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香谱二十四法图解(道家香谱)

注：此文發表於《中國四庫學》第四期。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爲準。感謝董岑仕老師授權發佈！

【提要】洪芻曾在沈立《香譜》的基礎上，編爲洪芻《香譜》。《香譜》今傳本，有《百川學海》叢書本與《説郛》雜抄本二系統。今傳《百川學海》中《香譜》二卷，宋咸淳刊本及明弘治年間華珵刊本、嘉靖鄭氏宗文堂本卷端不題撰人，《百川學海》標目頁此書署“洪芻《香譜》”，萬曆以後，從《百川學海》而出的《香譜》翻刻本在卷端增署撰人爲“洪芻”。陶宗儀編《説郛》時，卷六五收有題“唐無名氏”的《香譜》一卷的節録本，與《百川學海》本《香譜》同源而内容大同小異。在宋代，後出的香譜文獻，往往援引之前成書的香譜文獻，文獻層次較爲複雜。通過辨析洪芻《香譜》在宋代的流傳、摘抄、節録情况，可知洪芻《香譜》最早有曾慥《類説》的節略本，題作“《香後譜》”，而今收入《百川學海》的《香譜》及其衍生版本，當爲南宋時無名氏對當時香譜文獻進行的彙編，在宋理宗朝前成書，並非洪芻之作，該書也是陳敬《新纂香譜》中彙纂諸譜的文獻來源。

【關鍵詞】香譜洪芻 類説 説郛 百川學海 譜録

洪芻，字駒父，爲黄庭堅之甥，其所著《香譜》，屢見諸於宋代目録記載。如《郡齋讀書志》衢本於“子部·類書類”著録“《香譜》一卷，右皇朝洪芻駒父撰。”《郡齋讀書志》袁本，亦載“子部·類書類”，而略有異文[1]。《遂初堂書目》“子部·譜録類” 著録了兩部香譜，其一爲“沈氏香譜”，即沈立所著《香譜》，其二爲《洪氏香譜》，即洪芻《香譜》[2]，均不記卷數。《宋史·藝文志》在“子部·農家類” 著録“洪芻《香譜》五卷”[3]。《文獻通考·經籍考》在“子·雜藝術”著録“《香譜》一卷”，其後，引“晁氏曰”，所引内容，同衢本《郡齋讀書志》[4]。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中，則未著録沈立、洪芻之書，僅著録了另外一本“不知名氏”的《香譜》一卷[5]。

今傳本《香譜》，有《百川學海》叢書本與陶宗儀《説郛》雜抄本。叢書本《香譜》，明中期以前刊本卷端均無撰人，僅標目中有“洪芻”之名；《香譜》的《説郛》明抄本中，均署“唐無名氏”。清四庫館即因今傳本二卷與《郡齋讀書志》所記洪芻本“一卷”不合，而疑二卷本《香譜》或爲二卷本侯氏《萱堂香譜》[6]。

臺灣學者劉静敏撰考訂洪芻生平事迹及諸版本的詳細情况，並認定百川學海本《香譜》及《説郛》本《香譜》爲洪芻所作[7]。之後，沈暢對於叢書本《香譜》與雜抄本《香譜》的版本系統做了更爲細緻的考察[8]，文中雖注意到不少版本中撰人不題洪芻，不過，這一問題，並未引發今傳本是否確爲洪芻所撰的質疑。此前對《香譜》撰人的討論中，往往疏忽了曾慥《類説》中《香後譜》與洪芻《香譜》間的聯繫，筆者擬結合相關文獻，辨明今傳本《香譜》絶非洪芻《香譜》，應當只是一部南宋時的香譜文獻彙編本。

曾慥於紹興年間編纂《類説》，其中收有《香後譜》，此即洪芻《香譜》之節引。因《類説》版本存在異文，以往研究往往未措意[9]。

《類説》有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系統，五十卷本爲宋代以來《類説》目録著録中的主要形態[10]，傳本以明清抄本爲主。《類説》六十卷本爲後出本，以天啓刻本爲代表。兩系統卷數差别，主要體現在子目的分卷差異上。上海圖書館今存五十卷全帙清抄本[11]，反映五十卷本《類説》的分卷情况。

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類説》的較大差别，在於是否保留各書子目撰人[12]。天啓刻本《類説》，除卷一《趙后外傳》、卷二三《續博物志》外，均無撰人。明清五十卷抄本《類説》中，多題子目撰人，這些子目撰人，應當是曾慥編纂《類説》時即題寫的[13]。《類説》五十卷本卷四九載各譜録，國家圖書館藏有嘉堂明抄本殘本存卷四九，《香譜》脱書目名，作者亦脱；《香後譜》題“洪芻集”。上圖藏清抄本卷四九，《香譜》書名未脱，撰人題“丘立撰”，而“丘立”當爲“沈立”之形訛[14]，《香後譜》題“洪芻集”。從眾多抄本可知，《類説》中《香後譜》，原題“洪芻集”，天啓刻本載卷五九而删削撰人。

南宋時，高似孫《緯略》與《嘉泰吴興志》等可印證當時《類説》中題有撰人。高似孫《緯略》卷十“水麝”條，全同《類説·香後譜》所引“水麝”條，而注出“芻《香後譜》”；《嘉泰吴興志》卷十八“事物雜志”中引《類説·香後譜》“文石”一條，注出“洪蒭《香後譜》”[15]，“蒭”當爲“芻”之形誤，故南宋時《類説》傳本，題名作“香後譜”，著者署“洪芻”。

《類説》中所收《香後譜》，首有序，序文與陳敬《新纂香譜》卷首録“洪氏香譜序”及明周嘉胄《香乘》卷二八所收“洪氏香譜序”同。序文的一致來看，知《類説》中節引《香後譜》，實即洪芻《香譜》。《類説·香後譜》最末有跋語：

