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长子的年龄，战国竹简改写认知，难怪说武王传位周公旦
周武王去世时，长子姬诵（周成王）年纪还小，《史记》中说他还在“襁褓之中”，《礼记》中说他“幼弱”，由于当时天下未定，局势变幻莫测，周公旦“恐诸侯叛周”，于是行摄政之事。在儒家叙事中，天子幼小、局面复杂、周公摄政，就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因果逻辑关系，由此说明周公并非贪权，而是为国负重前行，不得已而摄政。
综合《史记》与《礼记》的记载，当时姬诵年龄应该在5岁左右，还没有正常行为能力，周公摄政自然说得过去。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明显漏洞：周文王死后十一年武王伐纣，说明姬诵在他死后才出生，那么周文王为何传位给没有子嗣的姬发？
其实，从战国竹简、西周禽簋等文献来看，当时姬诵年龄或许不大，但绝非《史记》记载的“襁褓之中”那么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姬诵年龄的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武王遗言传位周公的谜团。
本世纪初，清华大学获赠一批战国竹简，其中一篇文章叫《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事件，不少内容在填补历史空白之余，也推翻了史书记载，比如姬诵的年龄问题。
《清华简·系年》：“成王践伐商邑，杀彔子耿（武庚），飞廉（秦赵祖先）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
无独有偶，古人挖出的西周禽簋，其铭文也记载了周成王亲征伐商：“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祈祷），禽有振祝，王赐金百鋢，禽用作尊彞。”显然，其中的“王”只可能是周成王姬诵，而不是周公旦。
武王伐纣后，让殷人在朝歌自治，管理者是纣王之子武庚，但派了三弟管叔等三人监视殷人，防止他们造反。武王去世后，不满于周公摄政，管叔认为兄终弟及，要摄政的话也应该轮到他，于是与武庚勾结造反，史称“三监之乱”或“武庚之乱”。
在这种情况下，周王朝出兵平叛，史书记载的是“周公东征”，但《系年》与《禽簋》记载的却是“成王践伐商邑”、“成王伐商盖”，周成王亲征讨伐商人残余势力。
《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武王去世一到两年后周公东征，因此以史书记载来看，周成王姬诵的年龄依然还小。
但在3000年前，当时交通条件非常恶劣，又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周公旦让年幼的姬诵长途跋涉亲征，可能不是给他送功劳，而是要谋杀姬诵。然而根据史书对周公的描述，他又不可能谋杀姬诵。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姬诵年龄已经不小了，应该已经成年，乃至已有20余岁，所以才会长途跋涉的亲征。
其实，以周武王的年龄来看，姬诵在20岁左右比较符合常理。南北朝陶景弘在《真诰》中引《竹书纪年》说“武王年四十五”，这是最早的、最合理的周武王年龄记载。三监之乱时，如果姬诵还是幼童的话，那么周武王就是在40岁之后连生五个儿子，之前只有一个女儿；如果姬诵年龄有20余岁，那么周武王在25岁左右时生下姬诵，之后又生了四个儿子.......显然，后一种更符合常理。
如果姬诵年龄较大的话，自然就有一定处理政务的能力，需要辅政大臣而不是摄政大臣，这就与周公摄政的根本原因相悖。由此推断的话，可以得到很多阴谋论，首当其冲的是周公旦野心勃勃，通过阴谋诡计把侄子给架空了。
但古今史书对周公摄政一致赞扬，姬诵对周公也是非常尊敬，因此周公似乎并非政治野心家。既然如此，在姬诵年龄并不小的情况下，周公旦为何会摄政、且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呢？其实，周武王去世时传位的不是姬诵，而是周公旦。
《逸周书·度邑》记载：周武王对周公旦说：“乃今我兄弟相后.......”叔旦恐，泣涕其手。
周武王考虑到局势复杂，姬诵年纪还轻，难以把控局面，于是传位给了周公旦，“兄弟相后”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有周武王的遗命，所以姜子牙、召公奭等政治强人都没有反对周公旦，否则无论周公摄政的理由多么高尚，估计其他政治强人都不会愿意周公大权独揽。
可见，周公极有可能已经称王，只是在七年之后又传给了姬诵。可能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的礼制，以及为了突出周公的伟大人格，于是后世将周公称王的七年描述成了“周公摄政”。当然，也可能周公并未接受王位，而是让给了姬诵，自己选择了“摄政”。
总而言之，尽管无法确认姬诵的真实年龄，但考古文献基本可以推翻《史记》中“襁褓之中”、《礼记》中“幼弱”的结论。
至于史书中将姬诵年龄描述成幼童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儒家叙事中的周公地位有关。因为周公是儒家圣人，臣子的楷模与典范，不能有污点的圣人，而摄政总归存在架空帝王之嫌，为了给周公摄政寻找合乎逻辑的理由，于是就让姬诵年龄变小，变成了周公不得已而摄政。
至于儒家不承认武王所说的“兄弟相后”，原因在于兄终弟及破坏了周礼，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传承体系，对儒家思想体系破坏更大，因此儒家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只能承认周公摄政。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清华简·系年》等
周朝第二位君主——姬诵
姬诵
周成王姬诵，姬姓，名诵，周武王姬发之子，母邑姜（齐太公吕尚之女），西周王朝第二位君主，在位21年。
周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平定三监之乱。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编写礼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驾崩，享年35岁，葬于毕原。
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本名
姬诵
别称
周成王
字号
谥号成王
所处时代
西周
民族族群
华夏
人物生平
受政周公
周武王克殷商后两年去世之时，姬诵被立为成主，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乃亲自摄政治理天下。
