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铁林年龄(金铁林)

杨仲华 尤志国

民族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在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一流的民族声乐教学人才和歌唱人才，而且撰写出数十篇视野开阔、思维独特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论文并刊布于世。今天，当我们认真解读金铁霖教授如何成为中国声乐教育史上的成功典范，解读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为何能以骄人的业绩享誉海内外时，惊异地发现：在金铁霖的教学实践中，处处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充满着理论思维。应当说，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音乐教育领域成功运用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形成的哲学基础。研究金铁霖教授如何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民族声乐教学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新世纪中华民族乐派”的形成发展将不无裨益。

人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是难以顺利到达理想的彼岸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回首中国近代声乐发展史，人们发现：一些资格很老、名气很大的声乐教育家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就，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但缺乏科学的哲学理论这一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作为指导，才是制约他们的事业走向辉煌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让人们真正感到扼腕痛惜的是他们“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做过阐述：“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2]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解读金铁霖教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其民族声乐教学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精髓成为其民族声乐学派的哲学基础的。

在声乐教学活动中，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法，也都随着教龄的增长积累着教学经验。你的经验积累了多少？你的经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与否。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3]他还指出：“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4]凡事要看两点，这就是两分法，即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两个侧面。即一切事物都具有二重性。我们要想如实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金铁霖教授长期坚持运用“两点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指导开展工作，因此不仅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教学业绩，而且为其声乐学派的形成发展牢固奠基。

为了发展我国当代民族声乐艺术，金铁霖深知必须广为采撷，兼容并蓄。这里既要正确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使“古为今用”；又要处理好“既克服又保留”的关系，使“洋为中用”。

经过深入研究我国的传统戏曲、曲艺和民歌的演唱，金铁霖发现，“混合声”是我国传统声乐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声音色彩。只不过由于剧种不同、表现风格不同，所使用的真假声比例和方法有所区别。所谓“混合声”，就是真声和假声的混合。它既有真声的结实、明亮和力度，又有假声的柔和、圆润和高位置。在演唱中，由于“混合声”所具有的真声色彩更接近于我们民族语言的吐字发声，容易使咬字吐字发音清晰响亮，因此，它比较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

如何使混合声色彩建立在科学的发声方法之上，使之适应当今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声乐审美需求？金铁霖将目光转向西方最具代表性的Bel Canto（美声唱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使我国声乐界深入了解Bel Canto，经国际音乐家协会推荐，国家有关部门于1981年邀请意大利著名声乐家吉诺·贝基先生来华讲学。贝基先生两个月的教学、示范，使我国许多声乐工作者对Bel Canto的概念和要领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金铁霖从贝基先生的讲学中，不仅学到美声唱法中许多宝贵的真知灼见，而且发现用中国语言演唱时存在的诸多问题。经过反复实践研究对比，金铁霖总结出，在意大利 a、 e、 i、 o、 u 这五个母音中， e 、i 母音容易使声带的张力增加，其色彩性较强； u母音使声音很容易进入头声，便于上下衔接，声区通畅统一。在此基础上，金铁霖教授进一步研究总结发展出“u” 通道理论。

运用“一分为二”的原则分析一切声乐现象，不仅可以使人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而且通过把辩证的否定观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既克服又保留”，扬弃而不抛弃，使金铁霖从前人那里、从长辈那里、从同行那里、从世界声乐艺术的宝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以此丰富和发展自己。

1986年前后，我国开始有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的称谓。对于这种社会现象，许多声乐教师采取了固守自己所谓的“正统”唱法，对其他唱法不闻不问，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金铁霖深知：声乐教学作为研究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其任务就是要寻找事物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然而，共性，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并且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人类认识事物的次序，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即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再进行抽象和概括，才有可能抓住事物的共同的本质。

