌人遭遇战中不幸牺牲。
陈毅在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感觉到了党内工作和军队内工作的不正常。虽然大家推荐他为前委书记取代毛泽东的职位。但是他毅然把工作委托给朱德，于1929年7月，只身冒险到上海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中的不正常现象。
朱德和毛泽东在随后的战斗和工作经验教训中，明确的、坚定的认识到，保持党在军事上全面领导的重要性，最后两人一起认为：今后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谁破坏这一原则，谁就是中国革命的罪人。
随着陈毅回到闽赣苏区，和他带回来的以周恩来为主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于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同时，恢复了毛泽东在前委书记的领导职位。这就是著名的、确立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古田会议》。从此，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属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完成政治使命和任务的军事集团。
【评论】：革命战争时期，那么多工农群众和其他社会阶层的进步分子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然忠诚于革命，跟着共产党走；除了反动派的深重压迫，为了有饭吃、有衣穿、不受欺负、受人尊重等等物质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是与他们灵魂深处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相一致的。这是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评论】：对错误和反动的东西必须斗争，斗则文明进步存，妥协退让则文明进步亡。这是由事物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是必然的行为取向。
但是，斗争的方式方法则需要人们去精心的合理的、合情的选择和设计。这就是所谓的“事在人为”。方向对了，如果道路选择不对，其结果和效果肯定不一样。过左过右都会造成新的错误。即：犯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会带来危害性的结果，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和不可挽回的。
因此，有了正确的方向，还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方法，即方式方法上的策略性。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列宁总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一切老板式的架子和派头，教师爷权威式的作派而发号施令，往往都因为不联系实际而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损失。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总结出的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