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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吴越两国的恩仇录
夫差为什么会放过勾践?真的是因为西施吗?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中大败来犯的越军后，乘胜长驱攻入越国腹地。越王勾践仅剩五千残兵，退保会稽山。大好形势之下，吴国君臣却就如何处置越国发生了重大分歧——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一派，指出越国“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生存竞争的矛盾不可调和，主张乘势灭越；而太宰伯嚭一派则认为“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主张按中原争霸的规则办，接受越国的求和。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吴王夫差最终采纳伯豁的意见，接受了越国的求和。此后，夫差又对越国长期采取怀柔羁縻的政策，让越王勾践得到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喘息期，最终成功翻盘，灭吴取霸。
后世史家，多将吴国之败归咎于夫差在会稽山下的这次决策。
很多人实在看不懂夫差和勾践这两大高手对弈的棋路，他们又勇于替古人分忧，于是便“列(编)举(排)”出了一大堆干扰夫差决策的花边八卦——比如说，伯嚭被越国的糖衣炮弹击倒、夫差本人惑于女色，刚愎自用等，硬是将越国的公关运作和战略忽悠拔高到了中国史上的顶尖水平。
历史就这么简单?
非也，非也。吴越之争，由来已久。
越国自称夏禹之后，为少康庶子封于会稽以守大禹之祀者(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吴国则为姬周之分支。史称周太王欲传位给小儿子季历之子姬昌(即周文王)，季历长兄太伯、次兄仲雍遂主动推贤让能，托词采药而离国南奔，远走江淮流域，建立了吴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十九世传至吴王寿梦，吴国始强。
吴、越两国的上层统治者，虽都从中原南迁而来，凭借文化或武力优势征服了当地土著，建立起国家，但越国作为南迁的先行者，生存空间却遭到后续络绎而来、拥有更先进文化以及农业、军事技术者的不断挤压。至吴越相继崛起之际，两国间的地理形势大致如此:
吴国立国于江淮流域，其核心区为富庶的太湖平原；越国则被挤压到了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之间，一片东西向的狭长海岸平原及其以南山地。这片狭长的海岸平原，西起杭州湾喇叭口(在杭州兴起之前，以会稽/绍兴为中心)，东至宁波海岸，即今之宁(波)绍(兴)平原。这片平原由钱塘江、曹娥江、姚江、奉化江、甬江等多条江河冲积而成，肥沃且适于稻作。
从宁绍平原再往南，即进入浙西南山地，为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等山系切割成无数小碎片。当时居住在这片山地的越族因地理阻隔而极其分散，故被称为“百越”。时至今日，浙江仍然“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
对于越国而言，宁绍平原是其最后一块平原根据地，若失去这块平原，就只能向西向南退入浙闽山区。山地既不适宜稻作农耕，贫瘠的产出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人口聚落，无论是政权规模、军事组织，还是以冶金、铸剑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都将迅速而全面地退化——言以蔽之，若失去宁绍平原，越国就要遭受降维打击，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期的文明程度，跌回蛮荒的部族时代。可预期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在群山环绕的金衢盆地继续维持一个规模极有限的小政权——比“夜郎自大”中的夜郎国好不了多少。越族历史上至少遭受过两次这样的降维打击。
第一次是自然灾害。从考古发现来看，从河姆渡文明较高水平的水田稻作至越国早期粗糙的旱地农业之间，就曾有一次明显的文明退化断层。断层的原因，就是距今6000—7000年前达到最高峰的“卷转虫海侵”事件，海平面上升破坏了宁绍平原的农耕基础，导致河姆渡文明大幅退化，即《吴越春秋》所载古越传说“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情况。