于是，金铁霖毅然决然地摒弃门户之见，坐下来潜心研究这三种唱法的风格和特质。经过分析比较，他发现美声唱法用外国语言演唱非常合适，但用中国语言演唱就会有很大问题。它所欠缺的是我们民族的吐字、民族的感情、民族的风格、民族的表演、民族的气质等等，也就是说美声唱法面临的是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民族唱法源自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歌、戏曲和曲艺等，是在各地不同的语言（方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唱法。这种唱法在总结、综合、提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解决科学性、艺术性、时代性。通俗唱法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摆在它面前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科学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的问题。

金铁霖认为，三种唱法在演唱过程中，体现咬字的方法不一样，声音的用法不一样，风格体现不一样，内容表现也一定不一样。因此，如果说在科学方法的前提下所体现的三种唱法是存在的，那么，就可以认为根据作品表现需要所分出的三种唱法都是科学的。

正是由于金铁霖在对待三种唱法的问题上，坚持运用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观点，避免了形而上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性倾向，因此才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和判断：“由于这三种唱法的自然形成，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都能得到各自的发展。”这就如同列宁所指出的：“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5]实践证明，面对零散的、繁复的感性材料，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抽象进行逻辑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的一分为二，都要分成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所谓人的认识的全面性，就是对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分析，既要看到这一面，又要看到那一面；既要看到对立，又要看到统一；既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依存，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而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偏概全，将矛盾的一方推到极端。其结果必然导致陷入一点论：或者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

为了培养高质量的民族声乐人才，金铁霖教授概括总结出“声、情、字、味、表、养、象”七字标准。这七字标准，既是教师们在招生时选拔学生的标准，也是培养训练在校学生全面发展所要达到的标准。有了这七字标准，歌手张嘴一唱，他就知道对方哪个字唱得好，哪个字缺了。然而，金铁霖深知，不管是歌唱家和歌唱艺术家，还是学生及歌手，都不可能什么歌都唱得最好。因此，他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尽量发挥出本人的个性和特色。金铁霖主张，教师在组织教学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学生在唱的时候，有些教师经常用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学生没有一句是对的；也有的老师说，你太对了，一点缺点也没有。这都是过于绝对的。“金要足赤，人要完人”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声乐教学要遵循的原则应当是：巩固优点，发挥优点，克服缺点，改掉毛病。当然，教学艺术也是十分必要的，即学生有优点就马上肯定，哪怕是一点点进步也要肯定。同时，还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把问题讲得既简单又准确，给出的方法有效，还比较灵活。最好能有点风趣，使学生不那么紧张，这样教学效果就好，学生也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

正是由于金铁霖教授在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学生的学习和演唱，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同时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学生既能客观了解自己的学习现状，又能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因而他的教学长期以来始终保持着高水准和高成才率。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是一个广泛的哲学范畴。事物的两点，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和看待一切事物，既是金铁霖教授治学、执教的根本，也是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建构形成的基石。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任何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都因一定的条件互相依赖、互相联结，并且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对立的统一。声乐教学活动，实质上是教学双方围绕着学生的歌唱发声生理机制开展的一项优化塑造工程。这项工程开展的好坏、进展的程度不仅决定着学生歌唱技能能否顺利形成，而且决定着学生由课堂走上舞台的进程是否顺利。

由于人的歌唱发声生理机制，基本上是在体内运行完成，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声乐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学生歌唱发声方面的许多毛病，如气息浅、舌根紧、位置低、咬字僵等，只是作为表面现象反映出来。对待这些表面现象，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还是以此作为入门的向导，透过表面现象，进而把握其本质？这不仅反映出一个声乐教师的业务素质的好坏，而且体现着该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任何现象都从某些方面表现着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6] 金铁霖教授在长期的民族声乐教学实践中，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并且抓住了歌唱训练中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被一些声乐教师认为是“顽疾”的歌唱发声毛病，廓清了声乐理论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使许多青年歌手甩掉了束缚他们歌喉的“镣铐”，在舞台上纵情高歌，在荧屏中频繁闪亮。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所谓整体是指事物各个部分的有机的统一；所谓部分，则是指构成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或一个因素。整体和部分是彼此相异而又相互关联的。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但整体绝不是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没有各个部分的有机结合，整体只是抽象的统一，而不是真实的存在。就声乐艺术而言，演唱方法的科学性是全世界共同的。民族声乐作为世界声乐艺术百花园中的独立一枝，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其独具的民族性特征。

