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涿鹿之战，黄帝炎帝蚩尤的地盘在哪？
#历史开讲#
在距今大约4600年前，炎黄联盟与蚩尤部落爆发了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役，史称“涿鹿之战”。后世在口口相传中，逐渐为其增添了许多神魔色彩，诸如蚩尤“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黄帝相邀多位神仙助战，不过据此将其归为神话未免有失偏颇。上古时期虽未留下文字，但类似“涿鹿”这样的大事件，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去分析，大概率还是能够还原这场战争背后的人性与逻辑。
彼时的华夏大地尚处于部落联盟时代，炎帝与黄帝从黄土高原走下来的第一站正是后世 “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当时的人口密度远不像现在，广阔的三秦大地足可以保证两大部落共同栖息，随着族群的不断繁衍与膨胀，炎黄势必要向外部拓展生存空间。站在关中的角度向东看，沿东北方向跨过黄河进入山西高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这片区域远没有正东方向通过崤函古道杀入洛阳盆地来得实惠。
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土壤质量上说，地处中原的洛阳盆地（河洛）都要强于山西高原，为了争夺“新世界”的控制权，炎黄之间爆发了首次冲突。尽管根出同源，但在切实的利益面前，兄弟父子之间兵刃相向的例子并不罕见，这场早于“涿鹿之战”的战役被后人称为“阪泉之战”。
图-炎帝
“阪泉”的具体地点后世仍有争论，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炎帝在这场争斗当中落败，而黄帝率领族人成功入主洛阳盆地，现在每年三月初三新郑市都要举办黄帝祭祖大典。
败走后的炎帝只能北上山西高原，而山西高原的地形用“两山夹一谷”来形容最为合适，在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由南向北行进，大概率就是炎帝部落的迁徙方向。在炎帝逐步向北拓植的过程中，黄帝早已在洛阳盆地扎下根来，这个过程十分缓慢，甚至需要用“百年”作为计算单位，所以“炎帝”、“黄帝”、“蚩尤”这些标签究竟指某个部落，还是某个人是很值得怀疑的。
图-黄帝
当炎帝一系到达山西高原的最北端后，远在河洛的黄帝部落自然不会对其构成威胁，但炎帝不是河北唯一的竞争者，因为东夷部落已经从东方杀来，其中的代表便是山东半岛的蚩尤。
从山东半岛抵达洛阳或者涿鹿的直线距离相差无几，理论上说蚩尤部落与炎黄二帝的接触时间也不会相差太远，但“柿子先挑软的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所以蚩尤很明智地选择了炎帝，而放过了黄帝。立足未稳的炎帝部落很快败下阵来，炎帝向黄帝告急，炎黄之间组成战略联盟，黄帝的兵还在河洛地区，战场上依旧是炎帝独自与蚩尤厮杀。
此刻黄帝面临两个选择，是北上驰援战场，还是东进直捣黄龙，最终黄帝选择了后者。既然东夷部落的主力已经被炎帝吸引在河北，那么其留在山东半岛的兵力必然不足，这个场景与数千年后的“围魏救赵”如出一辙。
图-蚩尤
最终，涿鹿一战以炎黄联盟的胜利告终，炎黄子孙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文：闫老师，北京大学 硕士 博士，专业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某高校教师，欢迎转载。
《古诗十九首》赏析与解读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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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但没有根据，后人多疑其不确。犹又如曹植《送应氏》描写过洛阳被焚毁后的萧条景象，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未然无恙，冠带来游宴如故，更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生。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一地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汉末建安之前几十年间。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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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赏析
《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思想内容
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无论是露骨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总之是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的束缚，很难获得健康、乐观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感叹短暂的人生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是甘心颓废，有人仍在洁身自好，寻觅精神上的永恒。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
《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不少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首先，这是由于在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环境与心灵世界的狭小封闭，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去咀嚼体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细腻，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又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
