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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叶嘉莹的世纪求索

半生漂泊回乡路。40多年前的叶嘉莹，是带着乡愁回来的。回乡前，她笔下的诗词始终弥漫着乡思。她为此归来，返回故土、返回祖国，也返回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

一切的乡愁，都是文化的乡愁。中华诗词里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共同回忆、共同情感、共同审美和共同追求，因而，中华诗词也就成了中华儿女所独有的故乡。

一生致力于传承中华诗词文化，叶嘉莹唤起的，也是我们对“故乡”的记忆与思恋。

90岁那年，有人问叶嘉莹：人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回答说：“是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这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常说自己是个很平常的人，“一向并无大志”，但在历经艰辛坎坷的一生当中，叶嘉莹从未有一刻放弃过对人生意义的求索。

她所寻求的“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当然不是成功学里的那种“成功”，而是更高远的东西。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分析一代杰出学人的精神特点时，曾用“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来形容这种东西。“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叶嘉莹所寻求和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志”。而传承中国古典诗词文化，就是她生活里边“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那样东西。

三岁时叶嘉莹与小舅（左）及大弟（右）合影。（除注明外，本组照片均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提供）

叶嘉莹说，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美好、高洁的世界，所以，要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叶嘉莹曾自言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好为人师”，二是喜好诗词。所以，她给侄孙女起了小名“师诗”；她从21岁开始教诗词，一直教到今天。

我们采访了叶嘉莹归国讲学后教过的从“50后”到“90后”的学生，问他们从叶嘉莹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诗词之美——当然了，但在诗词之外，还有更多答案：有人说是“家国情怀”，是“责任感”；有人说是“乐观”，是“怎么应对无常与苦难”；有人说是诗词鉴赏视野的扩大与创作能力的提高；有人说是如何做人，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

按照农历算法，今年是叶嘉莹的期颐之年。从1979年，她从海外回国讲学算起，至今已经过去40多年了。

因为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前，叶嘉莹近三年没再出席过现场活动，也没再办过讲座。今年年初，她住进医院，即使是在病床上，也一期不落地亲自审校了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上连载的诗歌讲稿。

疫情期间，她还亲自读诵并审定了《叶嘉莹读诵纳兰词全集》的348首词。

“我们听到录音，眼泪都下来了。”与叶嘉莹合作这部书的纳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子菲说，“先生录了20多个小时，剪出来是四五个小时的录音。我们本来计划请她每个词牌下面，只读诵一首，作为示范。但先生说，同样的词牌，押的韵也不太一样，我还是全都给你读了吧。”

以诗词为生命，也以生命为诗词。每当有机会为古典诗词的传承做事时，叶嘉莹从来不惜力。

1941年高中毕业前的叶嘉莹（左）。194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的叶嘉莹（右）。

归来的前奏

走近叶嘉莹，须到叶嘉莹自己的诗词中。因为这里有她最诚挚的自白。

1948年，24岁的叶嘉莹随新婚刚过半年的丈夫离开故乡北京，辗转赴台。此后30年，她走得越来越远。

思乡，是她这阶段诗词里最深情、显著、连续的主题。

到台湾不久，叶嘉莹的丈夫被投入监狱，叶嘉莹自己也抱着未满周岁、还需哺乳的女儿遭受拘留。被释放后，她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带幼女在亲戚家狭窄的过道打了几个月地铺。在诗中，她说自己是“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连台湾街头那些年年盛开的凤凰花，都会激起她的思乡之情，因为故乡北京没有这种花。“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多少次，她在梦里回到老家的四合院，却发现所有房门都紧锁着。“故都北望海天遥，有夜夜梦魂飞绕。”她带着叹息，在一套散曲里写尽故乡当日风光好，说“怎甘心故乡人向他乡老”。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故乡离她更遥远了。办公室窗外一棵高大的枫树，使她想起故乡也有这样的树，可自己何时能回去呢？“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上世纪70年代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几年后，叶嘉莹赴加拿大执教，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不到半年，就获聘终身教授。她将父亲、丈夫和两个女儿都接到身边。生活越来越安稳，可她依然觉得“流离失所”。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在祖国，她用母语教书，像大鹏鸟一样在中国古典诗词的世界里，海阔天空，自如翱翔；到了国外，以陌生的英文讲解中国古典诗词，她觉得像从天上掉到地上爬。她日益强烈地感到：“我的故乡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根也在中国。”

