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邪求吉，传统春节防疫习俗中的中华智慧
作者：毕旭玲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春节蕴含着我们民族对于种族延续、家庭繁衍、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认知与想象，是中华智慧传承的重要载体。
传统春节节俗异常丰富，其中有一类以防疫为主题的习俗集中体现了辟邪求吉的节日内涵，特别值得重视。这些习俗的形成是先民在长期与冬春季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防疫理念与知识的集中体现。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很多防疫习俗逐渐淡出了春节，但其中蕴含的中华智慧与经验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后来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
方相氏驱疫仪式是先秦时期就在官方和民间盛行的驱疫习俗。方相氏（也写作“方相士”）是先民创造的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驱疫仪式就是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的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这种舞蹈后来就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傩”字的本义是指人的行动符合礼仪，有气度，比如《诗经·竹竿》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句，描述的是佩玉女子行走时优雅从容的模样。而驱瘟仪式本以“难”字指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指称驱疫仪式的“难”字假借为“傩”，“傩”字的本义便逐渐废止了，演变为专指驱疫仪式的词了。
《周礼》记载了周代宫廷中的方相氏驱疫仪式：方相氏由四位勇士扮演，只见他们头上蒙着熊皮，戴着黄金铸造的四眼面具，上穿黑衣，下着红裳，手持戈和盾，率领一百个手下四处搜索疫鬼，然后击打、驱逐疫鬼。民间的驱疫仪式被称为“乡人傩”，《论语·乡党》载：孔子曾郑重地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人傩。“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的重要主张，但从他郑重地观看乡人傩的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对于傩仪的重视。因为瘟疫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即使是民间的驱疫活动，也是极为庄重的仪式，并非娱乐活动。
到了汉代，官方驱疫辟邪的傩仪有了变化。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录，一种变化是时间上的。先秦时期的傩仪没有固定日期，一年四季只要瘟疫流行都可以“请”方相氏来驱瘟，但汉代官方仅在一年中最隆重的腊祭前一日举行大傩仪。腊祭是古代祭祀祖先和百神，并祈求来年丰收的祭祀活动，我们熟悉的腊月就因腊祭在此月举行而得名。可以说，腊祭拉开了新年祭祀活动的序幕，而腊祭之前的傩仪则是腊祭的准备活动；另一种变化是在仪式方面，汉代大傩仪更隆重，皇帝与文武百官都要参与。腊月初七夜半时分，官员们扎着红头巾侍立于宫内，待皇帝在御座上安坐好后，仪式就正式开始了。戴着四眼黄金面具的方相氏率领着由人扮演的十二神兽，一同驱赶、追打疫鬼。为了壮大声势，还要提前从官宦人家选出一百二十名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男童，让他们手持棍棒、鼗鼓（与今日之拨浪鼓类似）等不断敲打，协助方相氏驱逐疫鬼。宫中傩仪结束后，还要由千余位五营骑士将代表着疫鬼的火把押送到洛水边，投掷于洛水中，象征着将恶疫镇压于水底。参与驱疫仪式的男童被称为“侲子”，他们的加入为汉代傩仪增加了祛除儿童疫病，庇护儿童成长的新内涵。
汉以后，宫廷傩仪规模继续扩大，比如南北朝时的宫廷傩仪中有“侲子”二百四十人，到隋唐时期，“侲子”更增加至五百人。作为新年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宫廷傩仪中增加了“迎春”的内涵，时间也较为灵活。初唐诗人沈佺期在《守岁应制》诗中写道：“南渡轻冰解渭桥，东方树色起招摇。天子迎春取今夜，王公献寿用明朝。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诗中描写的是唐代皇宫守岁的情景，天子在迎春的除夕夜还欣赏了侲子们的驱疫表演，说明唐代宫廷傩仪已经成为春节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驱疫迎春的目的。唐代傩仪的表演性比前代大大增强，逐渐向傩戏演进。当代不少地区春节期间的傩戏表演就是古代傩仪的遗存，依然带有强烈的驱疫求吉内涵。
