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古籍中发现中国已佚“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型故事，情节离奇
孟姜女与姜女坟考证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孟姜女，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与杞梁的故事和“七仙女”与董永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但更为感人。
七仙女是虚构的，而孟姜女史上确有其人。
孟姜女的原始事迹，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真实身份非常尊贵，乃“将军夫人”。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这里的“杞梁之妻”就是后世所谓“孟姜女”。
杞梁与名叫华周（也称“华舟”、“华还”）的人，都是齐庄公手下大将，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两人带兵去攻打莒国，结果战败，双双被莒人擒杀。
齐庄公（齐侯）回来，在都城外遇到前来迎接杞梁棺柩的杞梁妻，齐庄公便派人吊丧。结果杞梁妻不接受，认为这不合礼仪，应该到她家去吊丧，于是齐庄公亲至杞梁家吊丧。
“孟姜女哭长城”剧照
这则最早的记载中，根本就没有哭倒长城的说法，甚至连杞梁妻叫什么名字都没有说。
那么后来怎么会有杞梁妻哭倒长城的事？这其实是对齐国丧俗的夸张。
现在有的地方流行“代哭”风俗，就是替代死者亲属大哭致祭，越能哭、越会哭、哭得越伤心越动人，“出场费”越高。
这种哭丧风俗先秦时已存在，齐国哭丧风气最盛，齐人最会哭丧，还诞生了“哭调”。
齐国民间琴师子周，因为住在齐国都城的西门雍门附近，人称“雍门周”，不只“善琴”，还“善哭”，他哭着去见孟尝君田文，结果把孟尝君感动得一塌糊涂，史称“流涕狼戾”。
齐国临淄故城遗址
齐之善哭者传说能把死人哭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形容齐人哭丧水平之高，这为日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提供了创作素材。
齐国的哭丧风俗怎么来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就是杞梁妻开创的。
杞梁妻正是这样一个哭丧高手，哭得非常悲伤，天崩地裂，伤心欲绝，无人不为之掩面动容。不只她“善哭”，一块战死的华周妻哭丧水平也十分高超，二人善哭在当时远近闻名。
此事记载于《孟子·告子下》，原文是这样说的：“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所以，西汉枚乘《杂诗》称：“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齐庄公当为杞梁妻的哭丧水平而折服而难过，不然作为一国之君也不可能亲到门上致祭的。
这之后齐都临淄一带的“善哭”与齐国西部一带的“善歌”，为齐人拿手好戏，渐成齐国的民间风俗，并列为丧礼之一，遇丧事不哭谓之不孝，一直到流行到现代。
秦亡汉兴，人世换了新主，儒家文化被推崇。
杞梁妻善哭事迹受到了儒家的关注，认为是一种贞孝举动，被西汉刘姓宗室文人刘向收录其《说苑·立节》一书中，出现了把城墙哭倒的说法：杞梁被莒人杀害后，“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纮，而隅为之崩。”
“隅为之崩”，这是梁杞妻“哭倒城墙”第一次见于史料，成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滥觞。
再后，刘向又将杞梁妻事迹，编入其《列女传》，事迹列于“贞顺”卷中，并作了点评，颂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
各位网友注意，这里又出现了杞梁妻投淄水自杀（“赴淄而薨”）的情节，这是以前史料中从没有过的记载。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不是道听途说，就是刘向杜撰，虽然不可信，但为杞梁妻的“贞顺”添上了完美的注脚。
从此开始，杞梁妻“哭倒城墙”的事，被中国民间演绎成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最后定型为“孟姜女哭长城”。其形成大概是这么一个流传脉络——
善哭→哭倒城墙→哭倒秦长城
明万里长城
东汉末流行的《琴操·杞梁妻叹》歌辞中称，“哀感皇天城为堕。”这里的皇天城是都城，是哪个都城？一说齐国都城，一说杞国都城，一说莒国都城。
杞梁是杞国人，杞国是齐侯伐莒经过之地，建都缘陵(今山东昌乐县)，离临淄不远。东汉蔡邕书《曹娥碑》即有这样的说法：“是以哀姜哭，杞崩城隅。”
晋人崔豹《古今注·音乐》在介绍《杞梁妻》这首歌辞时也有这样的说法：“杞都城感之而颓。”