予頃見沈立之《香譜》，惜其不完，思廣而正之，因作《後譜》，拆爲五部。

從跋語來看，洪芻《香譜》在沈立熙寧七年以前撰成的《香譜》基礎上“廣而正之”，“拆爲五部”表明了《類説》中洪芻《香後譜》的底本，原分五類，《宋史·藝文志》著録的“五卷”，可能就是當初分爲“五類”所帶來的的卷帙之數。跋語中言“因作《後譜》”，“後譜”之名，可能爲曾慥編入《類説》時隨文而改，其原因或有二：其一，《類説》先收沈立《香譜》，再收洪芻《香譜》，兩書均名“香譜”；其二，洪芻《香譜》是在沈立《香譜》基礎上編成的，故曾慥改洪芻“《香譜》”爲“《香後譜》”，以示分别。

今傳本《香譜》有兩個版本系統，其一爲從南宋編《百川學海》而出的叢書本系統；其二爲從《説郛》而出的雜抄本系統。《百川學海》的叢書本系統，現存的最早刊本爲作爲祖本的南宋咸淳年間刊本《香譜》，《説郛》本來源於元末明初陶宗儀雜抄，兩者條目數量不同，文字互有異文，但重合度極高，當爲同源。然而，在撰人題名和分卷上，各系統内情况不一。

南宋咸淳年間刊《百川學海》中，收録《香譜》二卷，宋刻本《百川學海》的卷端，有《香譜》目録頁三頁，目録頁及正文二卷卷首，均僅有“香譜”書名，而無撰人。書分四類，其中“香之品”“香之異”載上卷；“香之事”“香之法”載下卷。《百川學海》咸淳本宋槧有標目頁，在丁集下有“洪芻《香譜》”[16]。明弘治十四年（1501）無錫華珵刻本《百川學海》、嘉靖十五年（1536）鄭氏宗文堂刊本《百川學海》，《香譜》均有目録，卷端仍不題撰人。其中，弘治本的正文，基本依照咸淳本翻刻，但標目對咸淳本排序進行了較大的更定。咸淳本標目，十集各十種書，每一集雜糅多部性質不同的書籍，弘治刊本依照書籍性質分集，各集收書數量不等，其中，在壬集、癸集中，集中安放譜録類書籍。故弘治本標目中，《香譜》改隸壬集，仍題“洪芻《香譜》”。值得注意的是，標目上，宋咸淳本《百川學海》起，不少正文不題撰人的子目書籍，僅在標目中出現了撰人，如《歙州硯譜》，標目中題作“洪景伯《歙硯譜》”，而書中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知此本實即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中著録的唐積撰《歙硯圖譜》一卷[17]，標目誤題刊刻者洪适（字景伯）作撰人[18]。其次，《百川學海》標目中，一般書字或號，如“洪芻”般直呼其名，較爲少見。另外，《百川學海》中刊入分卷本書籍時，一般逐卷卷首書作者，而《香譜》正文的目録及二卷卷端，嘉靖以前刻本中均無撰人。至萬曆胡文焕《格致叢書》本與明末一卷本，始於卷端署作者爲洪芻。清張海鵬《學津討原》二卷本從華珵刊《百川學海》而來，卷端不題撰人。

《説郛》雜抄本系統，在《説郛》百卷抄本中，《香譜》載卷六五[19]，今存世的明抄本《説郛》中，有五種收録《香譜》，包括明弘治十三年藍格抄本（今藏北京國圖）、明弘治十八年黑格抄本（原爲傅增湘舊藏三種《説郛》明抄拼配本之一，今藏上圖）、臺北“國圖”藏嘉靖間抄本（以下簡稱“臺圖本”）、涵芬樓舊藏明萬曆間抄本（今藏北京國圖）、鈕氏世學樓抄本（今藏北京國圖）。涵芬樓舊藏本有錯頁，《説郛》卷六五《續齊諧記》結尾、《采異記》、《神異記》至《香譜》首頁錯頁在《説郛》卷六六《酒譜》“温克五”後，書大字“香譜”，細字小書“一㢧”，後脱“香品一”一行；弘治十八年抄本、臺圖本底本來源近，二本均作大字“香譜”，下出細字小注“一卷”，兩本亦脱“香品一”一行。弘治十三年抄本、世學樓抄本底本來源近，均先出大字“香品一”，其下細字小注“香譜一㢧”。撰人署名上，各本均署“唐無名氏”。唯弘治十八年抄本下有墨筆細字小注“洪芻”，筆迹與原抄不同，當爲後來添如。張宗祥校勘《説郛》六種明抄本，整理爲《説郛》商務鉛印本（以下簡稱“商務本”）。六種抄本，包括傅增湘舊藏明抄三種拼配本、涵芬樓舊藏本、京師圖書館舊藏本（今藏國圖，其中無《香譜》）、臺圖本[20]。《説郛》商務本題“《香譜》”，題下小注“一卷，此書與今本出入删節甚多”，爲張宗祥校增。商務本署“唐無名氏撰”，細字小注“洪芻”，蓋從傅增湘舊藏弘治十八年抄本而來[21]。從舊抄本來看，陶宗儀編纂《説郛》時，底本原爲一卷本，撰人題“唐無名氏”。

以下用以明抄本爲底本并加校勘的《説郛》商務本爲主要參考本，間或補充明抄本異文，在整體上統稱該系統本爲“説郛本”，以咸淳《百川學海》二卷本（簡稱百川本）與説郛本分别作爲叢書本系統與雜抄本系統的代表，比較二者的異同：

其一，分類上，百川本分四類，香之品、香之異、香之事、香之法；説郛本四個分類，相當於百川本四目均爲删去“之”後形成，并在其後加入一二三四[22]。

其二，條目數量上，在統計時，咸淳本有目録頁，目録中，“香之品”下“馢香”與“黄熟香”分爲兩目，“香之事”下“述香”下有“國香”一目，但是在正文之中，“黄熟香”與“國香”這兩目，均不换行，不另出標題，計數時，只按正文條目數計。