叶嘉莹随时准备着收拾行装，踏上归程。

1971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建立。1973年，叶嘉莹就前往大使馆申请回国探亲。第二年夏天，她终于踏上一别26载的故土。这一年，叶嘉莹50岁。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在久别重逢的祖国，叶嘉莹写下一首长达1870字、洋溢着激动喜悦之情的《祖国行长歌》，她内心埋藏了几十载的乡情必须以这样的长度喷薄抒发。

及至1978年春，大学恢复招生不久，叶嘉莹就寄信给教育部，申请利用每年假期时间回国教书。两年前，她刚遭受命运最沉痛的打击，长女罹难于车祸。一年前，她第二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我本来以为，我平生学的这点东西，是没办法报效祖国了。看到这种情景，我想我还可以回国教书。”

人们一般认为，是丧女之痛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使她警醒于人世的短暂无常，转而去主动担荷更大的使命。叶嘉莹自己也讲过，她当时决定打破小我，把一切奉献给诗词传承时的所思所感。“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她后来总结说，这既是为报国，也是为给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

其实，叶嘉莹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此前数年便有端倪。在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她对年少起就十分钟爱，“惟觉其深入我心”，钦仰其“清者”品格的王国维做了反思和批评，认为他“独善其身”而以“清者”自命，最终选择自沉身死，实际是出于一种懦弱的道德观。结合王国维的性格与其所处的文化激变的时代，叶嘉莹指出：时代既有负于王国维，王国维也有负于所生之时代。

这些思考伴随她对中国革命建设的关注不断深化，到1978年，叶嘉莹为上述著作补写后叙，谈及研究过程中心态的转变，她自省过去的悲观消极，不问世事，惟想洁身自保。“然而现在的我却有了另外的想法，我所感到的不再是远之唯恐不及，而却是参与的有所不足。”

她不愿意仅仅独善其身，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浸到现实的染缸里。2020年上映的聚焦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英文片名取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Like the Dyer’s Hand”（染匠之手），寓意诗词之于叶嘉莹，犹如染料之于染匠，浸润已久，留下洗不去的色彩。

实际上，这双细抚诗词的染匠之手，也是一双入世之手。

1944年，刚满20岁、还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的叶嘉莹，在给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的和诗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年轻的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两句我很喜欢。”叶嘉莹后来说，“我觉得这两句诗真正表达了我立身处世的理念。”

想不负此生，就要入世，就要能担起种种苦难。不需要靠隐居来追求清高，在尘世也可以保住本心不受沾染。

顾随曾在讲课中说，人不能不踩泥、不吃苦、不流汗。批评南宋姜夔的词就是太“干净”，是“白袜子不踩泥”，这种人不肯出力，不肯动情。

叶嘉莹也说，号称要逃到禅里去的人，有时其实是自私和逃避，因为不沾泥，就永远不会错，不用负责任。

回到1978年春天，做下事关后半生的决定，54岁的叶嘉莹在异国的傍晚，穿过一大片寂静的树林，去寄那封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信。看着落日余晖洒落树梢，她思考着“余生何地惜余阴”，急切盼望着再度踏上归途。

这一次，她要为诗词还乡，她已经做好沾染双手的准备。不是落叶归根找归宿，而是“入世已拼愁似海”。

先生的课堂

要到叶嘉莹的课堂上，来了解叶嘉莹。因为这里有她最热诚的辛劳与快乐。

从1945年大学毕业，去中学教书算起，至今，叶嘉莹已经当了78年的老师。她曾自谦说，自己没能成为很好的诗人，也没能成为很好的学者，因为在这两条路上，都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1956年叶嘉莹在台北教书。

作为老师，叶嘉莹似乎天生会讲课，而且“会讲”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20世纪40年代，她大学毕业即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课讲得好，又被两所中学请去兼课。那段时间，她每周教书30课时，一人教了三所中学五个班的国文课。

20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大学任教，因为课讲得好，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高校也都抢着请她去开课。她还在广播电台讲大学国文，在电视台讲古诗。有节目观众跑到电视台楼下要见她，没记住叶嘉莹的名字，说自己要找“李清照”。