周公亲践天子之位，引起了管叔、蔡叔等弟兄怀疑，于是管、蔡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的命令，平复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让微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地建国。又收集了殷朝的全部遗民，封给武王的小弟弟封，让他做了卫康叔。晋唐叔得到一种二苗同穗的禾谷，献给成王。成王又把它赠给远在军营中的周公。周公在东方接受了米谷，颂扬了天子赐禾谷的圣命。
受政周公
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天下大服。周公在摄政的第七年，成王年长能亲政，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北面就臣之位。
成王以周公治理天下有功，将周公分封到曲阜，地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并命后世鲁公可以天子礼仪祭祀周公。
成王践奄
奄国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曲阜附近，是商朝极有实力的方国之一，在商中期，商王南庚、阳甲均曾定都于奄，到盘庚时才迁都于他处，而奄保留了大量商朝子民，逐渐发展成东方的强大方国，又因与商的密切关系，而被大量史料称为“商奄”。
“三监之乱”爆发后，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叛乱还得到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奄君薄姑当时劝禄父说：“武王刚死，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事！”叛乱的影响很大，成王命周公调大军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才得以平叛。而此次叛乱的主角，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并将其国君迁到蒲姑（现在的山东青州附近）。
营建洛邑
平叛“三监之乱”之后，周成王开始继承武王的遗愿，在“有夏之居”的“土中”建立新的都城，用以管理东方广大的领土。成王首先派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具体规划建都的地址。召公在途中走了半个月，三月初五到达洛邑。初七日，召公指使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度城郭、宫室、郊庙、朝市的位置，到十一日规划完成。
第二天，周公到达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并且进行了占卜，在涧水东、瀍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洛水之滨营建新邑，皆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得到成王的赞许批准后，于十四、十五日，杀牛、羊、猪等牺牲，在新邑立庙祭地。又过了七天，周公向各诸侯国民和殷民颁布命令，之后命令殷民开始大举动工，经过八九个月的兴建，年底成周城便告建成。
不久，周成王来到洛邑，召公令各方诸侯前来朝贺，并向周公、成王奉献玉璋、大弓等礼品。召公向成王献词，并告诫成王要不负上天重托，不废先王之功业，成王虽然年幼，但为国之元首，希望能和洽民众。如今成王迁宅于土中（洛邑），亲理朝政，更应该持重，敬重德行，躬行德教。召公说：“上天将根据帝王的德行赐智慧，赐吉凶，赐享国期限。我王初据新都，更应崇尚美德，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治理天下的使命。今我率众邦君长，入朝进贺，并非慰劳君王，只是供奉礼品，献祭于上天，使王位世代相传，永无止期。”
营建洛邑
周成王对召公说：“我还年轻，需要您的辅佐。希望公发扬伟大光显的功德，使我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奉答上帝的教诲，使四方百姓和悦，定都在洛师，隆重举行大礼，办理好盛大的祭祀，都有条不紊。公的功德光照天地，勤劳施于四方，普遍推行美好的政事，虽遭横逆的事而不迷乱。文武百官努力实行您的教化，我这年轻人就早夜慎重进行祭祀好了。”
宅兹中国
成王五年四月，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武王进行了丰福之祭，并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说道：“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就告祭于天，将以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这些后辈要记住祖先的荫福。”随后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
成王七年二月，周成王遣太保召公先前往之洛邑相土，三月又遣周公到成周占卜吉日迁宅。
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时，周公说：“新都洛邑已成，它将是您始作万民明君之地。在那里，你将首次奉行隆重礼仪，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这一切都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安排。”成王说：“你勤勉辅佐我这个年轻人，指示我弘扬文王、武王之功业，奉答天命，和抚万民，居于洛邑，举行大典。您的教导，我无不顺从。”
何尊铭文
朝贺已毕，成王率满朝公卿、众邦君长在洛邑举行冬祭，时在周公摄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次年正月初一，成王亲政，以朝享之礼献祭于文王、武王之庙，禀告嗣位大事。在文王庙、武王庙各献一头赤色牛。成王入太庙，献酒于先王之灵。至此，成王完成迁都和亲政大礼。
成王迁宅之说，在文献、考古均也得到证实。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对成王迁宅洛邑有明确记载，其“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语，记载了成王迁宅于成周（洛邑）的历史。古人称洛阳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周王朝在这里建立新都，有利于对民众的统治。
成王亲政后，周公写有告诫之词《尚书·无逸》，是告诫成王不要过分追求享受，无节制地游乐、嬉戏、酗酒、田猎，于国于身均不利。
成周之会
