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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校长，一代完人——王星拱
王星拱(1887—1949) 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
（一）志存高远
被严复赏识和寄予厚望的少年
光绪十三（丁亥）年，王星拱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王家大屋的一个清贫书香人家。父亲王厚棋，是清末秀才，星拱兄妹4人，他排行三，不幸三岁丧母，五岁就在外祖父刘家私塾读书，他聪慧异常，又勤奋好学，经过私塾严格教育熏陶，八年寒窗朗读背诵，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了然于胸，俨然一位少年秀才。深受外祖父、母的钟爱。
1902年少年王星拱考入新近在安徽省城安庆设立的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在他们即将毕业的第四年，近代被称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严复执掌这所新式学堂。彼时严复译作《天演论》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未畅销，以书抵资，新出版的书本堆满了严复的宿舍一角，时常拜访的王星拱有幸阅读了严复这部新作。
▲严复与天演论
《天演论》使他大开眼界，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长远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天然演化的思想使他陷入沉静思考。古代文史典籍、中华民族兴衰史牢记在心，他渐渐悟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产生“为国家民族振兴而学习”的忧国忧民精神。在当时革命思潮萌动时期，他心胸开阔、积极向上，是一位思想前卫的活跃分子。严复校长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优秀少年王星拱同学十分赏识、寄予厚望。
（二）留学英伦
参加同盟会、发起中国科学社的雄才少年
1908年，王星拱考取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这年夏天，他从上海搭乘开往英吉利海峡的远洋邮轮启程，来到了当年恩师留学的英国，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又名帝国理工学院）。这是一所“专精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大学学院，研究水平列英国大学三甲”！帝国理工学院拥有57名皇家工程学院院士，曾有14位诺贝尔奖和2位费尔兹奖得主。在国际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享有同一等级的崇高声誉。
王星拱在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化学，辅修科学。学院教学正规、标准而现代。王星拱从本科起步，他学习基础理论科学知识十分刻苦认真，力求建立广泛深厚根底和坚实基础。除课堂所学外，他还广泛阅读西方经典，同时对对所钟爱的科学哲理经典也无不涉猎，他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从广泛的阅读、思考中他受到深刻启发和巨大影响。他除了上课和组织活动之外，其他的时间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充分利用学校丰富而近于齐全的图书资料，勤于笔记积累大量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在日后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和武汉大学化学系最完备的资料。
▲帝国理工学院
秉承“学习报国”思想的他却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青年。1910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热情支持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活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步运动。1912年，王星拱和他志同道合的皖籍留学生丁绪贤（1885—1978，分析化学家、化学史家和化学教育家。安徽阜阳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化学系，回国后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与石瑛（1879－1943，字蘅青，中国湖北省阳新县人，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曾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等人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一方面是为报效祖国而勤奋学习当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满清政府的 革命组织，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奋斗。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救国的社团组织，也是第一个将外国留学的科学救国志士聚集的组织。
王星拱采取研究型学习模式，像海绵吸水那样在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同时在学习研修中进行独立思考、孕育真知灼见，日益增长的知识基础使他充实，蓄势待发却引而不发。他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水平藏而不露，他的组织才干与活动能力，性格沉着干练、胸怀雄才大略在其言谈举止中可窥见一斑。
（三）任教北大
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