説郛本中，弘治十八年抄本、臺圖本、商務本“芳草”條，當作“芳香”。此條中，三本有“又用合馬蹄香”一句，“合”下實誤脱一“香”字，而誤斷句。弘治十三年抄本、涵芬樓舊藏本、世學樓抄本此處作“又用合香。馬蹄香，用合香[23]，即杜蘅也。形如馬蹄，道家多用服之，令人身及衣皆香。”四字以後，實當另起爲“馬蹄香”。説郛本“馬蹄香”條内容，與百川本卷一“芳香”次條“蘹香”條同，據陳敬《新纂香譜》卷一，有“馬蹄香”“蘹香”，《新纂香譜》“馬蹄香”條文全同説郛本《香譜》“馬蹄香”條，即與百川本“蘹香”條同；而陳敬《新纂香譜》“蘹香”條另有其文，知“蘹香”别爲一種香，百川本誤題“馬蹄香”爲“蘹香”，至少脱漏了“蘹香”條文辭及“馬蹄香”條的標目。今從簡，百川本僅計算“蘹香（馬蹄香）”一條之數，而將説郛本“芳香”與“馬蹄香”分别計爲二條。依據上述原則，二本條目數，如下表所示：

其中，説郛本僅“香法四”最末“清神香”條及“熏衣香”二條，不見於百川本。次第上，除鷄骨香、青桂香次第在百川本、説郛本中相反外，説郛本雖條目數量少於百川本，次第先後均同百川本。

其三，條目内容上，説郛本文字，基本爲百川本的節略。唯“香之品”中“沉水香”條，百川本有“餘見下卷《天香傳》中”，在“香之事”中，百川本有“《天香傳》”一條，作“見丁晋公文集”，而未見《天香傳》引文；説郛本則在“香品一”的“沉水香”條，引用“丁相《天香傳》曰”云云七十五字，在“香之事”中未别立“《天香傳》”條。另外，“青桂香”“鷄舌香”兩條，二本差别較大。

整體上，百川本與説郛本關係密切，當出同一祖本，百川本爲刻本而整體較説郛本爲全，部分條目，説郛本可以提供補足之用。百川本《香譜》在刊刻時，至少脱漏了“蘹香”内容與“馬蹄香”的標目，另欠“清神香”“熏衣香”二條，今存的百川本《香譜》與説郛本《香譜》，應當都是不全之本。

就撰人而言，《百川學海》爲咸淳年間左圭所編叢書，編纂底本當不晚於咸淳年間成書；卷端的目録、各卷開頭均無撰人，僅叢書的標目頁有“洪芻《香譜》”之説；《説郛》爲元末明初陶宗儀所編，本題“唐無名氏撰”，而説郛本引及《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著）、《開寶本草》（北宋初年修）、“丁相《天香傳》”，丁相指丁晋公丁謂，爲北宋人，“唐”之説有誤。《百川學海》往往會翻刻底本序、跋，而百川本、説郛本《香譜》，均無見於《類説》中《香後譜》等的洪芻的序、跋。

討論洪芻《香譜》與今傳本《香譜》等關係時，宋末元初陳敬所編纂的《新纂香譜》，是重要的參考。

陳敬，字子中，所編四卷《新纂香譜》，後由其子陳浩卿續成。舊抄本中，各卷卷端題“新纂香譜”，書前序題“河南陳氏香譜序”。四庫本有改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卷端、版心等，據底本書前序而題“陳氏香譜”，《四庫全書總目》的殿本、浙本中，書名作“《香譜》”，而略去“陳氏”[24]。《新纂香譜》原爲四卷本，今存世的四卷本，有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藏清初抄本《新纂香譜》[25]、四庫閣本《陳氏香譜》[26]；另外，清抄本中，還有前二卷的殘本，包括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清雍正抄本《新纂香譜》、清末瞿啓甲影抄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張鈞衡舊藏本。二卷殘本中，後二種均從清雍正抄本而出。《適園叢書》刻本據張鈞衡舊藏二卷本刊刻。

陈敬《新纂香譜》書前列“集會諸家香譜目録”，包括十一部書：沈立之《香譜》、洪駒父《香譜》、武岡公庫《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潜齋《香譜拾遺》、顔持約《香史》、葉庭珪《香録》、《局方》第十卷、《是齋售用録》、温氏《雜記》、《事林廣記》。書中還迻録了《洪氏香譜序》、《顔氏香史序》、《葉氏香録序》[27]。陈敬書中，會在部分的香事典故和香方下，標注出處。這些出處，可以用來稽考宋代香譜文獻的遞傳來源。今傳本以抄本爲主，抄本中小注間或脱漏。版本系統上，比對異文、編次等可知，清初抄本爲一系，雍正抄二卷殘本與四庫本的底本四卷本另爲一系。四庫本謄抄過程中，删削序跋及出處小注。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卷三、卷四部分異文，爲文淵閣本大量删削小注，文津閣本則保留了少量小注，其中以注“補”的香方爲多。明代嘉靖時，周嘉胄編纂《香乘》，依據所得陳敬《新纂香譜》四卷傳本，並據《香乘》體例，進行了重新調整、編輯。周嘉胄《香乘》中，往往改定同名香方排序，將《新纂香譜》中無出處的香方羅列在前，有出處的香方挪在後。考慮《香乘》體例，並比勘香方文字系統、出處標注、條目次第等，可知周嘉胄所得四卷本《新纂香譜》，與清初抄本當屬同一系統[28]。考察陳敬《新纂香譜》時，周嘉胄《香乘》亦爲重要的參校本[29]。