如何将演唱方法的科学性与民族声乐的特殊性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此，金铁霖教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他总结说：“我们在演唱中都要有通道，用的是‘u’通道，‘u’的概念就是后通道，后通道用比喻来讲就是在耳朵后边，裤线的后边，一直到脚后跟，后一半为后通道。我在教学上，所提到的全通道、后通道和‘u’通道就是这个意思。”金铁霖教授进而形象地指出，练“u”通道，如同修“高速公路”，有了这个通道，什么“车”都可以跑（什么歌都能够唱）；没有通道，就没有高音。

在我们民族声乐的演唱过程中，声音通畅和字音清晰是一对突出的矛盾。许多歌手的常见“病”不是“音包字”，就是“字包音”。如何解决这对矛盾？金铁霖教授认为，字有宽窄尖团之分，但都要在一个通道内运行。通道并不因发窄母音而变窄、也不因发宽母音而变散，要始终保持“u”通道、全身唱。只要保持在后通道，声音就容易统一。为了保持完整的通道，他主张咬字的动作要小、要巧。对此，他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大马路上走小汽车”。

在金铁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学生不仅能够字正腔圆地完成我们民族不同风格艺术歌曲的演唱，而且能够胜任西方歌剧大段高难度的咏叹调、宣叙调的演唱。宋祖英、戴玉强、吴碧霞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既为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又被国外广大观众所欢迎就是明证。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观察事物时，既要看到“异中之同”，又要注意“同中之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曾经对此作过形象的比喻：“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庙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只有透过“貌似”的表面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的辩证分析，才能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抓住问题的实质。金铁霖教授在长期的声乐教学实践中，不仅善于区别“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而且有针对性地总结归纳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他在教学中经常使用的各种“反向提法”，就是熟练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动例证。

在金铁霖教授的教学中，反向提法有多种：

1.气息与声音虽然要统一在同一个通道里，但却不是同向的。位置高，气息低就是反向。唱高音时，气息落得越低，位置显得越高，声音就会越高越明亮。

2.保持着吸气状态来歌唱。喉咙开，嘴巴张，打开喉咙不是往外唱，而是往回唱。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出来的声音是往外的，声音是通畅明亮的、具有色彩的。

3.先放松，后叹气，叹到哪儿，从哪儿吸，吸到哪儿，从哪儿唱。所有的字都一样，保持着叹气状态来歌唱。

…………

金铁霖教授创造的这些提法，虽然看似矛盾，或不可理喻，但却容易被学生们所理解和掌握。在经历了无数教学实践的检验之后，这些方法被证明确实能够解决学生歌唱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是真实有效的。这就如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7]金铁霖教授正是拥有了“药到病除”般的过硬的教学本领，才可能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亟待解决各种各样实际问题的声乐学子，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使他们满怀希望地从四面八方而来，欢天喜地走向歌坛新天地。

辩证唯物论认为，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而区别于它事物，就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是事物内部的特殊的本质。色彩性是我们民族声乐的重要特征。如何在歌唱艺术表现中充分体现民族声乐的色彩性？金铁霖教授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在通道不动的情况下，利用支点位置的不同，调出不同的音色的许多好方法。