但北魏人郦道元则有不同看法，认为被杞梁妻哭倒的是莒国都城。《水经注·沭水》称，“哀感皇天，城为之堕，即是城（莒城）也。”郦道元还托《列女传》，添油加醋，丰富了杞梁妻哭倒城墙的细节：“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
已倒塌的长城
值得注意的是，哭倒城墙的同时，还有“把山哭塌”的说法。
如曹植在《黄初六年令》称：“杞妻哭梁，山为之崩。”什么山呢，曹植在其《精微篇》中进一步想象：“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把当时民间流传的发生在春秋时期“梁山崩”的故事移植给了杞梁妻。
只是这种把山都哭塌了的说法，太夸张，不合情理，后世没有流传下来。
杞梁妻“哭倒城墙”一说，在东汉已遭无神论者王充的批判，认为杞梁妻哭倒城墙的说法明显是不可能的。但王充给出一个意外：或许她在哭时刚好城墙自己倒了。结论是：“下世好虚，不原其实，故崩城之名，至今不灭。”
莒故城（现代重建，已对外开放）
莒故城（现代重建）
但考察下来，杞梁妻的故事发生地，在隋唐以前，均没有离开今天的山东（齐鲁）地界。从唐朝开始，故事发生地出现了转移，而且杞梁妻也有名有姓了，杞梁的履历也开始变化，他们的故事有了丰富的情节，凄美中不失浪漫，传奇色彩深厚了。
而这种变化，是从六朝时出现的。
六朝是志怪小说大流行时期，当时的文人喜欢演绎经典、改写野闻，张华的《博物志》、颜之推的《集灵记》 、东阳无疑的《齐谐记》、王浮的《神异记》、王嘉的《拾遗记》、祖冲之的《述异记》、干宝的《搜神记》、陶渊明的《搜神后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
杞梁妻的故事自然是难得的创作素材，也被拿出来“戏说”了。其中《同贤集》一书的作者，把杞梁妻的故事重写成《孟仲姿哭长城》。
变化很大，情节离奇！
重写故事中，杞梁妻首次有了名字“孟仲姿”，杞梁改成燕国人，其齐国将军身份改成被秦始皇征去筑长城的役夫，名字换成“杞良”。
孟姜圭与杞梁（剧照）
孟仲姿与杞梁的相遇的故事很浪漫：当时杞良为躲避筑长城，逃进了名叫孟超的有钱人家的后园。孟超的女儿孟仲姿其时正在浴池中洗澡，抬头看见了杞良。孟仲姿是很传统的女性，便要求杞良娶她为妻。杞良推辞，孟仲姿说了一句话，“妇人之体不可再为男子所见”，杞良不得不同意。孟仲姿征得父亲后，与杞良结为夫妻。婚后杞良回到筑长城的服役地，结果被工头责罚打死了，尸体埋在城墙下。孟仲姿哭倒长城，指血滴骨认夫，将其骸骨找出来背回……
至此，“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基本成型，虽然是文学化的虚构，但因为情节合理，又感人，遂成之后各种版本的母本，是最早的原型故事，什么秦始皇听说后要封她为妃这类五花八门的说法，都是在此基础上改写和演绎的。
非常遗憾，《同贤集》后来在中国佚失了。那大家现在怎么知道的？原来是从日本人抄藏的古籍——《琱玉集》中发现的。
《琱玉集》是唐朝人所撰 ，但在中国也佚了。
日藏《琱玉集》抄成于天平十九年，书中引用了《同贤集》中的多篇故事，其中就有《孟仲姿哭长城》，最早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原型方被发现。
日本天平十九年，为唐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可以推测，“孟姜女哭长城”在隋唐时就在民间流行，并演绎开了——
杞梁妻的名字和叫法也多了，孟仲姿、孟姿、孟姜、孟姜女、许孟姜……其中“孟姜女”最广为人知。
这一叫法，出现于唐朝。
目前已知最早称杞梁妻为“孟姜女”的，出现在从甘肃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小曲《捣练子》，认为孟姜女是送寒衣给在边塞筑长城丈夫的：“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杞梁也有多种说法，且不只一姓——
一姓“杞”，大名“杞梁”，也有的称为“杞良”。
一姓“范”，大名“范植”，也有人称为“范喜”，俗称“范郎”、“范喜郎”，类似的有，“范希郎”、“范三郎”、“范四郎”、“范士郎”，云云。
一姓“犯”，大名“犯梁”。
一姓“万”，大名“万喜良”。
后三姓“范”、“犯”、“万”，应该是方言相近，讹传而来。
这些不同的名字和叫法，大都是在明朝时出现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这一时间得到广泛传播，孟姜女庙祠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甚至连孟姜女的墓都在志书上出现了。
山海关孟姜女庙
为什么会这样？近世史学家、民国兴起的“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曾对孟姜女的事迹作过溯源和专门考证，论述颇为详细。但他对明朝为什么会出现“孟姜女热”也感到疑惑，称“我至今还没有明白”。
实际上，这是明朝为配合大规模重修北方长城的需要，是丰富长城文化的必然。在这一背景下，孟姜女的事迹再合适不过了。
孟姜女最早墓地，当在齐都临淄一带。