成書年代上，沈立《香譜》最先出，洪芻《香譜》後出，紹興年間，二書被節引入曾慥《類説》，爲《香譜》、《香後譜》；百川學海本《香譜》的底本，是一部不晚於南宋咸淳年間之書；而陳敬的《香譜》，會集上引“集會諸家香譜目録”諸書而成，熊朋來序稱“自子中至浩卿，再世乃脱稿”，李琳序則稱“陳浩卿於清江出其先君子中齋公所輯《香譜》”[30]，時已入元，熊朋來、李琳作序均作於元至治二年壬戌（1322）。

分類上，《類説》的《香後譜》最末一條，言洪芻所集《香後譜》對沈立《香譜》“廣而正之”“拆爲五部”，百川本、説郛本《香譜》分四類，均未設五部，兩者無法對應。

曾慥《類説》編纂中，逐則設題。原書有分則標題的，曾慥往往襲用，原書所無的，則往往爲曾慥自擬。沈立《香譜》不存，不詳原書的標目情况；《類説》中《香譜》、《香後譜》中部分條目，可以在今傳本《香譜》、陳敬《新纂香譜》中找到，但是，這些條目往往只是節引，和今傳本《香譜》、陳敬《新纂香譜》中的擬名差别較大。

《類説》本沈立《香譜》收十五條；《類説》本洪芻《香後譜》序後，收三十四條[31]。《類説》中《香譜》、《香後譜》見於百川本《香譜》、陳敬《新纂香譜》（表中省稱作“《陳譜》”）的面貌，見下表所示[32]：

值得補充説明的是：

《類説·香譜》“燕尾香”條：

蘭葉，尖長有花經[33]，紅白色，俗呼爲燕尾香，煮水浴[34]，療風。

《新纂香譜》卷一“蘭香”：

《川本草》 云：味辛平，無毒，主利水道，殺蟲毒，辟不祥，一名水香，生大吴池澤。葉似蘭，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俗呼爲鼠尾香。煮水浴，治風。

俗呼作“鼠尾香”，與“燕尾香”有異文，然前所後所記葉、色等類似。《香譜》百川本有“蘭香”條，與《新纂香譜》類似，唯少“俗呼爲燕／鼠尾香”一句，但比較可知，“鼠尾香”“燕尾香”當爲其中一本有形訛，而《類説》“燕尾香”一條，對應《新纂香譜》“蘭香”條。

《類説》的沈立《香譜》“熏衣法”條，百川本《香譜》“熏香法”同，《新纂香譜》卷一“熏香”同源而稍有異文，雍正抄本無出處，清初抄本、周嘉胄《香乘》卷十三言出“洪《譜》”。洪芻《香譜》是在沈立《香譜》基礎上撰成的，故作“洪《譜》”亦有可能。

《類説·香後譜》的“［意］和香”條，作：

賈天錫作意和[35]，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香殊寒氣也。

有嘉堂抄本、天啓本標目脱漏“意”字[36]，“意和香”，實即黄庭堅“黄太史四香”中“意和香”。《新纂香譜》與周嘉胄《香乘》均載“意和香”的香方，但“意和香”均無説[37]，未見《類説·香後譜》所引語。黄庭堅集中有《跋自書所爲香詩後》，載：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38]

據黄庭堅語可知，此即爲“意和香”。乾道間劉仲吉宅刊本《類編增廣黄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有“香方”門，有“意和香”，與陳敬《新纂香譜》、周嘉胄《香乘》香方同，“意和香”末引黄庭堅跋語，與《類説》所引《香後譜》同[39]，可知《類説·香後譜》的“意和香”與陳敬《新纂香譜》、周嘉胄《香乘》中“黄太史四香”之“意和香”實指同物，《類説》節引黄庭堅香説而不録香方，陳敬《新纂香譜》與周嘉胄《香乘》有香方而無香説。“黄太史四香”，在清初抄本、文津閣本題下，有“跋附 沈”的雙行小注。不過，沈立《香譜》作於熙寧七年以前，當時“黄太史四香”並未産生，洪芻爲黄庭堅之甥，在其《香譜》中收録“黄太史四香”，而抄本中出現了“沈”“洪”互訛。

《類説》中《香後譜》“笑蘭”中異文，易産生誤讀，各本《類説》首句均作“吴僧罄宜作笑蘭香，予曰”，《新纂香譜》卷四“序”類下收“《笑蘭香序》”，首句作“吴僧罄宜《笑蘭香序》 曰”，則知《類説》的“予曰”，實爲“序曰”之形近之誤，而此篇“笑蘭香”之意見，實爲罄宜所發，非《香後譜》作者洪芻或《類説》編者曾慥之意見。

比勘可見，曾慥《類説》引沈立《香譜》十五條，百川本《香譜》無香皮紙、龍涎香、蕊香三條，“蘭香”條無“俗呼爲鼠／燕尾香”句，餘下十一條均見。陳敬《新纂香譜》中無香皮紙、龍涎香二條，“熏香法”與《類説·香譜》略有文字異文，其他基本全同。這些條目中，以香事爲主，陳敬《新纂香譜》中，僅“窨香”注“沈《譜》”[40]，其餘諸條，都襲用舊文，未注出處。陳敬編纂時，彙纂類事的材料，並未有標注出處爲“沈《譜》”的必要。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類説》中曾慥摘出的《香譜》的條目次第上，與這些條目見於百川本《香譜》中的次第與大體一致。

曾慥《類説》中洪芻《香後譜》被徵引情况，則有所不同。《香後譜》總計三十四條，除“［意］和香”香説實與陳敬《新纂香譜》“意和香”當指同物，《新纂香譜》僅録香方而無香説外，其餘三十三條《香後譜》條目，均見諸陳敬《新纂香譜》中；而百川本《香譜》中，則只有八條見諸徵引。香事典故上，部分《類説》中《香後譜》引文已另有出處，故陳敬不注；另有九條《香後譜》條目，陳敬《新纂香譜》中注爲“洪《譜》”或“洪曰”[41]，表明所引來自於“洪芻《香譜》”。

