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修吉时是喰种吗(和修吉时)

作者：庞春燕

门，人由此进出，暑热时敞开纳凉，冬寒时紧闭保暖，关上门即是私密空间。在古人万物有灵的思维中，门的种种功用获得了神秘主义和想象力的加持，成为辟邪、祈福之处，由此产生了祭祀、门神、春联、时节门俗、风水等种种民俗……从祭“门”祭“户”到祭“门神”

古人素重门户，五祀（即祭门、户、井、灶、中）中井（水）、灶（火）、中（土地）关系衣食要祭祀，但都比不上门、户双双受祭重要。《礼记》中也有“孟春之月其祀户”“孟秋之月其祀门”之说。先民们把祭祀门户与四时、五行、阴阳联系起来，表达一种顺应天地自然的世界观。

祭门户是对物的崇拜，祭门神则是对神祇的崇拜。“门神”二字最早见于东汉郑玄注解的《礼记·丧服大记》：“君释菜，礼门神也。”之后，祭祀门户的古风逐渐融入门神祭祀中。如历代皇家最遵古制，据《清史稿·礼志三》记载，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可这司户神和司门神却有着神荼、郁垒和秦琼、尉迟恭的影子，可见两者早已融合。

那么，门神是如何出现的？诸多门神中，神荼、郁垒是最“资深”的一对，其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引用的《山海经》故事：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山上有一棵万年古桃树，枝干蜿蜒三千余里，大树东北段有树梢弯曲至地面，形成一扇天然大门，山中居住的妖魔鬼怪进出都要经过此门。门外有两位神将神荼、郁垒奉黄帝之命在此守卫，如有鬼怪做伤天害理之事，二人便将其捉去喂虎，故鬼怪均畏惧二神。

由此，古人为辟邪祛祟便用桃木雕成神荼、郁垒的形象挂在门首，久之便敬为门神。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记载：“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可见早在东汉时期，度朔山鬼门的守将神荼、郁垒就已经成为百姓家的门神。

此后，门神的队伍不断壮大，仅唐代人物就有秦琼、尉迟恭和钟馗、魏征等。前者成为门神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西游记》中的记载，泾河龙王命犯天条由魏征处斩，他向唐太宗托梦求救，太宗答应后故意在处斩时留魏征下棋，岂料魏征一个打盹便“梦斩龙王”，龙王怪罪于太宗，夜夜纠缠，太宗只好让秦琼和尉迟恭守前门、魏征守后门才得以安寝;另一个说法出自《隋唐演义》，太宗有一阵子睡觉时常听室外鬼魅呼叫，告诉群臣后秦琼曰：“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如聚蚁，何惧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于是二将夜夜守卫。太宗见二人辛苦，便让画师绘二将真容贴在门上。

如果说唐太宗让秦琼、尉迟恭和魏征成为门神，那么钟馗则是唐玄宗钦定的门神。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之《补笔谈》中记载了他在宋代皇宫见到的唐代吴道子《钟馗图》题记中的故事：

玄宗久病之后，一日梦见一小鬼偷了贵妃的香囊和自己的玉笛，一蓝衣人捉住小鬼，挖其眼珠吃下。玄宗询问后得知蓝衣人是发愿尽除天下妖孽的钟馗。梦醒后玄宗的病好了，他让吴道子依描述画出钟馗之像，诏告天下，岁暮张挂，以祛邪祟。

据玄宗时期大臣张说在《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中的记载，“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一轴”，可知岁末时节玄宗以钟馗图赐大臣已是惯例。不同于神荼、郁垒，或秦琼、尉迟恭，钟馗和魏征一样是“后门门神”。因为前门多为双扇，需贴成对的门神，后门多是单扇。河南朱仙镇传统年画《新年大吉》，画面便是钟馗手持判笔写下“新年大吉”四个大字。

古代门神还包括诸多历史人物、传说或小说人物，如名将郭子仪、关羽、岳飞、韩世忠，《封神演义》中相互斗法的赵公明与燃灯道人，《杨家将演义》中的孟良、焦赞和穆桂英……

门神是人们虚构出来的神祇，其形象的变迁也反映了民众心理的变化。在汉代画像石中，最早的门神神荼、郁垒相貌怪异，形象可怖，折射出先民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他们期盼凶恶有力的门神来保护自己;至南北朝时，石刻的神荼、郁垒已和人一样，并穿上了盔甲;宋代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更加自信地面对自然，门神演变成镇殿将军模样，威风凛凛中透着庄严和善，还出现了双手持笏的文官门神，这显然是祈福子孙读书入仕，侧面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