相传，驱疫辟邪的傩仪是由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创立的。此神话记录在《庄子》佚文中，经《太平御览》等文献的转载而留存。《庄子》一书中有《游凫》篇，有学者认为这一段佚文本是《游凫》篇的一部分，译为现代汉语如下：
游凫问：“现在的百姓为什么要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敲鼓击铎，大声呼号呢？”雄黄回答说：“从前，民众常为传染病所苦，黄帝因而设立了巫咸这一官职，带领民众沐浴斋戒，以通九窍；敲鼓击铎，以振奋精神；劳动身体迈开步伐，使阴阳之气顺畅；喝酒吃葱，使五脏通畅。百姓不知道这些缘由，以为敲鼓呼噪真的是为了驱逐瘟鬼呢。”
《庄子》善用寓言故事讲道理，游凫与雄黄都是拟人化的角色，前者是一只水鸟，后者是一种中药材。此段黄帝立傩仪的神话解释了先民发明傩仪想要达到的目的，揭示了傩仪的本质。大多数驱疫行为——沐浴斋戒、敲鼓击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而饮酒茹葱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这些科学的防疫方法是非常珍贵的信息，曾代代相传造福了不少民众。
“爆竹”与“入屠苏”都是重要的春节防疫习俗，其中燃烧爆竹为驱赶传播寒热疫病的山臊恶鬼，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
在描写春节的古诗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爆竹”与“入屠苏”都是重要的春节防疫习俗。
“爆竹”在唐代也称“爆竿”，意思是用火烧竹竿，使其爆裂发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驱赶山臊。相传，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疫鬼，又称为山鬼。它相貌类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异经·西荒经》说：山臊喜欢光着身子捕捉虾蟹。它不怕人，如果在野外看到行人点燃篝火休息，就会靠近，利用人类的篝火炙烤捕来的虾蟹，并伺机盗取食盐，用来佐食虾蟹。如果接触了山臊，就会感染“令人寒热”的疫病。“令人寒热”即怕冷发热，是很多传染性疾病的共同症状。如何才能驱赶山臊，不让它靠近人，传染人呢？据说，曾有人尝试着将竹竿扔到火中，发现竹竿爆裂发出的声音可以吓跑山臊，后来就有了在新年第一天燃烧竹竿驱赶山臊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从宫廷到民间都有燃烧竹竿驱除山臊的习俗。《诗经》中有《庭燎》一首，描述的正是周代王宫在新年于庭院中燃烧竹子的情形。《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民众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燃烧竹筒，以驱赶“山臊恶鬼”。
作为一则重要的防瘟避疫神话，山臊神话其实反映了民众对于瘟疫爆发时间和高温杀灭病毒的认知。首先，民众在春节前后燃烧爆竹驱赶传播寒热疫病的山臊恶鬼，说明冬季是以发热为表征的传染性疾病的多发期；其次，以燃烧竹子的方法吓走山臊恶鬼的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可能反映了先民对高温能杀灭空气中的病毒的粗浅认知。
“入屠苏”即饮屠苏酒。屠苏，亦称屠酥、酴酥，屠苏酒是用中药浸泡而成的药酒，古人认为在春节期间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这种习俗至晚在南朝已经产生。《荆楚岁时记》载：大年初一早晨，一家男女老幼穿戴整齐，按照辈分依次拜年祝贺后要共饮屠苏酒。
相传，屠苏酒也是由黄帝发明的，所以又被称为“轩辕黄帝神方”。除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之外，民间还流传着其他屠苏酒创制神话。南北朝时期的中医方书《小品方》说：让人不生瘟疫的屠苏酒配方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创制的，大年初一饮用它，能够避瘟疫及一切不正之气。而明代的《通雅》则说是唐代的医药学家孙思邈调制了屠苏酒方。相传，孙思邈曾在常州城中居住，他看到冬末春初时民众常身染瘟疫，就潜心研读医书，拟出了一个药酒配方。常州的病患服了孙思邈的药酒后，身体很快康复。后来孙思邈公开了药酒配方，并告诉大家每年除夕时饮用此药酒可预防瘟疫。