第二次是军事失败。战国后期楚国攻越，设郡江东。越王在楚军逼迫下“走南山” (即退入浙南闽北山区)，“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王退入山区后，族群分散，政权瓦解，越国再也没能翻身。
鉴于宁绍平原关乎国运兴衰，故越国建都于平原西端头之会稽(即今绍兴)，以“君王死社稷”的姿态保卫这一核心区域。从人类历史的规律来看，但凡两个文明的核心区之间存在一条狭窄的陆桥，则这条狭窄陆桥的两端必是战争频发之地。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无论哪一个文明强势起来，都必然尝试在陆桥的对面建立一个桥头堡——既有利于拱卫己方核心区，又有利于伺机向对方核心区出击。弱势方也必须拼死阻止这一企图，因为控制住陆桥的狭窄出口，是阻止对方袭扰最省力的办法。
以中国历史为例，如雁门关之扼阴山孔道，山海关之扼辽西走廊，都是典型的陆桥防御。
宁绍平原与太湖平原之间，恰好就有这么一条狭窄的陆桥，即杭州湾喇叭口顶点，在天目山、龙门山与海岸线之间，由钱塘江冲积而成的一小段狭窄陆岸——这块地，当时称之为钱塘，后世称之为杭州。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杭州，所以苏州人跟绍兴人便无法和平相处了。
对于占据宁绍平原的越国而言，若能从钱塘陆桥硬挤过去，夺据太湖以南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不但相当于给宁绍平原上了双保险，而且有了与吴国隔太湖对峙的本钱，还随时都能威胁吴都姑苏——这是多么诱人的一件事！
但残酷的事实是，吴国实力远强于越国——看看地图上两家的平原面积就能明白。两个同质化的农耕国家，平原面积基本决定了农业产出，进而也就决定了人口基数和可供养的军队上限。
吴国当然不能容忍越国北上控制杭嘉湖平原。
然而吴国也有它的难处。虽然吴国更强一些，但它西邻强楚，北邻霸齐，在两个主要方向都有强大威胁，无暇收拾越国。因此虽然吴强而越弱，但吴国反而长期对越国采取防御姿态，基本上是你不过钱塘江，我可以不理睬你；但若过江靠近太湖，那就必须往死里打！所以太湖以南、钱塘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就成了两国常年拉锯作战的修罗场。这就有点像“一战”中的英德海军战略，德国拼命想冲出北海，而英国则竭力堵住，不让它冲出去。
只有捋清了吴越之间的地理形势和各自的关注点，才能理解两国的战略抉择。
公元前584年，晋国接受楚国叛逃大夫巫臣的建议，与吴国通使，结成了针对楚国的军事同盟。
虽然中原史官站在晋人角度，将吴国的崛起全部归因于巫臣父子所教授的车战之法，但从吴国崛起的历次战役史料来看，新兴的步兵才是吴军的绝对王力，车战的记录倒是无处可寻。
晋吴联盟之于吴国，更大的意义是使它减少了一个主要的防御方向：可把与晋国同属一条战线的北方大国齐、鲁从假想敌名单里剔除。想想看，要是1870年的普鲁士背后有个虎视眈眈的俄国，这普法战争还能打得起来吗?
与晋国结盟后，吴国一方面高调派遣王子季札北上中原，与鲁、齐、郑、卫、晋等国展开外交；另一方面，则频频在楚国东线搞事，伐楚、伐巢、伐徐、灭钟吾、入州来，分化瓦解楚之属国唐、蔡，等等。
晋扰其北，吴扰其东，搞得楚国疲于奔命。
楚国当然也要思考对策。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依葫芦画瓢，扶持吴国的南方宿敌越国，把吴国从齐、鲁削减下来的战略负担再加回去。
既有地缘死结，又有历史血仇，还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幕后怂恿，吴越关系自然剑拔弩张。
但关于吴越早期的战争记录相当模糊。
虽然史载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之前，吴越就已经发生过战争——吴国用这次战争中抓获的越俘看守船只，结果这些俘虏却伺机刺杀了吴王馀祭——但战争的原因和经过并不清晰。
公元前537年，楚国联合越国等伐吴。
公元前514年，吴公子光弑君自立，是为吴王阖闾。他在楚国亡臣伍子胥、伯嚭、齐人孙武等人的帮助下，整军经武，积极筹划伐楚。
几乎同期，越王允常也在楚国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
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发起了一次伐越作战，破越军于携李。機李在今嘉兴以西、太湖之东南，距吴都姑苏直线距离不足百里——所以阖闾此役或是为了在伐楚之前先解除近在咫尺的越国威胁。
这次战役的过程与结果均不详，但从4年后阖闾敢放心大胆地倾巢而出远征楚国来看，越国应当吃亏不小，很可能丧失了杭嘉湖三角区，甚至已经退过了钱塘。