从桃符到春联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的王安石写下此诗时，源于先秦的桃符正向春联过渡。

桃符即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或用纸描绘二神的形象，悬挂或张贴于门首。为什么用桃木呢？这源于上文《山海经》故事中度朔山的古桃树，桃木也因此有“鬼怖木”之称。可以说，这就是辟鬼祛邪的“符”。

桃符如何变成春联呢？元杂剧《后庭花》中有一段唱词：“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这段唱词反映了从桃符到春联的演变——一方面，其形式仍为辟邪的桃符;另一方面，这两片桃符上“宜入新年”与“长命富贵”相对，不仅形式上接近春联，内容也是为节日祈福的春联。

那么这是最早的春联吗？非也。清代有学者认为最早的春联是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甚至在《尚书》和古器物铭文的对偶句中寻找更古老的春联。近年有学者引用敦煌遗书S0610卷（《启颜录》唐开元十一年抄本）中的文字，认为最早的春联出现在唐代，所录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回回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回辟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这些联句分别录于“岁日”和“立春日”，时间上吻合;内容上多有沿用至今的春联常用词“三阳”“五福”“富贵”“庆寿”“呈祥”等;其位置“书门左右”;其功能“吾傥康哉”，即为主人祈福。故笔者赞同这是最早的春联。

从桃符到春联，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内涵。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意在驱鬼辟邪、以求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希望提高生活质量，要辟邪更要纳祥，于是桃符便被“年年有余”“福禄绵长”之类的春联所取代。

传说春联之名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簪云楼杂说》记载了一则故事：朱元璋曾在除夕前下诏各家挂春联，之后微服出宫查看，偶见一阉猪人家还没有请人写，便亲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出身贫寒、未受过系统教育的朱元璋居然能即兴创作一副对仗工稳、极具行业特色的春联，可见当时春联已深入民间。

皇帝喜爱春联，文人则更加推崇春联——谁会放弃这样一个显示才华的机会？由此，春联逐步推广并普及到民间，又发展出了匾额和不拘于新年时节的楹联。在《红楼梦》的大观园中，每个院子门前的匾额和楹联便是众人展示才情的产物。

岁节与门俗

春种、夏作、秋收、冬藏，时令和气候决定着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套精密的时序系统——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并衍生出诸多与门相关的习俗。

除夕倒贴“福”：门上除挂春联、贴门神之外，还要倒贴“福”字，这个风俗源于清代帝王。从康熙开始，清代皇帝形成了除夕之前写“福”赏赐臣下的惯例。臣下得到后十分荣耀，便将其装裱供奉起来，引得民间纷纷效仿，之所以倒贴是取“福到”之意。

立春贴“春”：“药王”孙思邈在《千金玉令》中记载：“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贴春”为北方习俗，江南地区的人此日要郊游踏青，采集常青的冬青枝、松枝、柏枝、竹枝等插在门上，曰“插春”，以期“四季长春，春福富足”。

破五送穷：正月初五民间谓之“破五”。穷是人们最恐惧的存在，故民间安排这天“送穷”。把穷送到哪里？以门为界，把它扫地出门。故至今在河南、河北等地还保留着除夕之后家中不再洒扫，至初五清晨打扫后，将垃圾送出门外的习俗。送完之后，还要在门口燃放鞭炮炸“穷”，意为与“穷”绝交。

上元悬灯：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又称“灯节”，家家门前悬灯结彩，灯上可粘诗设谜。古时赏灯从正月十三开始，至十六七方止。士民赏灯、猜谜，嬉游达旦，尽情欢乐，可说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清明插柳：很多地方志都载有“清明门上插柳”之俗，其用意何在？有学者认为，古人钻木取火时，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后世皇帝便遵循《周礼》《论语》所载古制，在寒食禁火后将柳火赐予臣下，以示恩宠。受赐者将柳条插在门楣上以示荣耀，引得民众效仿，遂有此俗。