1916年王星拱完成学业，已是一位对现代科学、哲学具有真知灼见的青年学者。同时，由于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对科学哲学的卓越见解已多次见诸报刊，在国内闻名遐迩。刚登上祖国大地，他就接到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请他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并兼任二院（理科）主任。在一般情况下，北大聘请教授一概以留学欧美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为基本条件，对留学硕士聘为教授者只是“绝无仅有”的两个例外：王星拱便是一位！还有一位就是四年后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
王星拱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与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程演生等爱国进步教授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大学俱乐部，并参与《新青年》、《学潮》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工作。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王星拱在“五四”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密切往来。王星拱、程演生与高一涵等学者一致支持北京学生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们和学生一起散发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成为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
1923年，王星拱参加了轰动全国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他发表了《什么是科学方法？》、《科学的起源与效果》、《科学与人生观》等一系列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极力倡言“科学万能”，以大量例证“事实胜于雄辩”有力驳斥了玄学的种种谬论，在中国青年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科学派”的一员主将。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撰写完成了《科学概论》与《科学方法论》两部著作，成为当时大学理科学生的教科书，也是我国早期科学普及的开创先河之作。此时的他已经成为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
▲科学方法论与科学概论书影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王星拱也不遗余力。但是他更将自己作为一个教育救国的身份，蔡元培的独立思想让他认为：教育者不该参与任何主义，而是给予受教育者独立的接受。
王星拱教授在北大期间与蔡元培校长共事长达十年之久，对蔡校长的办学理念耳闻目睹，心领神会、印象极深，为他后来在武汉大学执掌校政时期建设学校学术自由的民主校风，在艰苦卓绝中走向辉煌的历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7年4月，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王星拱因与李大钊“过从甚密”而受牵连，被迫南下南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处长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初春，王星拱回到安庆，出任处于初创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大学校长，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安徽大学完成了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预科的建设，充分显示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四）执掌武大
鞠躬尽瘁，为武大的建设、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28年7月，时任大学院（后称教育部）院长的蔡元培决定在武昌第二中山大学（原名武昌高师、武昌师大）基础上重行组建一所新型《国立武汉大学》，任命刘树杞为建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等六人组成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选定新校址、建筑新校舍。
王星拱即刻来到武昌，担任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建委会”委员，同时兼任理工学院化学系教授。1929年2月任理工学院院长、根据学校形势逢勃发展需要，3月理工学院分为理、工两个独立学院，王星拱担任理学院院长；同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在其到任前由王星拱代理校长；5月王世杰校长到任，6月校务会议决议增设副校长一人，并聘任王星拱为副校长；1930年3月王星拱兼任教务长；9月又兼任化学系主任；此前，王星拱还曾兼任总务长、仪器委员会主席、图书委员会委员、农学院筹委会主任，以及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委员会主席等职。充分显示其非凡的组织才干！为全校师生员工所共识。
1933年5月，在任四年余的国立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武大校长再次由王星拱担任，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二任校长。王世杰在离任时曾高度评价王星拱道：“近四、五年来，抚五先生及各位教职员先生，对于校务发展，均竭知尽能，不辞劳苦。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 “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王世杰（雪艇）校长与王星拱（抚五）校长之间由英国留学、共事北大到领导武大，二十年相交成知己，其相互熟知信任之殷切、评价之恰当可谓无以复加。