后来远赴海外教书，最初英文不熟练，叶嘉莹每天都要查着词典，备课到深夜，可她课讲得好，接手时，只有十几个学生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在她手上变成六七十人选修的大课。

1979年春，叶嘉莹的归国讲学申请获批准。3月，她先被安排在北大讲课，不久，应恩师顾随好友、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的邀请，转赴南开授课。

当年听过这些课的人，至今记得她课上的盛况。起初，对于大部分师生，叶嘉莹只是个突然而至的陌生人，但她的课堂一旦开启，中国古诗词与她授课的特有魅力立即俘获了学生们，一传十、十传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校内外听众。

叶嘉莹讲课的南开大学主楼111阶梯教室，约能容纳300人，结果加座加到了讲台上，最后教室的地上、门口、窗边都挤满了人。“一点都没夸张。”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当时还在读中文系研究生，他形容叶嘉莹的到来如“一阵清风”，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刚经历‘文革’，很多老师还没走出之前模式化的思维。叶先生一来，完全送来了新的东西。她结合具体作品和自己的人生体验，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这就让大家耳目一新！另外，她的个人魅力，她的博闻强记，讲稿都不拿，上来就是‘跑野马’地讲……”陈洪说。

叶嘉莹在诗中记录了当年的场景：“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她也在诗中表露了自己一介书生的报国之心：“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那时在天津师范大学读书的徐晓莉，是叶嘉莹课堂上的外校旁听生。因为叶嘉莹的课太受欢迎，教室里人太多，南开中文系开始发盖章的听课证，凭证入内。有外校学生拿萝卜刻章，仿冒出一批“听课证”，徐晓莉也借此进了教室门。

“我1956年出生，‘文革’期间上完技校，分在无线电元件厂做模具钳工。1978年，22岁上大学，正是现在一些孩子追星的年龄。我学师范，之前又在工厂做模具，当年一看到叶先生，我就觉得找到了一个模范。”徐晓莉说。她感觉在叶嘉莹的课上，每首诗、每个诗人都在讲述中活了过来，并自此活在她心里。

“叶先生最喜欢讲大课。”叶嘉莹的侄子叶言材告诉我们，“姑母曾说，讲大课更能感受到与听众之间的相知和心灵的相通。”

叶嘉莹的学生黄晓丹2007年来南开读博之后，也留意到叶嘉莹讲大课和讲小课时的不同状态。“南开新生入学时，叶先生要给新生做一个讲座。讲座前，我们觉得叶先生近来身体不太好，看起来没什么力气，但她一上讲台，整个人好像忽然就有了力气，连讲两个钟头，而且是站着讲，讲到兴奋处，声情激壮。”

“到大概三年前，她讲课都站着讲，而且课上不喝水，休息时间才喝。”陈洪说。他感叹叶嘉莹与众不同的讲课热情，是她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特点。

有一次，年逾九旬的叶嘉莹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课，陈洪在台下递纸条，希望她休息。“她看看我，没理，接着讲，要把问题给讲完。我中间两次提醒，感觉她都有点不高兴了。最后从上午讲到下午一点多，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热情？”

1999年，叶嘉莹在南开与研究生讨论。

至于叶嘉莹给研究生们开的小课，那是另一种风格，更松弛、更平静，但同样迷人。

小课一般每周一到三次，开在晚上，在叶嘉莹家里上，一次两三个小时。所有叶嘉莹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分年级地聚在一起，谈诗论道。有学生觉得，氛围有点像那种同道之人的文化沙龙。

“叶先生的小课，主体是学生自己讲。她布置一些书目，让我们准备，听我们讲的时候不时插话讲解。”迟宝东是在南开最早“享受”小课待遇的学生。1997年，他跟随叶嘉莹读硕士，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带的首届硕士生之一，后来又成为她在南开培养的首位博士生。

从那时起，听叶嘉莹小课的就不只是她自己的学生，还有其他专业、别的老师的学生，以及徐晓莉这样因为听课结缘的社会“粉丝”。

小课上，学生们会互相讨论。“这些讨论特别有意思！你还可以听到叶先生赞赏什么、纠正什么，我特别受益。”徐晓莉说。她当时已是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的老师，也是叶嘉莹课上永不毕业的“留级生”之一，从大学开始追着叶嘉莹听课，一路听到自己退休后。