神话并非历史，屠苏酒究竟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在黄帝、华佗、孙思邈分别作为屠苏酒发明人的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古人以药酒防治瘟疫的知识传承过程：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些植物对于防治瘟疫有着特殊的效果，由此产生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汉末三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在治疗过程中，从原始社会传承下来的瘟疫治疗方法不断得到补充与改进，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瘟病药方，由此引发了华佗发明屠苏酒配方的神话；到隋唐时期，随着治疗经验的累积，医者发现温热的酒可以加速药效的发挥，屠苏酒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药王孙思邈配制屠苏酒挽救病患的神话因此产生。
屠苏酒神话还传承了防止瘟疫人际传播的经验与观念。东晋《肘后备急方》载：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时，要从幼至长依次饮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明代《本草纲目》记录屠苏酒的饮用方式说：制作屠苏酒的药材配好后，装在三角形的红色袋子中，于除夕夜悬挂在井底，初一取出放于酒中，将药酒煮沸几次，去掉药渣后，全家人从幼到长依次饮用。喝完之后的药渣仍然放入井中。这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第一，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是为了防止瘟疫的人际传播，即使一家中只有一人饮用，一里的百姓中只有一家饮用，也可以阻断瘟疫的人际传播；第二，饮用水是瘟疫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将炮制药酒的药材和药渣浸入井水，其目的就在于净化饮用水，防止疫病的传播；第三，从幼至长饮用屠苏酒的顺序与一般的长者为尊不同，既照顾了儿童体弱的特质，又体现了爱护幼小的传统道德观念。
春节饮屠苏酒防瘟的神话与习俗传承了以药物预防瘟疫的经验，它在古代得到了长期而广泛的认同，苏东坡有“但有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除夕野宿常州城外》）之句，赞赏了屠苏酒的保健功效，并针对长者后饮的风俗评论说：我只要健康，不怕年老。
正月初五迎的众多财神中，影响力最大的赵公明曾是一位瘟神。其身份的变化，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辨证思想
正月初五迎财神是春节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迎财神仪式的隆重程度堪比除夕夜祭祖迎春。在众多财神中，影响力最大，最受人敬仰的就是赵公明。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财神赵公明在南北朝时曾是一位瘟神。梁代道士陶弘景在《真诰》中提到：以赵公明为首的五方诸神是专司“土下冢中”的阴神，手下有一千两百员，被呼为“瘟鬼”。《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一也说赵公明与刘元达、张元伯、李公仲、史文业、钟士季等各自率领二十五万鬼兵，在人间散播瘟疫。到隋唐时期，瘟神赵公明神话和信仰逐渐成为五瘟神神话与信仰的一部分。五瘟神，也称五瘟使者，分别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隋文帝曾下令为五瘟使者建祠。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人口聚集的集镇、城市不断增加和扩容，瘟疫暴发引起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公元832年，从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至浙西道（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瘟疫，唐文宗在救灾的诏令中说：灾民中有全家都死亡的，由官府准备棺木，并出丧葬费，死亡一半及以上的民户都可以减免赋税。公元855年，江淮一带又发生另一场大瘟疫，唐宣宗下诏说：江淮数道因为旱灾和瘟疫，民众或死或徙，十室九空，收不上税，因此特赦三年。正因为瘟疫给古代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隋文帝为五瘟使者建造了神祠，定期祭祀他们，使瘟神祭祀进入了官方崇拜体系，企图通过祭祀瘟神控制瘟疫的传播。
五瘟信仰最深厚的地区在长江以南。可能因为环境湿热，易生蚊虫，古代长江以南常常暴发大型传染病，五瘟神话与信仰因此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五瘟使者中在民间威望最高的赵公明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机会，成为至今仍广受欢迎的财神。