▲王星拱与王世杰合影
从1933年5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2年，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历届校长中任职最长一位。堪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4年（1952—1966）的李达先生相媲美。王星拱为国立武汉大学发展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全心全意、治校有方，在任期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武大校风严谨、学习风气浓郁，不同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十分活跃，素有“北大的民主，武大的自由”之美誉。当时珞珈山校园的武大师生，曾亲切地合称王世杰、王星拱二人为“二王校长”，充满敬爱之情。
国立武汉大学自1928年建立以来到1938年西迁乐山的十年中，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完工后，武大乔迁新址，建筑宏伟，设备一流，二王校长十分注重广揽人才，不少知名学者慕名前来任教，学校的学术地位迅速提高，在国内名声雀起。
王星拱上任之初，便在王世杰卓有成效建校基础上，继续致力于新校舍二期工程建设，锲而不舍，一气呵成。然而其中困难着实不小！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特拨给武大（用于新校舍一期工程）的建校款（170万元）已告磬，二期工程所需经费须由学校自筹，为此王星拱校长连日奔走，多方求助。在王星拱校长辛勤操持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武汉大学又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法学院、工学院等大楼建筑，这些建筑与老斋舍、文学院与理学院大楼等珠联璧合、浑然天成，错落有致、布局得体，整体大气、蔚为壮观！基本形成一所山清水秀、建筑恢宏、洞天林荫、赏心悦目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国立武汉大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美丽的校园环境和良好的物质基础。自从1932年武大新校舍投入使用后，珞珈山便逐渐成为武汉大学的载体、标志与象征，甚至成了武汉大学的代名词。
武大至今都是全国最美的大学之一，这一切，王星拱功不可么！
▲1933年，武大校园全景
王星拱继王世杰校长要把“武汉大学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府”——“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所奠定的基础上，锐意把武汉大学办成国际一流学府。
他提倡“专家治校”，认为大学是指“众多教授学识之博大精深、师德之崇高感人。”他提出“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让武昌变成文昌”！他在教务长任上更进一步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王星拱在长期的教学与教育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颇有见地的办学主张，他提倡“专家治校”，认为大学是指“众多教授学识之博大精深、师德之崇高感人。”他提出“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设立农学院，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民国时期（尤指三十年代）的武大，与北大、清华、浙大与中央大学等国内顶级高等学府齐名，并多次联合向全国招生。王星拱为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武大的建设、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是武汉大学一位杰出的好校长，与王世杰、周鲠生以“民国武大三校长”而著称。
（五）广纳名师
1938年初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中原，逼近华中重镇武汉时，武汉大学奉教育部指令西迁，选定目的地四川嘉定风景秀美的小城乐山，王星拱校长高瞻远瞩，及时稳妥做好迁校准备工作，使武大成为当时全国所有迁往大后方的各大学中遭受损失最小的学校之一。
▲1938年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校门
举校搬迁来到乐山之后，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困难，物质极度匮乏。王星拱校长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与全校师生一道克服层层艰难阴阻，使学校保持教学与科研工作正常开展，不仅使武大得以继续存在，并且得到难能可贵的发展，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业迹，亦显示出王校长的卓越领导才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关头，他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在抗日战争中，以全力办好教育、培育人才——作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天职！他要求全体教职工在平时教学中都要灌注抗战精神，并特别强调在抗日战争与国难时期的人格教育。
▲武汉大学经济系1944年毕业生在乐山纪念合影