“讨论到什么问题，叶先生觉得有价值、有兴趣，她就讲上了。”叶嘉莹的2003届博士汪梦川说，她旁征博引，然后，“一晚上就过去了”。

汪梦川认为小课的氛围轻松。“叶先生不会给学生指定研究题目。她有句名言：你们想做什么题目都可以。她不要求学生走她的路子，你听课受到启发，对哪方面产生兴趣，就自己选题目去做。”

黄晓丹觉得，叶嘉莹自己也很享受这样上课，“而不是我有个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一定要教什么的上课方式”。

在黄晓丹的回忆里，小课上流动着自在无拘的气息。“常有朋友从海外回来看她，带来很多巧克力。于是，我们上课前，隔三岔五地，会先分巧克力。有时候，叶先生讲到哪个问题，说我在哪篇论文里写过一段什么评价，大家就会翻书架，第一个翻出这段话的同学就很得意。翻出来后，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博士毕业后，黄晓丹也当了大学老师。在教书过程中，她一次次重读和重新理解着导师，“发现了叶先生作为老师很了不起的地方”。

黄晓丹说，作为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喜欢的诗人可以不看；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也可以不去了解研究领域之外的作者；但是当教师是很特殊的事情。“我讲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讲到清末，没有哪个重要诗人可以不感兴趣就不讲。但有些诗人我天然更容易理解，另一些天然不理解。这时，看叶先生的书，我发现她拥有那么宽阔的视野和那么多理论武器。要找一个很会讲李白、很会讲杜甫的老师，很容易。但要找能讲100个诗人，而且把这100个诗人的不同、好处都讲出来的老师，非常难。但叶先生这方面做得相当好。”

“为什么她能做到？”黄晓丹说，“因为她是个很负责任的老师。她的乐趣是把自己有感觉、能激发自己的东西让学生也能听得懂、感受到。以这样的标准，在与活生生的人交流的教学实践中，长期积累下来，她自然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她所讲的，不仅是诗词里的知识，更是诗词里的生命。

2016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演讲。（韦承金 摄）

为诗词干杯

叶嘉莹讲授诗词的方式，深受老师顾随的影响。她形容自己大学时听顾随讲课，“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顾随曾说，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而是感动人，是“推”、是“化”。因而，顾随讲诗，最重感发而不重书本上的知识，讲起课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有人说他是“跑野马”，没有章法可循。

叶嘉莹讲课，继承了顾随的重感发、“跑野马”，但也有许多区别于自己老师的地方。

“叶先生的书肯定比顾先生的容易懂。”汪梦川说，“顾先生讲得太玄妙了，是给‘利根人’说法。叶先生是掰开揉碎了讲，给‘钝根人’说法。她希望更多的人听得懂，所以就得这么讲。我认为是有意为之。”

课讲给谁？——这是叶嘉莹的另一个有别于顾随之处。在她的时代，战乱已远去，四处有课堂。

从1979年，55岁的叶嘉莹归国讲学开始，其后几十年，60岁，70岁，80岁……她年年都拉着装满书的行李箱，告别亲人，从大洋彼岸独自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回国讲学。一直讲到90岁，课还要讲，她在各界支持下决定定居国内，继续讲。

她不只是在南开大学讲。用陈洪的话，叶嘉莹是以南开为“据点”，四面八方去讲。北京的高校、天津的高校、上海的高校、东北的高校、新疆的高校、四川的高校、云南的高校、湖北的高校……只要有学校请她，她安排出时间，就一所所去讲。

她也不只是在高校讲，中学、小学、幼儿园，她全都去；她不只是给学生讲，政府官员、企业家、科研人员、社会公众、出家人……她都给讲。真正的有教无类。叶嘉莹讲学的足迹还不只是在中国，日本、新加坡、欧洲、北美，她都去讲过。

“这是叶先生很特殊的地方，她影响了一大批人，她是把传承当成了自己的使命。就这一点，中国再有哪个学者能做到？叶先生这样的人，不是万中挑一，是百万、千万中的唯一。”陈洪说。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沈立岩，是南开1982届的学生。年轻时他听过叶嘉莹讲课，后来留校任教，担任过文学院院长，主持了不少叶嘉莹的讲座。“叶先生虽然看起来柔弱，但她身上却隐然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她是真正把诗词与自己的人生打成一片，所以听叶先生讲课，你会觉得那不是先生在讲诗词，而是诗词在讲自己。”