《類説·香後譜》載“清真歌”條，作：

丁晋公《清真香歌》云：“四兩玄參三兩松[42]，麝香半分密和同[43]，丸如彈子金爐爇，還似茶心噴曉風[44]。”

陳敬《新纂香譜》卷二“丁晋公清真香（武）”條作：

歌曰：“四兩玄參二兩松，射香半分蜜和同[45]。丸如茨子金爐爇，還似千花噴曉風。”

兩相比照，可見略有數量、文字異文，但當爲同一香方。清初抄本、雍正抄本《新纂香譜》與周嘉胄《香乘》均注“武”，指武岡公庫《香譜》。《新纂香譜》中有三十九個香方出自“武岡公庫《香譜》”，其中包括“洪駒父荔枝香”“楊吉老龍涎香”等[46]，洪駒父即洪芻，楊吉老指楊介，爲北宋末南宋初人，故此《香譜》爲南宋武岡軍公使庫所編。武岡公庫《香譜》中既收録了洪芻創製的香方，而吸收洪芻《香譜》中記載的香方歌訣，也不無可能。百川本《香譜》中無此香方。陳敬《新纂香譜》中將此香標注爲晚於洪芻《香譜》的“武岡公庫《香譜》”，蓋後出的香譜會採納之前的香方等，標注出處時，陳敬根據採納的香方的具體出處，未必溯源至最早的香方出處。

《類説》節録的《香後譜》，與陳敬《新纂香譜》中標爲的“洪《譜》”“洪曰”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再次證明了《類説》的《香後譜》，即爲洪芻《香譜》，而且，應當是洪芻《香譜》的一個節本。然而，作爲節本的《類説》本《香後譜》中的内容，已經大多不見於今傳本《香譜》。曾慥編纂《類説》，叢抄摘引的過程，往往是依照原書次第摘出條目。《類説》中《香後譜》爲從洪芻《香譜》中摘出，《類説·香後譜》的次第與今傳本《香譜》不合，亦值得注意。

在討論今傳本《香譜》（百川本、説郛本）時，前人多未注意到今傳本《香譜》與陳敬《新纂香譜》間有密切聯繫。事實上，今本百川本《香譜》，加上關係密切的説郛本《香譜》有而百川本《香譜》所無條目，可計爲一四七條。經比核可見，僅“香之事”有“百刻香”一條，“香之法”有“窨酒龍腦丸法”一條不見於《新纂香譜》，説郛本《香譜》二條中，“熏衣香”之香方，在陳敬《新纂香譜》中無考。故一四七條中，僅有三條不見於陳敬《新纂香譜》。

今傳本《香譜》有一四四條被編入陳敬《新纂香譜》，陳敬《新纂香譜》共六百餘條，遠超今傳本《香譜》的範圍。陳敬《新纂香譜》後出，彙聚衆譜，編纂中有較多調整。如百川本《香譜》“香之事”中的“金香”一條，而“香之事”往往隸《新纂香譜》卷四的“事類”，此條則改至《新纂香譜》卷三“香異”類中“金香”。百川本《香譜》“香之法”下不再分類，而陳敬《新纂香譜》則根據功用，分爲印篆諸香、凝合諸香、佩熏諸香、塗傅諸香等；部分條目，百川本《香譜》與陳敬《新纂香譜》完全相同，條目名則有變；部分條目，陳敬《新纂香譜》在内容上有所增加，間或以“今按”的方式，舉明補充。

見於今傳本《香譜》而不見於陳敬《新纂香譜》的三例中，有兩例或有緣故可尋。百川本《香譜》“百刻香”一條，實即曾慥《類説》中沈立《香譜》的“香篆”條，《類説》作：

近世作香篆，其文惟十二辰[47]，分百刻，凡然一晝夜已。

百川本《香譜》“百刻香”條作：

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準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然一晝夜已。

陳敬《新纂香譜》卷二“百刻篆圖”條，曾引沈立熙寧七年石刻跋：“昔嘗撰《香譜》，序百刻香印未詳，廣德吴正仲製其篆刻並香法，見貺，較之頗精審，非雅才妙思，孰能至是，因刻於石，傳諸好事者。”沈立先前成書的《香譜》中曾叙百刻香，但當時“序百刻香印未詳”，故後來重立石，傳香圖，而清初抄本、雍正抄本《新纂香譜》卷二、周嘉胄《香乘》卷二二，均有“百刻篆香”的“篆香圖”，可能因南宋已有詳細的“百刻香”的圖法，故而陳敬《新纂香譜》替换删削了沈立《香譜》、百川本《香譜》原先已有的“百刻香”的文字介紹。

百川本的“窨酒龍腦丸法”不見於《新纂香譜》，蓋此香法屬服食香，而《新纂香譜》中，除了作爲掌故的刁存含鷄舌香以消口臭的香事及“香藥”門的丁沉煎圓、木香餅子兩方養生香藥和四方香茶法以外，並無香酒之類。至於説郛本“熏衣香”不見於陳敬《新纂香譜》的緣故，則已難以揣度。