杞梁战死后，齐庄公亲自上门吊丧，孟姜女死后即使不与丈夫合葬，也应该埋在不远处。
但在明朝，国内不少地方都有孟姜女墓，下面几座被提及得最多——
一在同官（今陕西铜川），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编《大明一统志》记载：“孟姜女，本陕之同官人，秦时以夫死长城，自负遗骨以葬于县北三里许，死石穴中。”
这个记载中，孟姜女“移民”了，由齐国人变成了秦国人。
一在安肃（今河北徐水），传安肃是孟姜女故里，有孟姜女“濯衣塘”。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知县张镇重建孟姜女祠。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知县周以痒梦见了孟姜女，醒来后真的发现了北宋有关孟姜女的碑石，就此立孟姜女墓碑，又建忠节堂。
一在临澧（今湖南临澧），境内曾有“姜女坟”。临澧邻边的津市 境内还有“孟姜山”，上有“姜女庙”，庙前有“望夫台”（小山峰）。
一在山海关，附近海上有一处礁石，俗称“姜女坟”。此地属今辽宁葫芦岛绥中县，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山海关尹张栋建贞女祠。
碑文记述了一段未闻传奇：孟姜女姓许，嫁给关中范植；范郎赶辽东筑长城后，婆婆死了，他安葬婆婆后便前来寻夫，结果只见到了白骨，痛哭三日夜而死。扶苏、蒙恬表封他们官爵，决定将其合葬。就是这时出了蹊跷事，山海关这边飞沙走石，海边竟然出现了“望夫石”，海中则涌出了一个圆岛。
于是就在岛上筑坟，石上建庙，这就是“姜女坟”的由来。
这些坟中，山海关姜女坟最神奇，但出现的时间最晚，最不可信。因为山海关是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才建的，与孟姜女的传说毫无关系。
虽然这座姜女坟最假，但却是现今民间流传最广的。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考古人员在对姜女坟进行发掘时，还真的发现是秦汉遗址，令人非常意外！
佚的含义？
隐语的语言艺术及文学演变
作者：郗文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文体史”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先秦时期，隐语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语言游戏，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颇为流行，尤以齐楚两地为盛。当时甚至还有专书以供查阅，据刘向《新序》载，有人“以隐问”，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汉志》“诗赋略”载有“隐书十八篇”，可惜均已亡佚。据刘向解释，隐书收录的是一些对谈性的语段，参与一方“疑其言以相问”，故意隐约其词向对方发问，对者一边思索猜测，一边描述应答。隐语的话题无所不包，但双方都是暗示，并不明言，故隐语游戏是智力和语言的较量。
用语言捉迷藏
隐语目的是委婉表达，可谓用语言来捉迷藏。刘勰总结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思，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因此，隐语有明显的“体物”特征，交流双方常常要变换角度描摹，隐讳提示，曲为渲染。如楚庄王为政三年毫无作为，大臣看不过，遂以隐语进谏：“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默）然无声，此为何名？”楚庄王好隐，马上心领神会，答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对方遂止。这则隐语就是先秦时流传甚广的“大鸟之隐”，隐语为双方提供了委婉的交流途径。
先秦隐语目前可见约有十余则，大多如上，暗含讽谏，具有一定的“意义”，这当然是史家筛选的结果。从实际使用情况看，隐语更多当为纯粹的语言游戏，娱乐性是它得以进入宫廷的首要原因。之所以能介入政治生活，也是因蒙着游戏的面纱，交流进谏显得比较含蓄而已。
早期纯粹属游戏性质的隐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倒是汉代以后有些记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游戏的妙处。比如，《太平广记》记载汉武帝身边幸倡郭舍人和东方朔就常以隐谜逗趣，争胜邀宠。一次二人于帝前游戏，郭舍人率先发难，约定赏罚：“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遂抛出谜面：“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东方朔不假思索，应声辄对：“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愚憨，名之曰蟁（蚊）。”