沈立岩把叶嘉莹与孔子作比，“孔子颠沛四方，为的是传道。叶先生一生中也是奔走四方，为的也是传播中华文化之道。她之所以能够历尽磨难而屹立不倒，是因为有几千年中华文化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叶先生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她不是偶一为之，而是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生命在做这件事。”

迟宝东记得，有年中秋，叶嘉莹和学生们聚餐。大家请她说两句提酒词，“她说我也不会提酒啊，琢磨了半天，最后说：‘为诗词干杯！’”

“理解了她的家国情怀，理解了她对诗词的情怀，就能理解那些普通人做不到的事，在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迟宝东说。

有几年，叶嘉莹跟学生们交流过她对市场经济浪潮中，人们重物欲、轻精神文化的担忧。

“叶先生老说要把她感受到的古典诗词里面好的东西传下去，不然，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而传承诗词面临时代发展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的那个阶段造成传统文化热度下降；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语境跟古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要让当下的人理解古诗词，难就难在这里。”迟宝东说，“明知其难，叶先生还是坚持做，慢慢变成诗词传承的一面旗帜。近些年，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又回头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意义，但从认识到理解，需要桥梁。叶先生为我们搭建了桥梁。她结合当下把诗词讲活了，激活了古典诗词新的生命。”

很多人记得，在一次讲座后，有学生问叶嘉莹诗词有什么用，她毫不迟疑，朗声作答：“让人心灵不死。”

修辞立其诚

对待学生，叶嘉莹是温和的。迟宝东从没见过她厉声训斥学生，他作业里出现错别字，叶嘉莹温声提醒：“宝东啊，你这样不行，要多注意。不然人家说叶嘉莹的学生还有错字，这可不太好。”他听了，比受斥责还羞愧，“觉得太对不起老师了”。

汪梦川也记得贪玩偷懒，没做好功课时，老师带着无奈的笑语，“她说我真是不适合当导师，我不会管学生，我就没办法逼你们。她用这种方式说，我们就很惭愧”。

但对待学生，叶嘉莹也是严格的。她为人为学求真求诚求实，平生最厌恶虚伪浮夸的人事。

徐晓莉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一次小课上，叶嘉莹说了重话。“她发现现在的学风太浮躁，有学生写论文就上网一搜，东抄西抄。有的人慕名来考研究生，来了又不用心，恨不得就要一个名。她说我正式告诉你们，如果想要的是虚名，在我这里是通不过的，觉得委屈，可以转专业。”

还有一件让徐晓莉记忆犹新的往事。那是1981年，叶嘉莹回国讲课引发轰动后，有媒体想做一篇写她爱国爱天津的文章，刊发前请叶嘉莹看稿。“叶先生看完，先是不说话，抿着嘴笑，她其实不满意。她说我来天津，也不非得说是对天津糖葫芦钟情，我来天津是为了讲课。她指着我们说，我倒觉得这稿子不如让她们写，也许她们的文笔幼稚，但她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徐晓莉说，“叶先生讲，修辞立其诚，空洞的话说多了，就麻木了，她说你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和‘东说西说’，在叶先生那里都是贬义词。”黄晓丹说，“有时候，我们说某某学者怎么说，某某某又怎么说，她就说这是一个‘东说西说’，只是人家的观点，东抄西抄来的，没有你自己的看法，无关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她看不上这种东西，如果发现了，是不放过的。”

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发论文是年轻学者们要紧的现实考量，但叶嘉莹从不催学生们发论文，也不帮学生们发论文。

“很多人以为我们作为叶先生学生，可以挂她的名，很容易地发论文或者搞项目，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你要真是叶先生的学生，你也不屑于做这种事，叶先生也反对这种事。”汪梦川说。