金铁霖教授经常用的前中支点，是指中山装的第二颗扣子处，它作为一个平衡点，上面有位置，下面有气息。把所有的字都吸到这里来转换，这样所有的字都得到了统一，所有声音的音色、焦点也都统一起来了。此外，为了适应不同风格歌曲的演唱需要，他还总结出了上支点、下支点、上中支点、中下支点、前支点、后支点，大支点、中支点、小支点等支点的训练方法及其实际运用。金铁霖教授指出，设置支点的目的是将平衡调节好，“它可以虚，可以实，可以大，可以小，支点用小、中、大都可以，色彩不一样，音量也不一样，依此类推”。歌手掌握了这个方法后，唱什么歌都可以从容应对。同一位歌手既能够唱美声的歌曲《哈利路亚》，也可以唱民歌《小河淌水》，还可以唱好诸如《绒花》的极具色彩性的当代创作歌曲。通过选择支点的虚、实、大、小、前、后、上、下，就可以调出表现作品所需要的色彩。因此，唱的作品不同，声音自然也就不同，唱啥像啥，唱啥啥味儿。

金铁霖教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并不只是教会他们唱某一类型的歌就行，而是能唱中国歌曲、外国歌曲、民歌等等，使他们的演唱素质和能力大大提高，演唱作品的覆盖面大大扩展。毛泽东指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8]金铁霖教授研究总结的“支点”提法，正是抓住了民族声乐演唱这一事物的整体和实质，掌握了它的内部联系，因此，这些方法在实际教学中才能够发挥出令人惊异的神奇效果。

如果说一位教师的声望，是由他所培养的学生的层次、质量、数量所决定的，那么一个学派的确立和崛起，则取决于其理论是否自成体系、能否有针对性地解决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金铁霖教授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游刃有余地解决了学生在声乐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通过教学，使学生真正把自己的嗓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事物由偶然性变为经常性，由特殊性变为普遍性时，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崛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实践性。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也是它同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9]金铁霖教授深知，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真理本身也有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如果把绝对真理比做一条长河的话，那么，相对真理就是汇入这条大河的涓涓溪流。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只能一步一步地接近绝对真理，但永远也不可能穷尽绝对真理。因此，在金铁霖教授近四十年的民族声乐教学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研究着新情况，解决着新问题。在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中，不仅一步步提高了个人的教学能力，而且从理论到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着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

在声乐教学实践中，几乎每一位教师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惑：有的学生刚入学时，感觉各方面条件不错，也能唱一些歌曲，但跟某位老师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反而找不到感觉，甚至不会唱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金铁霖教授指出：“根据我教学中的体会和总结，发现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是自然阶段，第二是不自然阶段，第三是科学的自然阶段。”他进而分析说，学生在进行专业声乐训练之前，在小学、中学，在单位都唱过歌。不过那时大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或是模仿自己喜欢的歌手演唱。像这种凭着自己的条件、经验和靠感觉、模仿进行的演唱，基本上是处于第一自然阶段。

当这些歌手找到声乐教师，开始进行专业声乐训练时，老师就要按照一定的规格从呼吸到位置、从咬字到吐字、从共鸣到润腔、从节奏到音准等方面进行调整。许多学生往往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感到很不适应，有的高音上不去，有的低音下不来，还有的声音不统一，等等。面对这种状况，学生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一些声乐教师也感到有压力。金铁霖教授明确指出，这是声乐教学的必由阶段，它是由于教学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声乐学生在几年的学习中，必须尽快度过这个不自然阶段，进入科学的自然阶段。在科学的状态下逐步掌握歌唱发声要领，并且运用熟练，直至变成下意识的动作，进入科学的自然阶段。否则，将直接影响其学习进程。