他在乐山武大写下 “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 的誓言。当日寇攻占贵州独山后，他与友人谈及国事时慷慨激昂，表示：“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们也要守住学校与之共存亡！”他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广大师生，由此走出一批进步青年投笔从戎，他们陆续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场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建立功勋！其中不少人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国家民族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王星拱校长十分爱惜人才，他不顾胃病的痛疼折磨，四处奔波，跑遍大后方大中城市，亲自登门拜访，诚聘出类拔萃的专家、教授，不论他是什么籍贯、出身，也不管他什么学派，概以蔡元培老校长“兼容并包”学术精神风尚录用贤才。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武大逐渐聚集起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队伍群体，一时间武汉大学呈现出“五湖四海、学者云集，文理兼备、人才济济，极盛一时”蔚为壮观的盛况。在乐山八年，武大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数量之众、质量之高，均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王星拱校长继承蔡元培先生“自由讲学”、“学术无禁区”的办学思想，礼聘各科知名教授。如外文系既有教英诗的朱光潜，也有教俄语的缪朗山；哲学系既有弘扬儒家中庸之道的胡稼胎，也有讲康德、黑格尔的张颐，讲印度哲学的金克木；中文系既有主讲新文学的叶圣陶，苏雪林，也有传授古典文学诗词的刘永济、刘博平；化学系有留英的徐贤恭、留美的邬保良、留法的黄叔寅、留德的钟兴厚等，真可谓人才济济，极盛一时。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曾秉钧由衷地感叹说：“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当时学校学术风气浓厚，学生思想自由，师生教学认真努力，不仅招生选拔百里挑一，而且成绩考核极其严格，毕业学生不仅专业成绩过硬，并且英文也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王星拱校长对学校教师中各学派一视同仁，尊重他们的讲学自由。他对活跃学校学术空气十分重视，先后邀请了周恩来、郭沫若、黄炎培、胡适、李济、老舍、冯玉祥等著名专家、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莅校讲演，纵论当前时局，讲科学、谈诗文，当时乐山武大校园内充满民主自由之风，学术风气十分活跃。武汉大学于八年抗战时期多次与位居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坐镇四川重庆的中央大学以及以贵州遵义为总部的浙江大学一道联合招生，在社会各界享有崇高声誉。
▲1942年武汉大学在乐山成立的女舍读书会成员合影
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还迎来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 1900－1995，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博士高度重视，他先后两次来到武汉大学参观访问并发表演讲，深入科研教学生活，与师生打成一片，与王星拱、黄方刚、石声汉、徐贤恭、张资珙、徐迓亭等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和不解之缘！他称赞石声汉教授是“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后来他们在学术上常有联系与合作，李约瑟还称许道：“我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卷，极大的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功劳”。
李约瑟的力作《科学前哨》是一部外国人替我们写的“科学工作者在内地艰苦奋斗的第一部实录”，其历史及文献价值不可估量。武汉大学教务长、化学系教授徐贤恭等将其编译收入《战时中国之科学》（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7），李约瑟的秘书徐迓亭（武大毕业生）教授特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介绍。后来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写道：“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学各方面的教义。”
▲李约瑟博士1943年5月在乐山
（六）布衣公仆
王星拱先生一向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言传身教，处处为人师表。他虽身为大学校长，却总保持布衣素食、朴实无华作风。他身材高大，端庄严肃，注重仪表，脸总是刮过的，随身携带装有日常办公用品的黑色旧皮包，他有一辆半旧不新的黄包车，但平时总喜爱步行上班。他穿着十分朴素，平时一身长衫，冬季套上一件棉薄短袄御寒，戴一顶旧呢帽，一双不知穿了多少年的黑皮鞋，到冬天才换上棉鞋。
他年轻时的西装革履束之高阁，从来不见他穿着！俨然一派中国传统学究风范。有好奇学生问他道：“我国的传统礼服，为长袍马褂，校长为什么只爱穿长袍，而不穿马褂呢？”校长答道：“马褂带有封建官阶之意，过去帝王赐‘黄马褂’就是一种官职，我是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我只穿长袍，既简便，又保暖，也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自立，不卑不亢’之意。”
▲王星拱一家在乐山留下的全家福（左三为王焕晰,左四为王星拱校长）
王星拱校长尤其爱护学生，是其一生秉性使然，他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从来不加任何干涉，而且以其一身正气，不畏权势，对于国民党当局对武大校务的干涉非常愤慨。还是在抗战初期，当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把抓人的布告贴到珞珈山校园时，王校长愤然挺身、义正辞严地向对方指出：“学校是学术天地，我的学生出了问题由我负责，你们不得擅自进校抓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又在全国各大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和军事管理，王星拱校长一概不予执行，对于“训导制”也是敷衍了事、推行无力。1940年7月，乐山国民党军警特务突然进校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王星拱极为震怒，上书教育部据理力争、甚至不惜要求辞职以示抗议，直到得到答应“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以后方才罢休。当时有一名学生由于不满国民党特务“管制”方式而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事件时，那教官骄横跋扈不已，竟然无理要求将该生开除学籍，还以“辞职”相威胁，王星拱校长却明确向其表示：“我宁愿更动一个教官！”