蚕月闭门：蚕桑业发达的江浙等地以农历四月为“蚕月”，此时有“蚕忌”，家家闭门闭户。南宋范成大诗曰“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叶绍翁诗曰“田因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关”，气氛颇为神秘。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幼蚕娇嫩，对温度、湿度、气味等很敏感，稍有不慎就影响生长，故各家闭门谢客、轻手轻脚，只怕惊动蚕宝宝。此时不仅大门紧闭，还在大门上贴门神，一为祈福蚕茧丰收，二为提示蚕忌，令外人望而却步。

端午门饰：古人认为“午”为阳极，端午则双午重叠，是一年里阳气最盛之时，故阴阳失衡，多有不祥。很多地区在门楣上悬挂红绿黄白黑五色丝线搓成的彩绳，在门边插艾草以禳毒气、辟瘟疾，如《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习俗：“采艾以为人（人形），悬门户上……”艾本就是一种草药，可用于内服、外敷和灸疗，故为民俗所重。

冬至门上糯米圆：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古人认为此时阴极之至，阳气始生，需沟通天人、通达阳气。福建等地要用米粉制作九枚丸子粘在门楹间。为何用丸子呢？丸，圆也，太阳是圆的，那么各以其类象之，圆象阳。为何用九枚呢？九为阳数之极。其中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宇宙观。

风水之“门”

在古人看来，门的朝向关系重大。帝王宫阙的阙门是大地上的星空四象（古人将星辰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南西北各七，分别将其看成一种神物，坐北向南看为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民居则讲究“宅以门户为冠带”，门的吉凶福祸是古代风水学研究的重点。

秦简《日书》中标出了二十二种门的吉凶，如南门—将军门，贱人弗敢居;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失行门—大凶等。这种由古代中国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观念衍生出的神秘文化流布已久，剔除其神秘色彩，今天看来倒也不乏合理之处。

有些风水理论源于古人的生活实践。如民宅多“子午向”，即大门在南，正房在北，这或是因为我国地处北半球，坐北面南利于采光，夏季纳南来之凉风，冬季蔽西北之寒流。而且大门还要在面南时稍稍偏东，曰“抢阳”，古人日出而作，这应当是为了让阳光尽早照入。此外，还讲究大门不可正对正房门窗，否则南火、北水相克，实在错不开就在院中建一座照壁。这应是避免气流直接冲入户内有碍健康。粤北地区还讲究各家大门不能相对，否则邪气相撞，这似乎是被神秘化了的个人隐私保护措施。

还有些风水理论源于审美和习惯。如把大门正对街路称为“箭射”，大门正对交叉路口称为“人字杀”，这种形象的描述或许并非迷信，而是不合乎重视稳定、和谐、对称的中国式审美，这种直观感受在神秘主义的加持下，“大凶”“主孤寡”等说法就出笼了。这些说法能被大众接受，其基础仍是朴素的审美体验——那大门，不美。

镇物厌胜：古人认为建房时在门下埋吉符可祈福纳祥。如我国台湾某些地区认为建门时将米置于门槛下，“可致富贵”。青海农村地区在修大门时，要选吉日吉时在门槛下埋入内装钱财（代表富足）、药材（代表祛除疾病）的“宝瓶”，取“招财进宝”“平平安安”之意;此外，还要在门梁上凿洞装钱、粮，并雕刻青砖狮子辟邪，这些都属厌胜之术。

厌胜术本质上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不充分的产物，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可作为民俗保留，也有些鼓吹驱邪功能，迷信色彩浓厚，纯属无稽之谈，需要大众甄别和抵制。

门悬辟邪物：辟邪闭户，纳祥开门，门户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门楣上挂木刻的衔剑吞口（即彝族、水族、羌族、白族等守门辟邪的神灵，多为变形的虎头，圆睁目、大嘴张，意为尽吞世间邪恶），羌族悬挂羊头骨和羊角，台湾某些地区挂形象凶恶的木刻狮头……这都是选取具有威力和令人恐惧的事物，以期以恶制恶，从而起到心理慰藉之效。

河西走廊一带居民要在门楣上挂“财角”，即用一尺见方的红布缝成两个三角形袋，袋里装五谷和硬币，将一对财角、一双筷子、一卷古书悬挂于门楣上，意为祈求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人丁兴旺、诗书传家。

门俗的变迁中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历程。从远古洪荒岁月中的驱邪辟祟，到后世的纳祥祈福，变幻的是门上的风景，不变的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庞春燕）

来源： 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