金铁霖教授告诫说，所有刚学声乐的人不要紧张，开始有点不自然，有点别扭，这不一定是老师教得不对。这有一个习惯、熟悉、了解的过程，了解以后有一个熟练掌握的过程，掌握之后有一个应用过程，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达到自由忘我、随心所欲的境界。在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学生如果很快度过了不自然阶段，掌握了科学的歌唱发声方法，状态好，又有很好的歌唱心理，就能够很快进入科学的自然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声乐学生由于没有了技术上的负担，一般能够集中精力“以情带声”地去歌唱，在二度创作中，将作品完成得“声情并茂”。这就是科学的自然阶段，也是我们声乐教学训练的最后阶段。列宁指出：“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10]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真理之所以有用，正是也仅仅是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金铁霖教授提出的“声乐训练三个阶段”理论，来自于他长期的声乐教学实践总结，并经受了客观实践的检验。因此，这一理论对于廓清许多人在声乐教学上的模糊认识、对于提高教学双方对声乐教学活动的认知、对于进一步提高声乐教学效应，无疑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声乐学子，由于他们的阅历不同、学识不同，因而在声乐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正如俗话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如何使学生准确理解老师的意图，怎样帮助学生在声乐学习的过程中提高理解能力，金铁霖教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他研究运用的“启发式的感觉教学”变抽象为形象，通俗易懂，便于学生们理解和感悟。

例如，金铁霖教授在声乐教学实践中，经常使用“微笑”、“哈欠”、“哼鸣”、“叹气”、“吸气”、“假声”的位置以及“支点”、“闻花”、“喉下贴字”、“小舌抬起”等等提法。这些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动作或熟悉的感觉。在相对抽象的声乐教学活动中，利用人们所熟悉的动作或感觉启发、诱导学生的声乐学习感知，不仅变抽象为形象，而且方便了学生的理解和操作。例如，对于“哼鸣”的运用，金铁霖教授不仅研究总结出“大哼鸣”和“小哼鸣”的训练方法及其不同的功效，而且在他的教学实践中，经常将开口“哼鸣”与闭口“哼鸣”交替使用，并且提出了“用‘哼鸣’的位置来转换所有的字”的方法。这一方法使声音“既在‘哼鸣’上，又在呼吸上”，声音和气息既协调统一又能够分离，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

金铁霖教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还经常运用比喻、假设等方法。这些教学方法的运用，既深入浅出，便于学生理解、感悟，又避免了就事论事，有助于打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顾虑和畏难情绪。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由于金铁霖教授在运用他所创造的“启发式的感觉教学”模式中，注意有的放矢、因人而异，因而取得了突出的教学业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11]金铁霖教授在自己的声乐教学实践中，不唯书本，不唯前人，只唯实践，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身体力行。由于他的许多教学方法是在实践当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因此，这些方法用来指导声乐教学实践是适用、好用、顶用的。

金铁霖教授在介绍他的教学法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回顾性的总结，他说：“我提到的基本训练方法，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也是我多年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体会，也是不断修正、不断改善、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过程。”然而，金铁霖教授深知：“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2]有鉴于此，金铁霖教授明确表示，以前我怎么讲课，可能过两年再讲会不完全一样，可能有更多的东西，要从实践中来检验。

朱熹《观书有感二首》之一言道：

半亩方塘一鉴开，\r 天光云影共徘徊。\r 问渠那得清如许？\r 为有源头活水来！

金铁霖教授的“源头活水”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金铁霖教授是一位非常善于学习的人，他不仅向前人学习，向老师学习，向同行学习，而且善于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他认为，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通过教学，学生会反馈相关信息，从而验证他的教学方法是否可行。不行，他就立刻调整，调整好了再来教给其他学生。他说，在教学生们演唱的过程中，自己受到了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洗礼；听学生们演唱，自己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 [13]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修正、不断改善、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过程。只要世界的发展进程不完结，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就不会止步。金铁霖教授正是在满腔热忱地学习着、实践着、前进着的进程中，推动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不断丰富着、发展着。

前不久，笔者郑重提出并且论证了“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确立”的命题；今天，又论证了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形成的哲学基础。这些观点的提出是否具有真理性？我们想：“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 [14]我们期待着有关同仁就此展开研讨，同时我们确信：是真理，会愈辩愈明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音乐》2005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8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毛泽东文集》，第7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