汉末文人则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魅力，原因便在于此。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汉初的治国思想为黄老之学，后武帝以儒学一统，黄老失势，在与儒学合流的同时又与庄子思想逐渐融合，形成了汉代社会道家的特殊风格。忧生惧祸是老子思想的一部分，到了庄子，更是把这种心理凸显出来。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更加强化了生命意识，与此相对应的是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对死亡的思考。个人意识的觉醒和生命价值的发现使汉代文人开始忧虑时光的匆匆流逝，进而又对死亡充满困惑和恐惧，他们想要在这有限的人生画布上尽量的挥洒，以表达对生的尊重和欲求，但现实的不公正已无法改变，只能通过增加生命的密度来实现价值，及时行乐就是这种思想的衍生品。道家讲究的是清心寡欲，但也认为人要顺从自己的人性和欲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就会激发人内心的情感波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些失意的贫士在穷困和忧患之中只能用说反话来表现内心的苦闷。这种人生的悲剧感，根本上是由于诗人面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被扼杀，产生了强烈的反叛意识，纵欲的内在是彻骨的悲凉。对于世俗生活以及社会私情的关注带来了真我个性的回归，道家思想唤醒了诗人在时代苦闷之下的生命意识。诗人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生命价值和情感取向，抒情化的表达和个性的彰显最终把文学带上了缘情之路。《古诗十九首》受到道家学说朴实自然为美的影响，道家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追求自然和简朴文风，因为大道本身朴实无华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十九首的整体风格都呈现出一种浅显冲淡，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感。老庄思想中有愤世嫉俗的一面，道家虽主张恬淡虚静，却也不遗余力的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古诗十九首》虽为抒怀之作，但造成诗人愤懑伤感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统治阶级、官僚制度的不公平和不合理。《青青陵上柏》中宛洛的达官贵族冠带相索，上层社会如同一个封闭的体系，外人难以进入。《明月皎夜光》中昔日的同门之友，也因为飞黄腾达而弃诗人于不顾等等。这些都从侧面鞭笞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汉代虽然采取“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政策，但是道家思想始终是其时代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到了东汉，经学衰颓，老庄复归，对士人的影响日渐从隐性变为显性。在整个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贫士失志的文人已经在现实打击下心灰意冷，毫无斗志，于是转而想从道家思想中寻求解脱。所以他们的诗歌创作必然被这种心理影响，在向道家回归的同时，由于文人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于是心态就呈现出了矛盾的两重性。不过也正是由于诗人胸中蕴藏着儒道两种思想，中国两种传统文化的精髓均在诗中得以展现，才使得《古诗十九首》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
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抒情诗的典范。长于抒情，却不直言，委曲婉转，意味无穷。从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又抑扬有致。
二、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三、情景交融，物我互化，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四、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不做艰涩之语，不用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传神达意，意味隽永。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韵味。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名家点评
南朝刘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
南朝钟嵘：“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诗品》）
明代胡应麟：“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
明代王世贞：“（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代陆时雍：“（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古诗镜》）
清代陈祚明：“《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尽，特故推十九首以为至极。”（《采菽堂古诗选》）
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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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宫室等，曾一度霸据文学的题材领域，让位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它是汉代诗歌由汉族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并出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国汉族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情致与才藻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古诗十九首》完美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因此，后世凡是遇到形式主义诗风抬头，进步诗人总是将《古诗十九首》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古诗十九首》在诗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然而因为《十九首》的作者与劳动人民毕竟有一定距离，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够宽广，它的诗境又主要表现为蕴藉含蓄一路。因此当后世出现在思想史上直指现实，激切锋利；或在风格上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作品与流派时，一些保守的诗人与评论家又都拉起《古诗十九首》这面大旗，作为它们反对诗坛上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
《古诗十九首》的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作者愤于现实，又往往以颓废放荡来作对抗，这也落了后世某些逃避现实的诗人之口实，在这些方面，它又表现出消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