對於陳敬《新纂香譜》標注文獻來源的體例，也需有準確的認識。沈立《香譜》、洪芻《香譜》、武岡公庫《香譜》等書籍，完整傳至南宋末，成爲陳敬纂修《香譜》的文獻來源。陳敬“新纂”香譜，在處理不同層次的文獻時，實採納了不同的方式。陳敬《新纂香譜》中主要會集了三類文獻：其一爲香品、出産、典故的介紹等；其二是香方、香法；其三是有關香的詩文。香品、出産、典故之類，在徵引時因舊有《香譜》引經據典，故陳敬《新纂香譜》中往往據《香譜》轉引，而有時不會明言掌故出自具體哪部香譜。在對待香方、香法的來歷時，陳敬《新纂香譜》往往附注出處。詩文則注撰人，間或注總集名。問題在於，宋代香譜編撰過程中，後出的香譜，往往吸收早期香譜文獻的成果，香學知識不斷積累；伴隨著知識的更新，不少後出的《香譜》或改變原來《香譜》中部分配方，或改變説解，以至於有大同小異的情况，故陳敬的標注，有時只是其具體香方所本，未必代表更早或更晚的香譜中未收。故而，陳敬或將見於沈立、洪芻二譜的香方注爲“洪”，或將見於洪芻《香譜》與《武岡公庫香譜》的香方注爲“武”。

百川本《香譜》與説郛本《香譜》合計二十二條香方[48]，共計二十條香方見於陳敬《新纂香譜》，其中有三條來源於沈立《香譜》[49]，八條來源於洪芻《香譜》[50]，另有九條，陳敬《新纂香譜》不注香方來源。今傳本《香譜》在陳敬《新纂香譜》中，除去引用沈、洪等譜以外，未見有其他文獻出處；而今傳本《香譜》亦未列於陳敬書前的“集會諸家香譜目録”之中，其緣故，或在於百川本《香譜》的祖本，原即無撰人名氏——因其無撰人名氏，便不足以名“家”而單獨列入“集會諸家香譜目録”之中[51]。稽考宋代目録，此書或即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的“不知名氏”的一卷本《香譜》，而《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書籍當爲宋理宗以前所成書。陳敬《新纂香譜》中有百川本所無而説郛本有的“清神香”條，有“蘹香”“馬蹄香”兩條而文字並未脱訛，可知陳敬《新纂香譜》編纂時的底本，並非咸淳刊本《百川學海》，而出自咸淳以前舊本。《百川學海》實爲該舊本的翻刻本。元末明初陶宗儀《説郛》雜抄的底本，亦爲無名氏所著一卷本，有完整的“馬蹄香”條與“清神香”“熏衣香”等；但陶宗儀在編《説郛》時，誤以此書爲唐人著，故增爲“唐無名氏”，“唐”之説不盡然，但“無名氏”之説，實爲底本面貌的反映。《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爲不知名氏的一卷本，咸淳《百川學海》爲二卷本，卷帙的變化，或由咸淳年間左圭編《百川學海》時翻刻舊本，根據内容，將這部“不知名氏”的《香譜》的四部分内容，拆爲上下二卷。正文卷端不題撰人，是底本舊貌的反映；標目頁的“洪芻《香譜》”，爲刊刻標目頁時誤增。

從百川本《香譜》編次與《類説》所引沈立《香譜》略近來看，今傳本《香譜》的祖本，可能延續了《類説》中沈立《香譜》的編次框架，並續補增添加入了包括了當時可見的洪芻《香譜》香方與事類，但徵引並不全面。香方部分，陳敬《新纂香譜》中保留了三十餘條沈立《香譜》的香方，在百川本《香譜》中僅收録了三條。另外，陳敬《新纂香譜》所徵引的“修制諸香”下的“飛樟腦”“龍腦”“檀香”“煅炭”等條目，也自沈立《香譜》徵引，而這些條目，亦不見載與百川本《香譜》。由是，這本百川本《香譜》編纂時，若延續了沈立《香譜》的框架，可能也僅僅爲南宋時《類説》本沈立《香譜》，而非全本的沈立《香譜》。

百川本《香譜》“香之品”中“沉水香”下有“餘見下卷《天香傳》中”，卷二“香之事”下“《天香傳》”條，則言“見丁晋公本集”，“見丁晉公本集”的記載與北宋時譜録流傳面貌不合。在北宋時，譜録不入作者别集。在《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遂初堂書目》中，均單獨著録丁謂的《天香傳》[52]，可見《天香傳》曾以單書流傳；在北宋人所撰的墓志銘、行狀中，譜録往往作爲别集以外的雜著單獨記録，至南宋王十朋重編蔡襄集、周必大編歐陽修集，及陸游自編《渭南集》，才開始將譜録收入别集，而陸游亦曾向其子陸子遹解釋《渭南集》中收《天彭牡丹譜》，“嘗謂子遹曰：‘……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别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於集後。”[53]“本當别行”，是對譜録不收入别集的認識的反映，百川本《香譜》中所言“《香譜》見丁晋公本集”這一説法的來源可能較晚，南宋以後重編丁謂集時，或附入《天香傳》。丁謂集後又散佚，南宋時收入“本集”的狀况、編次的順序已不得考。由此看來，百川本《香譜》，亦非北宋時成書的文獻面貌。当然，百川本的“見丁晉公本集”，也可能爲刊刻時的省略和改動。在陶宗儀在摘抄《説郛》時，在“香事三”中無“《天香傳》”條，而在前“香品一”的“沉水香”條下，引“丁相《天香傳》曰”七十餘字，或兩者的底本原均有《天香傳》原文，載於“香之事”下，陶宗儀從“香之事”下將《天香傳》文字移入“香品”的“沉水香”條下，而《百川學海》略去“香之事”中長篇累牘的《天香傳》引文，省簡改作“見丁晉公本集”。