大约在蒙元时期，赵公明被封为赵元帅。元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记录了赵元帅的生平事迹，说他是中南山人，秦代避世隐居，后修炼得道。该书还对他的外形进行了详细描述：赵元帅长着一张黝黑的面庞，头上戴着铁冠，手里执着铁鞭，跨坐于虎身上。这副威风凛凛的样貌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当代，执鞭、跨虎依然是财神赵公明形象的标志性特征。在《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赵元帅首次超越了瘟神身份，具有了更广阔的职司范围，比如能驱雷使电、呼风唤雨，甚至可以保佑打官司顺利，做买卖发财。至此，赵公明已经由单纯散播瘟疫的瘟神转变为多能神，而且是一位既可以救助瘟疫，又可以为商业经营行为保驾护航的善神。
此后，赵公明与瘟神的定位渐行渐远，并终于在明代开启了通往财神之路。明代神魔小说《北游记》叙述说：赵公明等本是擅自下凡的神仙，住在徐州府风清洞危害百姓，被祖师擒拿后受感化成为护佑百姓的善神。这种邪神转向善神的叙事为赵公明由瘟神向财神的转变做了铺垫。到《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已经成为一位比较明确的财神了。姜子牙敕封阵亡者，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率领四位正神，行使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之职。赵公明帐下四位正神分别为：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单从神名上，我们也可以了解这四位辅神都是专职财神，而作为四位财神上官的赵公明自然也是财神了。在江南地区，很多民众将赵公明与四位属下并称为“五路财神”，也称“路头神”，并逐渐形成在春节后店铺开市的正月初五迎接路头神的习俗。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有深刻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辨证思想：瘟疫的暴发已经是极坏之事，但如果人类可以寻找出治疗疫病的方法，瘟疫也可以被制服，如此便否极泰来。这种思想反映在神话中就表现为为祸人间的瘟神可以转变为造福人间的善神；另一方面，神话和信仰的出现或消失都与民众的客观需求有关，赵公明瘟神职能在明代的消失可能代表了当时一些民众已经认识到在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
来源： 文汇报
成语“补苴罅漏”里的“苴”是什么意思？
接着我们的《说文解字》课程，今天是第98课，仍然是讲“艸”部汉字中的六个汉字，具体如图：
（今天所要讲的六个汉字）
1、莜。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一）中华书局注音版《说文解字》只标注了一个音diào。给的解释是：“艸田器，……《论语》曰：‘以杖荷莜’”。王筠的《说文句读》里说：田间之器，率以檾稭为之，故曰艸“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直接给标为“耘田器。”并说明“芸，除草也。”依照这三条线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的莜，本义是一种草编的田间用器，是一种农具，用以除草。这种用具恐怕现在已被各种铁制用具取代，所以找不到图了。
（二）这个字的第二个读音读yóu。专指莜麦，就是“油麦”，也叫“祼燕麦”。禾本科、燕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须根外面常具砂套。秆直立，叶鞘松弛，鞘缘透明膜质；叶舌透明膜质，叶片扁平，质软，微粗糙。果实可磨面制粉作各种面食，全株可作牲畜饲料。样子如图：
（莜麦）
莜的小篆写法如图：
（莜的小篆写法）
2、萆。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一）中华书局注音版《说文解字》只标注了一个读音pì。给的解释是：“萆，雨衣，一曰衰衣。”《广雅.释器》：“萆谓之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说：“……秦谓之草。《越语》云：‘譬如衰笠，时雨既至必求之。’”可见，萆的本义就是蓑衣。是古人用一种不容易腐烂的草（民间就叫“蓑草”）编织成的一种用以遮雨的雨具，厚厚的像衣服一样能穿在身上。后来人们发现棕之后也有用棕制作的。蓑衣的样子如图：
（棕蓑衣）
（二）这个字的第二个读音是bì。有两个意思：（1）用于专用词“萆荔”，就是薜荔。植物名，前面的课程（第62课讲“薜”字）已经提过，不再详说。样子如图：
（薜荔）
（2）通“蔽”，即隐蔽的意思。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里有：“选轻骑二千人，一持一赤帜，众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裴駰的《史记集解》引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韩信）挑选了两千名轻装骑兵，每人拿一面红旗，从隐蔽小道上山，在山上隐蔽着观察赵国的军队（“井陉之战”中韩信的用兵方略）。