1943年11月出了一幕白崇禧到乐山武汉大学“训话”的闹剧，这位抗战期间不在抗日前线却龟缩到大后方的大名鼎鼎“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大将军在荷枪实弹大队人马护卫下来到大学校园，戒备森严，弄得校内外到处都是丘八，霎时成了集中营！王星拱先生身着布衣长袍坐着黄包车却被军警拦截不许进，星拱先生向其说明身份，蛮横的军警却认定这老头冒充校长，而将其车子掀翻，命令他赶快离开！学生知道后，立即遍传全校，校门口聚集了大批师生员工，众口一词高呼口号：“白崇禧滚出学校去！”进行抵制，让这位司令长官威风扫地下不了台，一场“训话”演讲立刻泡汤。最后弄的白大司令好没面子，不得不灰溜溜退回他的驻扎地——“剿总司令部”去了。
那时常有特务分子趁机在马路旁刷写“打倒王星拱”的标语，还炮制了一纸300多个假签名的“控告信”，但王星拱对这种“莫须有”诬告的下流行径依然故我，毫不畏惧。他面对校内特务学生监视进步师生革命活动的行为，多次以校长名义呈文教育部驳斥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校园内横行无忌的野蛮行为，据理为进步师生的正义行动辩护，坚决反对并严厉驳斥反动军警肆意到学校抓捕（关心国是、仗义执言的）进步师生的法西斯行为！他毅然决然、义无反顾，甚至冒着丢官、杀头的危险，保释和营救进步师生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并组织师生大张旗鼓迎接他们胜利归来。
王星拱校长主张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自由选课，学以致用”。各系学生除必修课外，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选修其他课程，亦可以到外系旁听。但是考试却非常严格，学生必须修满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通过考试合格始能升级。两次留级者不给学籍，或劝其退学。王校长十分重视并严把考试关，每当期末和毕业考试时，他便亲临试场，劝导学生 “以遵守纪律为美德，养成自尊自重高尚品格。考试时要目不斜视，只有笔触之声，而无摇头晃脑之态”。武大素以治学严谨、学风优良著称。
在王星拱校长所倡导自由宽松的学风薰陶、影响下，学校出现“自由结社、百花争艳”的局面。当时，抗战问题研究会上演话剧《雷雨》、《黄河大合唱》，学校还给予150元的津贴，表示鼓励师生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与实际行动。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局面，王星拱校长写下了“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的誓言，其抗日救亡的赤诚心情和激奋胸怀天人共鉴。
抗战时期流亡乐山的国立武大（1938-4－1946-10）是武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社会评价：战时乐山武大堪称武汉大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在国内外学术地位到达“巅峰”时代！在大后方极艰苦条件下，仍迎难而上，弦歌不辍，取得卓越成就，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实属难能可贵！自强不息的武大人，将自身处于历史上最困窘的这段岁月，演绎成辉煌于校史“乐山时期”！这自然与王星拱校长“躬亲践履，卒底于成”分不开，是他领导运筹、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正是艰苦卓绝的乐山时期，武大培养出了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一批两院院士。
怀宁县星拱小学举行省级课题开题论证会
9月25日，怀宁县星拱小学举行2023年度省教科研立项课题《指向真实性学习的小学习作“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实践研究》的开题论证会。县教育教学研究室副主任陈玲、张斗和到会指导。
开题仪式上，陈玲宣读课题立项通知书，课题主持人汪降云做开题报告，课题组成员储芳茗代表课题组成员表态发言。陈玲肯定了本次课题呼应了热点、关注了重点、指向了难点，要求课题组紧扣新课标，制定好学习支架，呈现显性成果，最终达成学生真正的成长。张斗和提醒课题研究要把握好四点：课题研究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课题研究要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课题研究要与新课标内容相结合；课题研究要与教师的个人专业成长相结合。
最后，该校校长李文周表示学校一定鼎力支持课题研究，希望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脚踏实地做研究，争取高质量结题。
此次开题论证会，为课题组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为后期课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图／汪降云）
《声律启蒙》全文翻译及详细解读22
岩对岫，涧对溪，远岸对危堤。鹤长对凫短，水雁对山鸡。星拱北，月流西，汉露对汤霓。桃林牛已放，虞坂马长嘶。叔侄去官闻广受，弟兄让国有夷齐。三月春浓，芍药丛中蝴蝶舞；五更天晓，海棠枝上子规啼。
这一节以写景为主，有山水墨画，亦有花草虫鸟。
岩对岫，涧对溪，远岸对危堤。这三句把中国山水画的美精炼的概括出来了，我们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见到这些字就能想见它们背后的美好，字中有画，字中有诗。
岩，是中国山水画必不可少的元素，岩字分开就是山和石，一个字想到一句诗，“远上寒山石径斜”。
岩的本义是山高，如《诗经》里说“泰山岩岩”。也指高峻秀美的山崖，如东晋顾恺之从会稽回来时，有人问他会稽的山川之美如何？他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山崖仿佛有了情感，争相比美，山川秀美，如在目前。