通過稽考、比核文獻，基本厘清了上述幾部題名爲“香譜”的宋代文獻的基本面貌。

北宋熙寧七年以前，沈立撰《香譜》一書。宣和年間，洪芻在沈立的基礎上，“廣而正之”，作《香譜》，洪芻《香譜》原有序、有跋。南宋紹興年間，曾慥編纂《類説》，其中有《香譜》、《香後譜》，在南宋流傳的《類説》版本中，《香譜》署“沈立”,《香後譜》署“洪芻”,分别爲沈立《香譜》與洪芻《香譜》的節本。《香後譜》，應當爲洪芻《香譜》的最早的一個節本，當時，洪芻已謝世[54]。同時，《香後譜》的命名，可能是曾慥在編纂時改寫的。在南宋時期，沈立《香譜》、洪芻《香後譜》曾經以《類説》節本形式流傳。宋末元初，陳敬編《新纂香譜》，彙纂歷代香方、香譜，其中“集會諸家香譜目録”中，有“沈立之《香譜》”“洪駒父《香譜》”，書中内容多溢出《類説》所引“沈立《香譜》”“洪芻《香後譜》”，可知至南宋末年仍有二書全本存世，二書可能亡於明代[55]，後來私人書目中著録的“洪芻《香譜》”，往往是誤據《百川學海》中標目頁的“洪芻《香譜》”而著録，該書實非洪芻所編。在卷數上，洪芻《香譜》在目録中有二説，一説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的“一卷”；一説爲《宋史·藝文志》著録的“五卷”，其中“五卷”之説，與《類説》中洪芻《香後譜》“拆爲五部”相合。

今傳本《香譜》，包括《百川學海》中的二卷叢書本《香譜》與《説郛》中的一卷雜抄本《香譜》，兩者來自於同源的文獻底本，當爲南宋理宗以前無名氏所編《香譜》一卷本，著録於《直齋書錄解題》。此本亦爲陳敬《新纂香譜》的文獻來源。咸淳刻本《百川學海》本《香譜》卷端不題著人，陶宗儀《説郛》舊抄本題“唐無名氏”撰，但是唐人撰不符合書中所載内容的實際情况。百川本、説郛本《香譜》不載洪芻《香譜》的序、跋；叢書本與雜抄本在處理丁謂“《天香傳》”引文時，作了不同的改易處理。説郛本最末二條“清神香”“熏衣香”，不見於百川本《香譜》，百川本《香譜》中，還至少脱漏了“蘹香”一條的内容與“馬蹄香”一條的標題。

洪芻《香譜》分五部，與今傳本《香譜》分四類不同。通過考察《類説》所收沈立《香譜》、洪芻《香後譜》與叢書本、雜抄本《香譜》的條目内容的收録情况、比較叢書本、雜抄本《香譜》香方與陳敬《新纂香譜》香方來源，並比核目録題跋記載的情况等，可以發現，叢書本、雜抄本《香譜》的内容，與作爲節本的《類説》本洪芻《香後譜》已相去甚遠。曾慥《類説》往往依次從原書摘抄，而《類説》中洪芻《香後譜》中少量見於叢書本、雜抄本《香譜》的條目，次第亦十分凌亂。陈敬《新纂香谱》中，另有四條洪芻《香譜》中香事典故和五條香方，在今傳本《香譜》及《類説·香後譜》所無；《郡齋讀書志》中提及洪芻《香譜》所收五條香方及不少傳世文獻中提及的洪芻《香譜》内容，亦不見今傳本《香譜》，故今傳本《香譜》，並非洪芻《香譜》。叢書本、雜抄本《香譜》的底本，是南宋時所編，晚於沈立《香譜》與洪芻《香譜》，其中或以《類説》中沈立《香譜》爲綱，進行了補充與增附[56]。

此外，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四著録了“《香譜》一卷。不知名氏。”另有“《萱堂香譜》一卷，稱侯氏萱堂而不著名。《香嚴三昧》一卷，不知名氏。”[57]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重新打亂次第編排，並有異文，《萱堂香譜》作一卷，注“一作二卷”[58]。清代四庫館中撰寫提要時，往往依據《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閣本《香譜》，底本實爲卷端不題撰人的華珵刻《百川學海》二卷本的遞修本[59]。館臣關注到《郡齋讀書志》中言及洪芻《香譜》之内容，不見於今傳本《香譜》，卷數亦不合，故提出“《書録解題》有《侯氏萱堂香譜》二卷，不知何代人，或即此書耶？”[60]轉從《文獻通考》中《直齋書録解題》而擇取其中書名與卷數存在異文的二卷本“《侯氏萱堂香譜》”加以附會解釋，來匹配二卷本的《香譜》今傳本。陳振孫之前，《萱堂香譜》曾見於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的著録[61]，其後見於《宋史·藝文志》，但陳敬《新纂香譜》中未見徵引，可能在南宋晚期已佚失，百川本《香譜》與陳敬《新纂香譜》關係密切，《新纂香譜》並未徵引侯氏《萱堂香譜》，故可知，四庫館臣的推測純屬臆測，實不足據。

闻香悟道：再论香与道教的关系

三教传天音

把香烛冥想

帝王堂前燕

飞羽扬仙烟

香与道教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作为一种传统媒介，香在道教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元素，也是修行者追求心灵净化与提升的工具。在道教的信仰体系中，香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象征，通过焚香，人们可以向神灵表达敬意、祈祷和寻求庇佑。同时，香的独特香气也被认为具有疗愈和安抚心灵的功效，能够帮助修行者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宁静。

通过本文，试着探讨香与道教的深刻联系，探究香在道教中的象征意义以及闻香悟道的实践方式，旨在加深对道教文化的理解与认识。通过对香与道教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美学，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之间的和谐关系。

香在道教中不仅仅是一种香味的散发，更是一种具有神秘、宗教和哲学意义的符号。它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也被用于仪式和修行中的重要环节。

香在道教中具有神秘意义。

道家认为香是人与神明的媒介，帮助修行者实现与神灵的交流。香气被视为一种载体，可以将祈祷、愿望等传达给神明。同时，道家用香净化空间，驱除邪气和不良气息，保持环境的清净以达到磁场的祥和。

《祝香咒》曰：“道由心学，心假香传。香爇玉炉，心存帝前。真灵下盼，仙旆临轩。令臣关告，径达九天。”