如何才能“不说破”
隐语要“隐”，但更要委婉揭示主旨，不能让人彻底摸不着头脑，故常用譬喻。不过细细推究，“喻”和“隐”虽都拐着弯儿地说，目的却完全相反。对此，闻一多分析道：“喻训晓”，是借其他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尽量说得明白点；而“隐训藏”，是借其他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故意说得不那么明白。如此，才引得人们好奇，努力去猜，方产生机趣。因此，隐语有点像猜谜，但不完全一样。谜语重点是“猜”，一旦猜中，游戏结束。而在隐语游戏中，一方进“隐”，另一方即便猜中（或称射中）也不能“说破”，一定要根据这个谜底创作出另一个谜面，两个谜面指向同一事物，才叫游戏完成。所以，隐语的游戏双方除需足够的机敏智慧外，更要有铺陈描摹的言语能力，方能游刃有余。
戏谑、风趣、诙谐、滑稽等都是娱乐游戏的特征，这也是隐语精神层面的质素，由此也使得隐语具有娱乐、测智、言理、讽谏等多种功能，其“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用语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想象，说者由此见风趣机智，以旁观对方的懵懂摸索为乐趣。而应对者（包括围观者）出于本能的好奇，也产生寻求答案的欲望。几经摸索之后恍然大悟，发现其间巧妙，愉悦的心情随之产生，这些都是隐语为时人所喜爱的心理因素。同时，隐语是一种即兴的语言游戏，一个人善隐，必定思维敏捷且有出众的言语描摹能力，因此，隐语的流行亦显示出古人对于智慧和语言的崇尚。
隐语、赋体和谜语
隐语在后世发展有两个流向，一是转化为体物之赋，一是转化为谜。
隐语需以大量相关线索予以提示，曲为渲染，或围绕事物描摹情景，或针对事物摹写特征，这就给铺陈状物的赋体的产生留下极大的拓展空间。隐语这一“体物”特征在荀子《赋》篇中得到完整的保留和强化。《赋》篇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而其“纯用隐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品中先由“臣”提问，分别针对“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多方描述其特点和作用，然后请“王”或“五泰”作答。后者并不直陈谜底，而是以问为答，对所述事物再作进一步猜测性的描摹发挥，这和隐语的特征和玩法都是相同的。
当然，汉赋是“美丽之文”，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这和隐语之间还是有很大跨度的，其间起到桥梁作用的是宋玉等楚国宫廷文人。宋玉有《大言赋》《小言赋》，其实就是楚王和这些俳优文人围绕“大”“小”两个主题描摹形容的语言游戏。而其《高唐》《神女》赋也是由对问引出的体物之文。因此，从擅长隐语的先秦宫廷俳优，到擅长作赋的宋玉等文学侍从，再到“有类俳优”的汉代赋家，显示出职业性的承传。这些俳优文人随侍帝王，或游戏为隐，或受命作赋，专注于提升“体物”的技巧，遂使汉语言的表现力得到极大的训练和开发，最终使得汉赋成为“一代之文”。
而谜则更多是隐语的自然延伸。当隐语由专注于描摹转而落脚于“猜”出答案，就成了“谜”。这种游戏重心的变化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从史料记载看，在曹魏之前，隐语主要还是君王身边俳优或俳优类文人讥嘲逗趣的游戏，也由此被正统所轻视。文人瞧不起俳优的肤浅，戏谑之隐的玩法遂发生变化，滑稽调笑的成分逐渐减少，斗智的成分则逐渐增加，谜语就出现了。因此刘勰谈及隐、谜之间的转变时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按照刘勰的说法，谜之所以被称为“谜”，是因为“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意思是“谜”要闪烁变换其辞，使人迷惑。有迷惑，才有探寻的欲望，游戏才令人着迷。一般而言，创设谜语有两种方式：一是“体目文字”，“体”即分解；“目”即辨识，即对文字进行离拆描述，可谓拆字谜。如《三国志》记载蜀使张奉来吴国访问，席间他拆解吴国尚书阚泽的姓名以讥讽对方，而被讽刺的阚泽大约不擅长这个游戏，无法对答。于是吴国大臣薛综上前敬酒，说：“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服，追问道：那你们“吴”字怎讲？薛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凸显“吴”的帝王气象。于是众人皆笑，张奉无言以对。二是“图像品物”，即刻画描摹事物的相貌特征，谜语中的“打一物”都属于此类。这种谜语比拼的是文思是否纤巧。如《太平广记》曾记载魏文帝曹丕与曹植同辇出游，见两牛在墙边打斗，一牛坠井而死。曹丕遂令植作死牛诗，称诗中不得云是非，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这其实就是创一个谜面了。曹植即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曲为描摹，图像品物，诙谐生动，从艺术角度看也是很精巧的。后世描摹状物的文人诗蔚为大观，究其实也是这种中国古老游戏的发扬光大。