比岩还要美的字就是岫，看到岫想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红楼梦》里的邢岫烟，这个名字比书中任何名字都有诗意美，而且也能寓指人物形象，岫烟为人无机心，反而心中有丘壑，为人雅重，品格端方，在贾府里如同闲云野鹤般生活着。由邢岫烟便想到陶渊明，陶渊明曾做过彭泽县令，后来辞官时写了《归去来兮辞》，其中一句便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一句也契合邢岫烟的名字，烟可当云讲，但更具诗意。
岫的本义是山穴，岩洞，也可以指山。但“白云出岫”指的是白云从山洞里自然而然地飘出来，比喻自由自在，淡泊名利。所以我想曹公在写邢岫烟的时候应该会想到陶渊明和他的诗，陶渊明家贫，邢岫烟同样生活窘困，但二人都能够与世无争，正如邢岫烟《咏红梅花》所云“浓淡由他冰雪中”，追求自身的高洁，耻为五斗米折腰。
涧对溪，涧与溪同义，不同于大江大河的豪迈，涧溪二字更显婉约雅致，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一句，抛去作者的寓意，单从写景来看，已然描绘出了山涧之美，便是一幅雅致的工笔画了。而王维的《鸟鸣涧》“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也有一种空灵之美。
写到“溪”的诗太多了，文人墨客对溪水往往情有独钟，单单是“浣溪沙”这个词牌名就已经诗意盎然了。李清照的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悲喜变化只因山河破碎，故国不堪回首，物是人非之感都在这溪水之中。
远岸对危堤。远岸就是远处的江岸，写的最美的莫过于杜甫的“远岸秋沙白”和罗隐的“远岸平如剪”。前者绘色，后者摹形。危堤是高的堤岸，危是高的意思，画山水画时讲究空间的留白与点线面的结合，远岸和危堤在中国水墨画中就是线的勾勒，往往淡淡一痕而已。由此想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
“大雪三日，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真是奇人赏奇景，真奇观也！
鹤长对凫短，水雁对山鸡。“鹤长凫短”原出自《庄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说的是野鸭和仙鹤的腿长短不一，但不能把鹤的腿锯断和凫一样长，都应该顺其自然。这里的仙鹤、野鸭、大雁、山鸡都是山水画中常见的禽鸟。
星拱北，月流西，汉露对汤霓。
这三句中“拱”与“流”二字最妙，星拱北句出自《论语》，孔子说以德治国，好比天上的星星都环绕在北极星周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当然还有个词叫“众星拱月”。都体现了夜空中星星的特点。
而月流西则不仅仅是月亮西斜，更体现出了时间如流水一般慢慢消逝，有个成语叫“日月如流”指的就是时光如流水。当然也有“月光如水”这个词，所以“月流西”一句更显出月光如水般向西流淌而去的诗意之美。
汉露对汤霓，是两个典故，汉露说的是汉武帝想长生不老，建造仙人承露盘，接露水和玉石一起吃。汤霓出自《孟子》，是孟子劝说齐宣王攻打燕国时所说，用商汤征伐天下举例，只要是帮助百姓杀暴君，就会得人心，百姓就像干旱的时候盼望彩虹一样盼望他。孟子劝齐王帮助燕国百姓杀死燕王。
这两个词在一起，字形上，汉与汤相对，露与霓相对。从文义上，暗指汉武帝征伐天下，劳民伤财。而商汤征伐天下，是为了解救天下百姓于水火。意义不同。
桃林牛已放，虞坂马长嘶。
前一句出自《尚书》，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表示不再使用武力，为的是纠正商朝的暴政。原文说“乃偃文修武，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从此，休养生息，利用人才，增强国力。
而下一句出自《战国策》，里面有个典故叫“骥伏盐车”，虞坂，指的是虞国专门拉盐的道路，这个典故说的是伯乐有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一匹拉盐车的千里马，境况特别的惨，伯乐解下衣服给它盖上，千里马非常感动，说的是伯乐遇千里马的故事。
《战国策》里的这篇文章叫《汗明见春申君》，说的是一个叫汗明的士人去见楚国宰相春申君，希望能得到赏识，结果过了三个月才得见，和春申君交谈的时候，汗明举了伯乐遇到拉盐车的千里马的例子，希望春申君能够像伯乐一样赏识自己，自己就是长期处于底层的千里马，但是文章到此结束，可能汗明是匹千里马，但春申君却不是伯乐。正如韩愈《马说》里所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两句放在，大概是说周武王偃文修武，大量人才可以遇到伯乐，而春申君不识人才，即使千里马到了眼前也不能用。
叔侄去官闻广受，弟兄让国有夷齐。
这两个故事说的是淡泊名利，说的是汉朝的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功成身退，适可而止，辞去官职，商朝的伯夷、叔齐兄弟俩互相推让国君的位置。
三月春浓，芍药丛中蝴蝶舞；
三月在古代叫阳春，正是春意盎然的时候，而芍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出现了，《诗经•郑风•溱洧》中说“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写的是农历的三月三日，在古代也叫上巳节，男女青年在这一天，相约河畔，互赠芍药，以表达爱情。芍药丛中的蝴蝶翩翩起舞也恰应了这场景。
五更天晓，海棠枝上子规啼。
五更天指天亮了的时候，三更灯火五更鸡。
海棠的文学意象太丰富了，张爱玲曾说“一恨海棠无香”，苏轼专门写了一首《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表达爱花之意，其中用了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典故，“昔明皇召贵妃同宴，而妃宿酒未醒，玄宗说杨贵妃好像海棠花一样还没睡足。”
海棠花可能在夜里也会开放，所以川端康成在他的散文《花未眠》中写到“一朵花静悄悄地开，那不为人知的美丽，在夜里更加迷人。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它盛开着，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的确如此，海棠花美而无香，仿佛就带有悲剧的色彩，这让我想到了《红楼梦》里的秦可卿、晴雯和史湘云，都是悲剧的结局。
海棠本身就像宝玉所言“红若施脂，弱如扶病”，带有淡淡的哀伤美，再加上杜鹃在它的枝头啼叫，更是哀上加哀。子规鸟就是杜鹃，其叫声好似“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听后让人倍感惆怅和忧伤。