公元前506年，吴国出兵三万，联合唐、蔡两国攻楚。吴军在柏举之战中大败楚军主力，随即穷追不舍并“五战五胜”，直入楚都郢。
但入郢之后，吴国兵力不足，无力控制辽阔的楚国腹地，且吴国君臣又贪恋郢之财富、女色，不肯撤军，于是逐渐陷入被动。
接下来连续发生了三件事，让吴国灭楚之冀望彻底破灭。一是秦国派兵援楚，在沂邑击败吴军；二是吴军大将、阖闾之弟夫概率军回国并自立为王；三是公元前505年春，越王允常趁吴国内空虚之机伐吴。
在内忧外患之下，阖闾只得放弃楚国，班师回吴。夫概不是其兄的对手，兵败出逃楚国，吴国基本安定下来。越王允常的偷袭未完全得手，但吴国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忙于应对楚国的反攻报复，暂时也无力大举攻越。虽然史料不载，但双方显然是达成了停战协议，越国重新控制了杭嘉湖三角区。
但伐楚功亏一篑这笔账，阖闾是不能不找越国算的。9年后(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勾践继位。吴王阖闾趁机伐越，双方再次战于携李。史书对此战记载详细——勾践以死士三行自尽于吴军阵前，吴军因阵型扰乱而落败，吴王阖闾被越将灵姑浮用戈击伤脚趾，感染而亡。
如前所述，槜李与吴都姑苏近在咫尺，脚程一日可达。但获胜的越军并未乘胜追击，估计其损失也相当惨重。吴军方面虽云战败，但阖闾死处距榜李仅七里，可见吴军是小却而非溃退——且很可能是阖闾受伤后的混乱所致。
第二次携李之战，越军最拿得出手的战果，也就是阖闾的脚指头和鞋。但击杀一位名震天下的老英雄，足以让新登王位的勾践自我膨胀，他被这一充满偶然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觉得百战之师的吴军也不过尔尔。
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后，勾践于公元前494年初主动攻吴。这一次，越军没有走陆上的老路。
勾践想打夫差一个措手不及，企图穿越太湖直扑姑苏，结果却与拥主场之利、水战经验又更丰富的吴国水军遭遇于太湖东侧之夫椒山水域。轻敌冒进的越军惨败。吴军则祭出对楚作战的穷追绝招，竟一路长驱，将溃退的越军撵过了钱塘——连钱塘天险都不守了，可以想见溃退中越军之张皇失措。
一旦钱塘弃守，宁绍平原就更无险可守了。所以在溃过钱塘之后，勾践就要面对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了——接下来该往哪里去?
如前所述，宁绍平原是一条东西向的S形狭长带状平原。
摆在勾践眼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沿着平原的S形走向逃，从绍兴一路狂奔到宁波，如果对手还跟着，那就只好上船出海了。一千多年后的宋高宗就是这样跑的，那次追他的是“搜山检海”的金兀术。
另一条路则是在宁绍平原的西端上山。如果手里还有一定的兵力，对手倒也不敢在干掉你之前就钻进S形平原腹地里，因为那很可能会被截断后路。
勾践选择了后一条路，率残兵“五千”上了会稽山。
会稽山本是越人的发祥地，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都好，且身后还有群山沟壑可供回旋，至少短期内吴兵难以捕捉。
所以勾践大胆向夫差提出了和谈。初期的接洽中，双方都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牌。
勾践最大的和谈本钱，所谓“余兵五千人”，出于越国谈判代表文种的单方说辞。从越军溃退的情况来看，连钱塘天险都无力防守，勾践手里究竟还剩多少兵力其实相当可疑。
吴国伐楚之战，倾国投入的水陆之军才不过三万人，且此后征战损耗，疮痍不断。这次对越作战显然也很难超过伐楚之战。夫椒之战又是一场恶战，吴军虽胜，损耗也当不小。战后又从太湖之滨穷追数百里至会稽山下，掉队失散的又不在少数，且已成强弩之末。
勾践对吴军的情况并不陌生，若他手里真有五千甲士，就算不守钱塘，诱敌深入到会稽山下也足可反击。然而他就是不打，却带着五千大军上山蹲着，还一门心思地请降。
无他，如前所述，即便是近现代的农耕水平，山地的物产也不足以养活大军，更何况是春秋之吴越！所以文种是在使诈。
他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吴军总数不过三万，除战场损失外，剩下的也不可能悉数攻越，毕竟西边还有成天想要报仇的楚国，能攻到会稽山下的吴军充其量万余人。
若勾践手里还有五千敢拼命的甲士，客场作战的吴军仅凭万余人，毫无必胜的把握。
但是文种低估了吴国君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伍子胥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