他觉得几十年来，对学术圈里的一些世俗现实之物，叶嘉莹一直都“不太懂”。师与生，教与学，在她眼里始终是很纯粹的关系。

汪梦川读博时延期毕业了一年，结果被叶嘉莹拿来给师弟师妹做学习典范，说他为打磨出一篇好论文，要多读一年书。“我很惭愧，如果再勤奋一点，本来是不必延毕的。但在叶先生眼里，这是精益求精，她觉得把东西做好最重要，她可能甚至不知道延毕这一说。”

叶嘉莹对学生的严格与宽容，往往体现在跟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黄晓丹说：“比如，其他老师会很现实地替学生考虑，你不要延毕，你多发几篇核心期刊论文，不然不好找工作。叶先生不想这些，她觉得读书不为稻粱谋。她也不觉得学生去一个985高校当老师比去教小学好。我们那两届，有一个同学去了中学，一个去了小学，叶先生觉得这是很有志气的表现，学生从小培养，比上大学后再培养更有效。”

当年，叶嘉莹在南开的首个博士生迟宝东毕业，叶嘉莹告诉他：“我不限制学生做什么，我学生各行各业都有，相信你们会在各自岗位上尽你们的力。”迟宝东后来进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编教材，始终记得老师的话。“我总是带着责任感做这件事。你学到叶先生的精神，到哪里都会找到自己应该干的事，应该负的责任。”

发论文不重要，把研究做好重要；找到什么工作不重要，尽自己的力把工作做好重要。叶嘉莹的逻辑并不复杂，但是，投身现实生活后，年轻的后辈们都能对此信服吗？

叶嘉莹身体力行地提供了一部分说服力。正如她经常说的那句话：伟大的诗人用生命来写诗，用生活来实践诗。叶嘉莹用自己的生活，实践了每一条她深信的理念。

很多事情，叶嘉莹能做到，是因为她对精神与心灵上的追求有多全神倾注，对功利和物欲就有多敷衍应付。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

当年叶嘉莹回国讲学后，有二十几年不仅讲课分文不取，连旅费都自付倒贴。1997年，她把一辈子教书得来的退休金，拿出一半，十万美元，捐给南开大学，奖励古典诗词学得好的学生。后来，又把出售北京故居和天津住房所得的钱全部捐给学校，设立“迦陵基金”，推动古典诗词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叶嘉莹的秘书可延涛是她的学生，2004年毕业后一直留在老师身边。“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是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却很低，特别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可延涛回忆，他留校工作的头几年，叶嘉莹还没请保姆，所以每年9月她来南开大学前，可延涛都要为她准备一些食物，买得最多的，就是速冻水饺。

“这也是先生在电话中反复交代的。我向先生列举单一食品的不健康之处。先生说：‘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三明治。在温哥华时，每天午餐也是自己早上做一个三明治，带到学校。几十年都是如此，既省事，又节约时间。’”

有一回，可延涛足足买了10斤水饺，塞满冰箱的冷冻室。叶嘉莹看到后，连声说好，很愉快地表示未来十天半个月都不用考虑做什么饭了。

一个人，怎么能天天吃冻饺子、几十年吃同一样东西而不发腻呢？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叶嘉莹是“志于道”，以至于眼中根本没有“恶衣恶食”吧。

可延涛说，从读书时算起，他已经在叶嘉莹身边待了22年，发现自己这位老师，尽管年龄在增长，心态却和22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直到前两年，叶嘉莹每天工作还长达10小时以上，近两年才因为身体原因，减少了大量的读写。“在先生心中，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就是传播中华传统诗词文化，这是先生广大恒久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她这么多年来，遇到许多人生挫折和困境，依然初心不改，依然保持乐观积极向上心态的原因。”可延涛说。

“‘士志于道’，这是士最大的特点。”沈立岩说，“《论语》中，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士的特点，对精神生活——而且不仅是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对个人物质生活的关注度，有一种对建设公共价值或者共同价值的志向。我觉得叶先生确实带有中国传统士人那种以行道为己任的精神。”

不过，能做到叶嘉莹这样的人毕竟有限。而尽管对学术圈里的现实俗务“不太懂”，叶嘉莹也一定感受过年轻后辈们的压力。

2014年，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闫晓铮跨专业报考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失利。准备再战前，他将自己的感触写进邮件，发给叶嘉莹，没料到竟收到叶嘉莹的电话。