所以最后两联，前者是青年男女，相互戏谑，芍药含情，蝴蝶伴舞，可以说是喜上加喜。
后者是红颜薄命，生死离别，悲上加悲。
这两联正好契合了李商隐《锦瑟》中两句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感到无比愉悦，而望帝化成杜鹃，则夜夜悲鸣。人生如梦，悲欢离合，正如此也！
读《论语》（4）：星拱北辰，北斗星指路，上位者重德
抬头望月，月朗似乎星稀。
然而总有那么最亮的几颗，名唤北斗七星。一年四季，不论怎么变幻，北斗星都是按固定的规律变动。
北斗星之所以能指路，在于有变的，也有不变的，重要的是不变的。
把对的人对的事放在对的地方（图片来源：度娘）
为政第二的道理都很简单，每一个拿出来却很难做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以德”，但看“政”字，度娘的解释是涉及政治、政府、国家某一部门主管的业务以及家庭或团体的事务。而度娘对“政治”的解释更加宏大：它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
很高级，很难理解。
但既然是一些社会活动和关系的总和，也涉及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所以其实，它并没有离我们很远。
并不是一定要做管理者，才需要为政以德。
不论从商为政，做人处事方法为变，德为不变。自古以来，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礼服人。《中说》卷六《礼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如何众星拱之？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先去做，然后再说。北斗七星一直在指正确的方向，而后被后人确认为众星拱之。它说话了么？没有，除了一闪一闪亮晶晶。却不知为多少迷路人指明了方向。
把握方向比埋头苦干更重要 （图片来源：度娘）
杨绛先生一句“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多么扎心却又真实的话。我时常在想，在我胡思乱想的那一刻，这世上有多少人生，有多少人亡，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曲终人散。鼓吹某个人或者某种方式的成功并不可取，但我自己能掌控的部分到底如何最大优化？
如果把写作当成我的“政务”，我到底能坚持多久，且不说这颗能不能坚持的内心，单说有没有源源不断输出的配置。就好比为政这两篇文写得得好不顺利，因为没有相关的生活阅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落地不知胡说八道易。没有尝试过的角色不能轻易评价，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管理课遇到了瓶颈，因为这个角色体验太少，不得已停留在理论水平。
但是管理者，既当过员工，也当过管理者，多元化的角色按理来说更容易理解员工的心酸不易，却大多因为上位，要将做员工时失去的弥补回来。
然而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所谓的“失去”本就是不存在的。员工和管理者相比看似少了管理权限，但这就是不存在的，而非失去的。抱着这种心态，多少管理者，不断地追寻弥补心理，而忘记了“管理”的本质。
即使依靠管理权利聚集过来的星星，也不过是一群不闪耀的星星，那既如此，如何凸显北斗星的明亮呢？本是群星闪耀，即便一颗独亮，真的有意义么？
再往大说，一个银河会愿意为了一颗闪耀的星星，失去群星么？倒也不见得。众星拱之，众星愿意拱，也要有内容可以拱。
读完为政第二，最大的感悟就是做管理者并非享受而是牺牲，国家领导人曾经说到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才是管理者最高的境界。
“见义不为，无勇也。”南怀瑾大师强调为政就是一种牺牲。智、仁、勇齐备，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图片来源：度娘）
先做人重德，再做事重德。按照吸引力法则，自然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高居上位者，重德轻利，看似不符合为官者的道理，但想居上位者，应该是做好牺牲的准备。就好比一位同事说:遇到问题，员工往上冲，管理者自诩身体不好往后退。既然身体不好，当什么管理者？
话虽粗糙，理应如此。
真觉得，人人要去认真研读《论语》，而为管理者尤其需要认认真真牢记《为政第二》。看过之后，必然会豁然开朗。
这篇比较严肃，共勉之。
读《论语》（1）：五千年前就总结出的学习的秘密，学而有乐
读《论语》（2）：每周一篇投稿，学而有乐在生活中的运用
读《论语》（3）：有邪人情与无邪世故，到底什么是榜样？
懒散的猪九戒，教育界小学徒。想做孩子们的代言人，父母的知心人。心中有野马，眼前有远方。热爱读书，历经悲欢，品味不同人生。
皖徽州604，一群来自上海的小三线人的青春记号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驻扎岩寺。老街后有座著名的洪桥，桥廊深阔，桥东有小屋一间，名“香积”，为新四军机要室和电报房。不由让人联想：604的由来，是不是源自这电报房滴答的号码呼叫？
岩寺老街的洪桥
那天，前来怀旧的十几个上海人，在岩寺吃饭，徽菜馆，点许多菜，以为破费颇多。但一看账单，在座所有人欢喜，一是价格好，二是合了个数字：604元。就是他们曾经工厂的代号：604——它在呼叫你啊！冥冥中，连接了曾经和现在。
这家源自上海的小三线工厂全称：上海跃进机械厂，面向雄峻黄山，近傍旖旎新安江。
崔惠堂：姆妈讲，徽州604信箱，到哪里去寻侬？
今年65岁的崔惠堂一定要回岩寺。有人对他说，那里旧翻新的厂，不仅厂址迁了，连一个上海人也找不到。他却说，看山看水看地看老厂，一回回梦里出现的情景，他要去现场一一兑现。
这是他的“小三线情结”——蓬勃的青春，在这个叫岩寺的角落，如赤旺的火，40年前燃烧过。
当年寄回家的黄色信封，右下角一行字：皖徽州604信箱。母亲骄傲地对别人说：儿子在外地保密厂，造先进的武器。私下则对他说：“这徽州604信箱，叫吾到哪里去寻侬？”
车出上海，走浙江山路，进安徽山路，入徽州古道，整一天。到岩寺，一大块山地间的盆地，捧出一座皖南历史重镇。早在4500年前，此地便有古人居住，其母亲河（丰乐河）向南的山坡上，有前人开凿的多处栖身岩洞。岩寺名由此来。至明太祖洪武年间，岩寺已是“鳞次万家，舆马辐辏，规方十里，商贾云集”。而1976年，仅72届从上海培训的中学毕业生，涌入这家岩寺604的知多少？400多人。在丰乐河北岸，15亩地围起来的厂房车道，喧嚣沸腾起上海的吴侬软语。厂外是条砂石路，叫黄山路。路向东，一大片农地农舍，往南，过一座架在丰乐河上的桥，便是斑驳古旧明清建筑密集的岩寺老街。