（三）这个字的第三个读音读作bēi。指萆薢。就是绵萆薢，中药名，薯蓣科。草质缠绕藤本。根状茎为缓和利尿药。样子如图：
（萆薢的植株）
萆字的小篆写法如图：
（萆字的小篆写法）
3、<上艹下是>。这个字GBK字库没有这个字。读chí。《说文解字》给的解释是：“艸也。”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草，但《玉篇.艸部》有：“<上艹下是>，<上艹下是>母草，即知母也。”所以<上艹下是>的本义就是知母。这种药草我们之前介绍过，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叶由基部丛生细长披针形，花茎自叶丛中长出。样子如图：
（知母）
<上艹下是>字的小篆写法如图：
（<上艹下是>字的小篆写法）
4、苴。这个字读音有七个之多。（一）中华书局注音版《说文解字》只标注了一个读音jū。给的解释是：“履中艸。”《玉篇.艸部》中也有：“苴，履中薦也。”相比之下，薦更准确些，因为薦的意思是“獸之所食艸”牲畜能吃的草，相对软些，适合垫在鞋里。不管是何种艸，总之，苴的本义就是鞋中草垫。比如《汉书.贾谊传》里说：“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鞋虽新，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旧，不能像鞋一样垫草。比喻贵贱不可倒置。
本义之外，还有如下几个意思：（1）大 麻的子实。比如《诗经.豳风.七月》里说：“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毛传》里解释：“叔，拾也。苴，麻子。”大意是：七月里面可吃瓜，八月到来摘葫芦。九月拾起秋麻子，采摘苦菜又砍柴，养活农夫把心安。麻子以前也讲过，样子如图：
（麻子）
（2）结子的大麻。《玉篇.艸部》：“苴，麻也。”（3）粗劣；粗恶。《墨子.兼爱》有：“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孙诒让《墨子闲诂》给解释：“苴，粗字通。”（4）补；填塞。比如韩愈的《进学解》有“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罅指缝隙，补好裂缝，堵住漏洞。比喻弥补事物的缺陷。张皇幽眇指阐发张扬思想或著述中的深妙精微。补苴罅漏已经发展成为成语，很多注本用鞋子里垫草来解释“苴”，显然说不通。（5）通“菹”。指生草的沼泽（这是菹的一个义项，详细参照“菹”的解释）
（二）第二个读音是chá。《诗经.大雅.召旻》里有：“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棲苴。”好比干旱的年头到了，地里百草不丰茂，像那枯草又歪又倒。孔颖达作疏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
（天旱草枯）
（三）这个字的第三个读音读作zhǎ。指土苴。典出《庄子.让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陆德明作释文说：“司马彪云：土苴，如粪草也。李頣云：土苴，糟粕也。”
（四）这个字的第四个读音读作zū。《集韵.鱼韵》里有“菹，《说文》：‘酢菜也’或作苴。”酢，讲过了，就是腌菜。
（五）这个字的第五个读音读作jiē。两个意思：（1）《集韵.麻韵》有“苴，菜壤也”种菜的地方；（2）《集韵.麻韵》有：“苴，猎场。”打猎的地方。
（六）这个字的第六个读音读作bāo。是古代一个民族的名字，是巴人的一支。《史记.张仪列传》里有：“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苴和蜀两支琵相攻击，都向秦告急求救。
（七）这个字的第七个读音读作xé《集韵.麻韵》里有：“苴，苴咩城，在云南”。这是一个古城名，故址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唐代时，南诏国徙都于此，开始建城，到明代，在此修建了大理城。
（大理三塔）
苴的小篆写法如图：
（苴的小篆写法）
5、<上艹下麤>。GBK字库无此字，上面一个艹字头，下面一个麤。读作cū。《说文解字》给的解释是：“艸履也。”王筠的《说文句读》里说：“《广雅》、《释名》、《急就篇》皆作麤。履，足所依也，就是鞋，艸履，就是草鞋。如图：
（草鞋）
的小篆写法如图：
（的小篆写法）
6、蕢。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一）中华书局注音版《说文解字》只标了一个读音kuì。给的解释是：“蕢，艸器也。”《论语.宪问》有：“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汉书.何武王嘉丹传赞》里说：“以一蕢障江、河，用没其身。”颜师古作注说：“蕢，织草为土，所以盛土也。”综上，蕢的本义就是用艸、竹编的筐。如图：
（竹筐）
在这个意思之下，我们【猜想】蕢可能通“篑”，就是功亏一篑的篑。意思都是装土的筐。
（二）这个字的第二个读音读kuài。有几个意思：（1）《尔雅.释草》里说：“蕢，赤苋”郭璞作注说：“今之苋赤茎者。”
（红茎苋菜）