“叶先生首先觉得我对古代文学、对诗词感兴趣是很好的，但她也很在意这对我今后生活的影响，说物质生活上未必像学理工科那么好。”闫晓铮回忆。

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闫晓铮第二年考上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如今，他已成为叶嘉莹的研究助理和新晋博士生。

“弱德”的力量

“真是光阴似箭啊。”叶嘉莹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画面，来自今年8月，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上公布的一段她给选手们录制的讲话。

视频中，叶嘉莹回顾了自己从三四岁背诗到将近百岁，仍以讲诗歌为业的一生，说学诗“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学了诗，内心之中，就对人类、世界、万物有一种关怀，看到草木的生发就欣喜，看到草木的零落就悲哀，是诗的这种感发，使人与人之间有了沟通和交流，也使人对万物有了一种兴发感动的关怀。”

她请大家注意：她的头发没有全白，有人以为是染过；她的脸上有红润，有人以为是涂的胭脂。“这完全是一种错误！我从来没有化过妆，能够保持头发黑，脸色好，我可以证明，这也是学诗的重要好处。”

她真挚又快乐的发言感染了所有人，在现场引起一片笑声与掌声。

不要忽略叶嘉莹的快乐。她提醒人们思考：自己对生命真正价值的关心是否足够？又是否感受过求索这种价值带来的超越物欲的喜悦？

96岁的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寓所。（韦承金 摄）

“她做诗词传承这么些年，一般人都觉得有点悲壮、孤独，但她其实不是，她是乐在其中的。哪怕随便跟一个人讲讲，那个人只要愿意听，她就会很开心。”迟宝东说。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冯大建还在读书时，曾经跑去问叶嘉莹，为什么她要付出那么多来做诗词传承这些事？得到的回答是：“我喜欢。”

被问及跟在叶嘉莹身边，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叶嘉莹的学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说：“她很坚强。”

张静很喜欢叶嘉莹写于1980年的那首《踏莎行》：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馀，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从刚回国讲学起，叶嘉莹就常提到这两句话。最初，她假托老师顾随之口说，后来，她坦承这是她自己历尽劫难后的感悟。

战乱中生离死别之苦、动乱下流离失所之苦、婚姻不幸之苦、中年丧女之苦，还有诗词传承中的种种艰辛曲折……叶嘉莹已尝过命运赠与的多少种人生至苦？但她的身上，始终有向上、向前、向好的达观。

生于1997年，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元昕，是叶嘉莹最小的硕士研究生。受长辈教导，这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孩自小就立下“弘扬中国文化”的志向，并在13岁时，被南开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在叶嘉莹身边度过了6年时光。

张元昕认为，叶嘉莹的学问与人品是浑然一体的，这也正是时代所需要的品质。“叶先生是有道之人，她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实践着自己之所学，她的修养境界与她的学问是相应的。跟随先生之前，少年的我只知道诗词能对一个人的内心产生作用，但不知道经过一生的积累，那个人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叶先生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温柔敦厚者，诗之教也’。”

在研究朱彝尊爱情词的美感特质时，叶嘉莹创造了一个叫“弱德之美”的概念。

“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叶嘉莹写道。

后来，这个词被人们加以引申，用来形容叶嘉莹本人。但有时，它也会被曲解成逆来顺受、委曲求全。

“实际上，‘弱德’指的不是放弃、躺平，而是在重压和不利下，仍然去承受、担当，运用自己的力量努力解决问题。就像夹在石头缝里的小草，看着柔弱，但在那里无声地承担，这种力量最后甚至能掀翻石块。”迟宝东解释。

在这个意义上，连顺境逆境都显得没那么紧要。时代的风向更顺、人们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叶嘉莹做着她认为重要的诗词传承工作；时代的风向没那么顺、人们忽视这些的时候，叶嘉莹依然做着她认为重要的诗词传承工作。

她吹拂着属于自己的清风。

时代的馈赠

“一个人，能够在时代更迭中心绪不乱，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彷徨或者狂热的时候，她始终坚守着自己，不逞强，也绝不失落，坚信时代有一天会需要她做的事。”浙商总会顾问、浙江人文经济研究院顾问郑宇民说。

郑宇民曾组织浙江的企业家们看过多场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近几年，又为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等诗教项目提供了诸多支持。