当年岩寺电厂的烟囱是小青工拍照时最喜欢的背景
丰乐河上拱起的石板桥，被小青工们谑叫：牛污桥。缘于走向农地的耕牛，当走上桥的中间部位时，便磁石般站立，哞哞两声，悠然拉屎，一个不落下。牛污桥下潺潺流水，向东望，如一管细笔插入云端的文峰塔，七层八面，卓尔不群地立于旷野。岩寺老街几百年沉淀的历史，在崔惠堂这些当年的小青工眼里，并未深刻悟得，却对老街上一碗和上海大不同的小馄饨醉迷。这一角钱一碗的小馄饨，汤里有溢香的猪油渣，浮青葱几片。皮滑，肉馅一吞咬，鲜美得令人惊异。想要解密是何物导致了这美食，秘诀在肉馅。当时无冰箱，肉馅难保鲜，当地人捉来蚯蚓，洗净撒入肉酱。蚯蚓在肉酱里穿来拱去，如此一折腾的肉酱，透气保鲜更增鲜，美味遂成。
解密了鲜美的小馄饨，但亦有难解的神秘。老街后的小南山，当年驻扎一个雷达连。山顶上，雷达天线一根根耸立铺展，形成几何图案，在阳光下反射着光。山下有持枪的战士站岗，不得入内。和战士说话，很严肃。但战士一听他们是604来的小青工，脸上竟充满新鲜和向往，眼睛遥看向北的高大厂房的轮廓：“上海来的604啊，那里有许多高人。”
20岁的崔惠堂，进厂分在604总装车间，开着大铲车，雄赳赳，浑身使不完的劲。厂里除了生产民用机床，也生产“神秘的军品”，生产场地在高大气派的一车间。高人？当然有，但崔惠堂说，他不是。
沈阿昌：还记得伐，604的上妹、九妹、郊妹和黄妹
我们在沈阿昌家4楼窗前望出去，哪里还有604？马路斜对面东南处，就是原来那个15亩地的厂房旧址，已拆得了无痕迹，代之以一幢幢20多层的新住宅楼，墙面是鲜艳的黄色，高档气派。替代的新厂，则在几公里外西北方向的开发区，百亩新地。但不再是小三线的“跃进机械厂”，不再是604，生产的机床全部升级到“精密数控”。
84岁的沈阿昌是半个上海人。他祖籍绍兴，在上海工厂接受过技术培训，在岩寺的工厂做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张当年的“光荣退休”证，挂在家里五斗橱上一只大红箱的边上。而今，上海有他户籍，女儿女婿在上海生活，但他常年居此，住址就在岩寺黄山路186号，称谓“皖机四村”。
沈阿昌守着岩寺的土地，在自己家居窗前，可日日望见待过几十年的旧址厂房。
坚守在岩寺的沈阿昌
他在部队当过炊事兵，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机会，投奔到岩寺的上海小三线工厂，然后，看到了好多上海老师傅，“两耳充斥着阿拉阿拉声”。他在后勤部门采购加管理，当工会主席，负责炊事伙房，“上海人口味，好刁的”。
直到今天，想起工厂过去的事，沈阿昌对崔惠堂讲：“记得伐，过去厂道车间跑来跑去的，除你们上海小男生，还有充满活力的上妹、九妹、郊妹和黄妹。”
记得。上海迁来的工厂，正规得和上海工厂相差无几，硬件软件相似：高大的锯齿厂房，平崭的水泥大道，医务室穿白大褂的厂医，飘着浓油赤酱上海菜味道的食堂。厂房里有6大车间，细分几十门工种。工人除了生产，更需要有丰富情感的生活。生活的一半是男人，生活的另一半是女人。所谓九妹，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做“开路先锋”自愿过来的少量上海姐妹；上妹，是上海市区分配来的女生；郊妹，是源自上海郊区的“村庄里的姑娘”；黄妹，是因为厂里女生少，从附近黄山茶林场招入的上海女工。在人生最好的岁月，她们在神秘的604兢兢业业地工作，并有不少人，在这里，遇见自己一生的伴侣。
上妹、郊妹、九妹和黄妹，多少不同的人生故事。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你，你不知道。你追求我，我避开你。爱情有的结果，有的无果，有的遗憾擦肩而过。沈阿昌现在居住的“皖机四村”，三幢六层的楼房，是20世纪80年代初604自筹资金建成，样式参照当时上海时行的楼房格局，独立门户，一楼四户，有一室有两室。一对对上海男女生，在震天的鞭炮响过后，走入洞房。从此，厂里到家，家里到厂，踩着脚下的黄山路，夫妻携手，是他们日日往来的功课。
而今，楼已老，人走尽，完成小三线使命的上海人，全部撤回上海各行各业。沈阿昌和崔惠堂，多年后重聚首，彼此交流着一个个上妹、九妹、郊妹、黄妹的故事。
上海来的原604员工和沈阿昌合影
顾士强：604的记忆碎片，是我一生的不忘
随崔惠堂一起来岩寺的，还有他随身携带的“一部作品”：顾士强几年前写的“604记忆碎片”，近三万字，记录上海青工入岩寺进工厂的故事，坎坷的，琐细的，调侃的，文艺的，乃至苦痛的心路历程——但都真实而情深。
顾士强没有来。
从大上海到小岩寺，从工业繁盛的大城市，到一角山地边的孤独厂房，从大城市精致的马路沿街梧桐，到出厂门稻田片片蛙声四起，落差令人心情跌宕。和顾士强一起进厂的72届学生中，同样很文艺的是看似瘦弱的姚公敬。姚系古琴世家出身，幼年操琴，悟性极高。初来乍到，别人伤情，他也心颓。他们一起借酒浇愁，半醉后姚弹奏一把从上海携来的“龙吟”古琴，一曲曲带醉的琴声，悠远婉转激情而出：《流水》《华胥引》《屈原问渡》《酒狂》……几年后，他们才悟出：这古琴音，深合这厚积文化的土地。历史上，人杰地灵的岩寺，流传“书声喧两市，一镇四状元”的佳话——高中过4名状元，还出炉了36名进士。抗日烽火，中国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新四军。1938年，7000余官兵在岩寺整编。文峰塔南侧，有一明朝建成的凤山台，朝南大门上有“凤山灵境”匾额一块。那日，军号嘹亮，旌旗招展，风起云涌，叶挺、项英站立凤山台上，身形威武地检阅部队。“点将台”之名，遂远播四海，抗日炽火燎原。
岩寺文峰塔和凤山台
慢慢感受，上海人来到岩寺，很有骄傲的理由。604的人看岩寺，渐渐品出它多重的“有滋有味”。以后知道：岩寺的徽州火腿，先闻名于金华火腿。金华火腿的“根”，一大部分起源于岩寺的徽州。而你再去老街品各种食味，即便一碗焖熟面，自有其味。它的料，系此山地的笋尖，加肉丝，大蒜叶。先一起用火油将它们炒熟，将生的切面围住熟菜，均匀铺一圈，再调入水和酱油，绕着边上滴浇。然后小火焖煮，焖到熟，上下一翻即装盆。三两面，三角七分钱——馨香的岩寺焖熟面出笼，馋涎欲滴。
写下对岩寺的怀念，记下对604的过往碎片和滋味，文章在604洒下青春汗水的人之间传阅，引来一大片怀恋声。惊回首，才发现，岩寺的604，小三线的604，是有那么多可回味，可莞尔，可洒泪，可重新焕发激情的地方。
约啊，去那个你骄傲过的岩寺，去看和顾士强一样难忘的604。
竟然无法再约到顾士强一起前往。
岩寺，对604深情的呼唤，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文字表达。
顾士强撰写的“604记忆碎片”
好在，他的一群604的好朋友、好工友、好战友，今天，携着他“一生的不忘”的书写，一起再见了数十年教养他们的这一方厚重的土地。
（题图为岩寺老街建筑）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郑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