（2）秽，腐坏。《吕氏春秋.达郁》有：“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蠧，草郁则为蕢。”语义相连，显然，这里的蕢就是污秽的意思。陈奇猷校释认为：“疑蕢为殨之同音假字。”殨在《说文》里是“烂”的意思。我们猜想，这个意思下的蕢，或许通现在的“溃”
蕢的小篆写法如图：
（蕢的小篆写法）
我们把注音当成《说文解字》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许慎所处的时代没有反切，甚至有人因此认为《说文解字》是没有读音的字书。除了少数“读若”注音之外，大部分字读音不可知。许慎利用汉字的谐声系统来给《说文解字》中的字注音。谐声偏旁代表上古造字之时的语音。再加上汉字特有的“形声”系统，通过《说文解字》来判读汉字的上古读音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尽管如此，读音仍是汉字识字中极重要的问题。
（【说文解字】之98，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给古书用上黑玉断续膏（古书今读（九））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古书保存不易，尤其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千辛万苦抄得几部书，一场火灾，一场战乱，就全没了。
隋朝人牛弘总结书有“五厄”——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每次变乱，都给官方藏书、给文化造成毁灭性打击。后来，明人胡应麟又提出续“五厄”，近人祝文白再续“五厄”。
连番厄运之后，历史上的很多声音就此熄灭，很多人物事迹就此湮没无闻，殊为可惜。但对此也不是只有扼腕叹息的份儿，通过积极主动的辑佚，很能抢救回一部分。
举个例子。古人描写离愁别绪非常有名的两位作者，一个是江淹，一个是庾信，前者的《别赋》，声情凄婉；后者的《愁赋》，据说也是写尽了人间愁态。南宋词人刘辰翁说“江令恨别，庾信愁赋”，把二人并举。但是《愁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佚失了。
幸好，宋代有位叶廷珪，他编撰的一部《海录碎事》里引用了《愁赋》的一部分，后人从中辑录出来，才让“庾愁”不至于空留遗恨。
这就是辑佚，从现存古书中钩稽、缀辑亡佚古书文字材料，让被外力打断的文脉得以延续，功效好比武侠小说里的黑玉断续膏。而且，辑佚可不是只给诗人作品集做些小修小补的工作，还有大补之用呢。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著作的柱石。其中的《旧五代史》150卷，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后世为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相区别，称薛史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的辑佚书。《旧五代史》主要删削五代各朝实录而成，由于五代实录今天均已失传，《旧五代史》因大量保存了实录遗文而具有重要价值。
做辑佚工作的人最爱《永乐大典》。该书是明成祖命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按照一定的分类，将大量古书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录入。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录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七八千种，其中所收之书绝大部分都灭绝了。因此，《永乐大典》就成了蕴藏极为丰富的辑佚渊薮。
《永乐大典》编成后一直在朝廷内府中保存，不见天日。康熙年间，这部大书被放到翰林院供编书参考。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对《永乐大典》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利用。当时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先后39人参加，其中的著名学者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8年下来，共从中辑出佚书385种，大量珍贵秘籍得以重见天日。
当然，散佚的古书也不都是珠玉，其中不少也是糟粕。宋代藏书家陈振孙写的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中评过一本《韩文公历官记》，说是“颇疏略”，里面的史事错得很离谱。有这样的评价，我们对这本书后来的亡佚，也就不用惋惜了。
让人感慨的是，古书是因为稀少而亡佚了。现在呢，资讯发达，文化繁荣，书籍多到浩如烟海，但又有多少好书因无人翻看而形同亡佚？看来，书也会因为太多而“亡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