周成王七年，周王朝苦心营建的洛邑宣告竣工，随即就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为由，决定以洛邑为新都，史称“新邑”，颁布《召诰》、《洛诰》，并为此举行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是周成王即位以后第一次会盟诸侯，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史载，这场检阅诸侯的盛会规模盛大。成周朝会诸侯，坛上挂着红帐子，用黑羽毛作装饰。天子成王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郇叔在左，周公、太公望在右，都有冠冕，也没有垂珠，朝服七彩色，都腰插笏板，依傍天子站在坛上。
成康之治
成王临终，担心太子姬钊胜任不了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逝世之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的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他一定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办理国政，写下了《顾命》，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钊。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史称“成康之治”。
后世纪念
王陵
成王驾崩后，葬于毕原。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将其定在周陵附近，并立碑。即汉平帝康陵东南，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院内的大冢。
现代考古证实，这不是周成王陵，周陵不封不树，西周王陵也没有发现。所谓周成王陵其实是汉平帝康陵的陪葬墓，孝平王皇后陵。
迁宅之议
周成王营建好成周之后，有没有迁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引发争论。汉之前，人们皆认为“周伐纣，居洛邑”，直到司马迁时，提出了“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的观点之后，开启了千年的“迁宅之议”。
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出土越来越多西周时期的铭文来看，尤其是“何尊铭文”的发现，对成王迁宅有明确记载，其“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语，言之凿凿，记载了成王迁宅于成周（洛邑）的历史。证明，成王五年“宅兹中国”之说，遂在在文献、考古均得到证实。尽管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还有一种观点是周成王只是将王朝的政治中心、军师中心迁到了成周[43]，丰镐暂时保留祭祀中心。当“成康”（成王、康王）之后，出土的西周铭文中，成周出现大量的宗庙祭祀系统，如祭祀先王的京宫、祭祀前王的康宫、昭宫和穆宫等，这时候成周才成为祭祀中心。
何尊铭文
迁宅说
成周洛邑是周公所建，但却是周武王的遗诏，周武王之前就移象征王权天下的九鼎于河洛，以示迁都的决心，周公建立洛邑之后，在这里制礼作乐，举行平王亲政大典，称其为天下之中，各诸侯进贡道里均，丰镐保留宗庙祭祀。
《金匮》：“武王伐纣，都洛邑。阴寒，雨雪一十余 日，深丈余。甲 子朔 旦 ，有五丈夫秉马车从两骑至王 门外 ，欲 谒武王。”
《何尊铭文》：“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
《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尚书·召诰》：“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洛）师。”
《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室洛邑。”
《周札·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合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线方千里，而封树之。”
《帝王世纪》：“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职贡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既土中。”
《史记》：周公往营成周洛邑，卜居焉，遂国之。
《资治通鉴》：“昔成王迁洛，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
《汉书·卷二八下·志第八下》：“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后汉书卷八○上 列传第七○上》：“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阳也。”
未迁说
周成王复都丰镐说，最早是司马迁在指出的，在《史记》中司马迁说洛邑建成后，只是置放了九鼎，而周成王仍然复归国都丰镐。未迁说主要观点如下：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44]
唐初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人奉唐太宗诏编纂的《十三经注疏一·尚书正义·周官第二十二》同样认为周成王并未迁都洛邑，对史记记述予以肯定：“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黜殷在周公东征时，灭淮夷在成王即政后，事相因，故连言之。还归在丰，作《周官》。成王虽作洛邑，犹还西周。”[45]
《尚书正义》注疏进一步论述：“《史记·周本纪》云：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是言成王虽作洛邑，犹还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来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镐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为传者，宗周虽是镐京，文无‘丰镐’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迁镐京，今王复在丰者，丰、镐相近，旧都不毁，丰有文王之庙，故事就丰宣之故也”。[45]
苏东坡在《周东迁失计》中对史记的这一记述也予以肯定：“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并且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新史学的开山鼻祖王国维《殷商制度论》载：“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同样也对周成王迁都一事予以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