道家科仪通过观烟判断是否神降。在道教的民间信仰中，还广泛流传着观音灵感香图谱和神传香谱，分别有24图的，48图的，72图的。虽名为观音香谱，却并非出自佛教，香谱中的香是线香或竹签香。这种香谱的占卜法就是在神前虔诚供香三支，恭请临坛。三支香一定要粗细长短一致，插在香炉中也要一般高。香燃过一定时间后，根据香的燃烧速度和长短差异，找到对应香谱，即有相应的说法，非常简单。较为高级的的还能根据香灰以及油灯、蜡烛的火花图谱来进行占卜。

香在道教中具有宗教意义。

香在道家科仪中占据重要地位，如祭拜、祈祷、供奉等。道家常在寺庙、道观或家中焚香，以表示对神明的敬意和虔诚。香气被认为可以提升心境，使修行者更容易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状态。

陶弘景在《登真隐诀》中亦曰：“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祇缘斯以达信，非论希洁、祈念、存思，必烧香。”他还在《真诰协昌期第二》中记曰： “凡入室烧香，皆当对席心拜，叩齿阴祝，随意所陈，唯使精专，必获灵感。此亦朝静之例也。

香在道教中具有哲学意义。

道家香文化包含了形而上的精神哲理与形而下的应用科学。道家将香气与养生、修行等哲学思想紧密结合，通过香来调和气血、安神定志，从而实现身心平衡、延年益寿的目的。此外，道家强调香气与环境、心境的融合，体现了和谐共生的美学理念。

周嘉胄在 《香乘》中提到的冷谦真人制作的 “太乙香”，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原料配方与四气五行结合，焚烧后产生的气味可助益神明，周嘉胄称其是：

“制甚虔、甚严，择日炼香，按向和剂配天合地，四气五行各有所属，鸡犬妇女不经闻见，厥功甚大，焚之助清气益神明，万善攸归，百邪远遁，盖道成翊升举秘妙，匪寻常焚爇具也。其方藏金陵一家，前有真人自序，后有罗文恭洪先跋，余屡虔求，秘不肯出，聊纪其功用如此，以待后之有仙缘者采访得之”。

与道教的融合

香作为道家科仪的组成部分，逐渐成为道家重要的仪式元素，将香与祭祀、修行和超越世俗的境界紧密联系。

香的象征意义：

香作为道家与神灵沟通的媒介，被认为能够传达人们的祈愿和敬意，使神灵得以倾听并回应。

宋初东华派创始人宁全真在《上清灵宝大法》就有详细的说明：

道香者，心香清香也。德香者，神也。无为者，意也。清净者，身也。兆以心神意身，一志不散，俯仰上存，必达上清也。洗身无尘，他虑澄清。曰自然者，神不散乱，以意役神。心专精事，穹苍如近君，凡身不犯讳。四香合和，以归圆象，何虑祈福不应。

王重阳《咏烧香》诗云：“身是香炉，心是香子，香烟一性分明是。依时焚爇透昆仑，缘空香袅透祥瑞。上彻云霄，高分真异，成雯作盖包玄旨金花院里得逍遥，玉皇几畔常参侍。”。

香的净化功能：

道家用香净化空气和驱邪避晦维护身心健康。香被视为净化空间和灵魂的力量。

《太上灵素经》说：“先自清斋，沐浴兰汤。”《黄箓简文经》曰：“奉经威仪，登斋诵经，当沐浴以精进；若神气不清，则魂爽奔落。”道教对于沐浴之道，讲究浴汤，在于使用香料杀菌消毒，醒神清脑，古人谓之避邪。

《沐浴身心经》上说：“五香者，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避邪气；三者柏叶，能降真仙；四者零陵，能集灵圣；五者青木香，能消秽召真。此之五香，有斯五德。”

香的启示功能：

香能助力修行者达到内心平静和觉醒状态 。在道家修行过程中，香作为辅助工具，能够帮助修行者达到内心平静以及觉醒状态。通过燃香，修行者能够集中精神、返照内观，实现燕处超然的境地。此外香还能激发灵感与智慧，帮助助修行者进入更高精神境界。

A.香的气味与道家理念的契合：香气的纯洁和无欲无求的特性

香气的纯洁和若有似无的特性与道家的理念相契合。道家讲究无为而治、无欲无求、与自然和谐共生。香气的纯洁和无法刻意追寻的特性正是道法自然的最好体现。

B. 香的燃烧与生命哲学的对应：香烟的消耗和生命的有限性

香的燃烧过程也是生命的消耗过程。香灭烟尽，一切转瞬即逝，暗合了生命的无常和有限性，让人明白当下的珍贵。

C. 香的香气与道教修行的目的：香气的弥散和修行者的境界升华

香气的弥散引领修行者不断提升自身境界，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超脱生死的境地。有道是“三教传天音，把香助冥想；帝王堂前燕，飞羽扬仙烟。”另曰“千家香世界，万户尽烟中；天地人三界，无日不缭绕。”

道教香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与发展，吸收了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和技艺。在道家香文化中，有很多著名的道家香谱、制香方法和香品，如八宝香、三清香、龙涎香等。这些香品在道教仪式和修行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传达着道家对和谐、自然和超脱的追求。

总而言之，香在道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在香的药性物理上，也在人体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仅存在于典籍的文字语言中，更体现在教规教义中。

综上所述，香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既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它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敬意和崇拜，同时也代表着人们对纪念和祝福的情感。香的存在是中国传统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天地相连，虚实相合，风雅与禅意并行。历经千年风雨，中国道教几度沉浮，有过兴盛，有过衰弱，但香文化始终与道教紧密相连。正所谓的“闻香悟道”。

杭州香道文化研究院立足杭州，依托古都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整理、收集、挖掘、恢复、展现、推广宋代香文化内涵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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