隐、谜都是用文字捉迷藏，追求语言“欲隐而显”，既不能使人一望而知，又不能使人永远猜不着。游戏双方在问对中显示智慧和语言才华，创造出令人着迷的紧张，又继之以欢笑和松弛。游戏依赖智慧又创造智慧，语言的巧妙组合也形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遂引起美感，带来谐趣，给人愉悦，这都是言语游戏的魅力。整体看，古代早期的隐谜都属于“原始的制作”，常具有丰富的想象，新鲜的感觉，纯朴而奇妙的联想和滑稽，所以多含诗的趣味，这与后来文人的灯谜专以纤巧与双关及暗射见长不同，后者更多属于“文章工场里的细工”，这大约是隐谜游戏逐渐消退的原因之一。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9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语文课本《核舟记》所记核舟佚失，有人另雕一枚，现珍藏于博物院
初中语文课本收录有一篇题为《核舟记》的说明文，出自明朝文学家魏学洢之手。
该文细致地描写了明代微雕艺人王叔远的一件作品——“核舟”，笔触细腻，对“核舟”的介绍和刻画详尽而具体，对“舟”内人物的描绘逼真而生动，使人读后印象深刻，对王叔远精湛的雕刻技术叹为观止。
另，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记载了王叔远所雕的这枚核舟：“中作篷栊，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开则内有阑楯，船头一老。蟠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左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仍挟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橹置蓬上。其一旁有茶炉，下有一孔，炉安茶壶一，仍有味有柄。所作人眉目衣褶皆具。四窗上每窗二字，曰：‘天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远’三字，仍具小印章，如半栗，文云：‘王毅印’”。
可见王叔远的这件作品并非魏学洢虚构，而是真有此物。
可惜的是，王叔远的作品并未能流传下来，人们对这枚小而伟大的艺术品只能停留在想象中。
这，真是莫大的遗憾。
话说，清朝中叶，广州有艺人陈祖章，以牙雕闻名天下，于清雍正年间被召至京城，服务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雍正十三年，雍正帝驾崩，新君乾隆帝爱好书画古玩，读《虞初新志》，对《核舟记》一文所记王叔远之技艺赞不绝口，曾遍示内廷众工艺师，问：谁能为此？
陈祖章不服，自告奋勇，表示自己可另作《东坡夜游赤壁》核舟，并在技艺、内涵上超越王叔远。
王叔远所雕核舟：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
陈祖章于乾隆二年向乾隆帝呈上自己新雕橄榄核舟，高1.6厘米，长3.4厘米，舟上有花窗四扇，每扇皆可自由开关；人物有苏东坡、客人、客妇、艄公、书童等八人，每人神情各异。其中，苏东坡在舱中凭窗而坐，头裹巾子，宽衣博袖，静视窗外，遥望山高月小，静候清风徐来；后舱艄公似不忍橹声打扰东坡居士的清兴，故意摇慢；船右前侧一丫髻童子倚舷下望；船首有带帽老者短衫箕踞；一童子蹲于炉前烹茶，另一童子扶肩戏玩。八个人物，个个细如米粒，却刻画精致，有八种神态，宁静、超逸；舟上设备齐全，舱中备有桌椅，并摆着杯盘菜肴，舟底毫芒细刻《后赤壁赋》全文三百余字，并行书刻款：“乾隆丁巳五月臣陈祖章制”。
乾隆帝见到这件作品，立刻眉开眼笑，对之爱不释手。
说起来，乾隆年间擅长微雕艺术的人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封锡禄、沈君玉、宋起风等。
沈君玉以核桃所雕“驼背老人”，头戴棕帽，蓄长胡须，手持一扇，扇上的诗文及衣服上的补缀均清晰可见。
封锡禄所作的橄榄雕“草桥惊梦”，其屋宇人物，位置天然，间以疏柳藏鸦，柴门卧犬，夜凉景色，摹绘逼真，奇幻出人意表。
然而，陈祖章这枚橄榄核雕“东坡游赤壁”一出，它们全都黯然失色。
乾隆崩，嘉庆帝登位，同样视陈祖章这枚橄榄核雕“东坡游赤壁”为绝世珍宝，曾写御制诗赞美，云：
绥山结实种常留，刻琢天成赤壁舟。
酒载青田根叶远，缆牵雪藕色香浮。
济川岂仗雕虫技，问渡应殊避世游。
仙子啖馀休浪掷，乘槎自有小儿偷。
现在，陈祖章这枚“微雕橄榄核舟”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要满足自己眼福的爱好者，不妨前往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