他认为，诗词是中华文化的芯片，高度浓缩，又可以随时激活。而叶嘉莹的百年人生，能给企业家们带来精神洗礼，让我们国家在特殊转型时期获得新动力。

2015年，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叶嘉莹喜爱的马蹄湖畔为她修建起一座可用以讲课、治学、办公、生活使用的“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叶嘉莹的号——迦陵。从此，叶嘉莹正式结束跨洋奔波的日子，留在了南开园。

学舍建设期间，听过叶嘉莹课的人们纷纷响应。加拿大华侨刘和人、澳门实业家沈秉和主动联系校方捐款；横山书院的学员们提出要负责学舍的全部内装和家具；徐州一位喜爱诗词的企业家魏垂谷亲自押车，送来一块重达半吨的灵璧石……

魏垂谷曾数次携家人来天津听叶嘉莹讲课。他学诗的初衷是：“我们做企业很多年，每经历一段历程，都要总结得失。现在生活节奏快，就想用一句话、一首诗把体会提炼出来。”

看叶嘉莹的书，听叶嘉莹的课，魏垂谷感受到一种做人境界的提高。“她是为国家、为社会、为诗词传承在做事，听她讲诗能叫人积极向上。”

今天，走进迦陵学舍的内院，人们能看到北京恭王府送给叶嘉莹的两棵西府海棠，保定莲池书院送来的一坛古荷花，山东菏泽送来的若干株牡丹，北京园林研究者们送来的几棵梅花。学舍西侧外墙，还长着一株由叶嘉莹在加拿大执教时培养的学生们送来的紫玉兰。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一灯相续百千灯，传灯录上名无数。这些海外华人、企业家、各界人士为什么都要出这份力？因为我们的诗词文化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张静说。

花开花落，生生不息。播下多年的种子，会生发，会壮大。

近年来，南开大学已连续承办了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又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探索怎么促进诗词文化在乡村的传播。

今年9月，他们在抖音上开办了“荷畔诗歌节”系列节目，通过短视频给网友讲诗词。而由叶嘉莹领衔讲解的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去年开始更新，一年来，累积播放量已超1.5亿次。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锡龙说：“今天，人们都在讨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地也都在探索怎么落地、怎么找抓手。南开大学文学院做的这几个诗教活动也越来越受关注。”

风轻日暖。张静这两年经常忙到失去周末和假期，切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热”与“古诗词热”。疲惫时，她会想想老师叶嘉莹，想想一个朋友跟她说过的“每个时代都要有每个时代的讲者”。

“顾随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保留了我们的薪火。叶先生在改革开放时期回到国内，推动见证了我们传统文化复兴的整个过程。我们站在这样的新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个问题，张静一直在边做边想。

大洋彼岸，张元昕仍抱着年少时立下的“弘扬中国文化”之志在哈佛大学继续求学。在她读书的东亚系一楼，有一间大教室，挂着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我想，到了最高的境界，中西文化是有相通之处的。”她提起学校里已举办了五六届的中国诗词朗诵大赛，来自各个国家族裔的学生背诵着喜欢的诗词：有华裔学生穿古装背《念奴娇·赤壁怀古》；有白人女生穿唐装背王维的《终南别业》；一位黑人同学声情并茂地演唱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来自俄罗斯和印度的两位一年级同学展示了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绿肥红瘦……

“这些学生的文化背景、专业各不相同，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但都这么热爱诗词，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中国诗词是属于全世界的文化瑰宝吗？”张元昕说。

五年前，她和母亲在美国为华人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开办了“诗教班”。“在讲诗时，我们也尽量像叶先生那样，让孩子们感受到诗人的品格和修养，让他们体会到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前的我总觉得，要像先生一样在大学教书，甚至在名校教书，才能达到我的志愿。但现在我觉得，哪里有因缘，哪里有机会，我就去哪里。只要能教学，能研究我热爱的诗词，就是很大的福报了。而且，我在学校教书的同时，也要继续办诗教班。等这一代学生毕业了，我们就继续招生，教好下一代孩子……”张元昕说。

“每次去见先生，先生只要精力比较充沛，就会问：张静，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学生？”在今年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的一次专家评委会上，张静这样说。

“我做老师后，第一次回去看叶先生，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好的学生？”黄晓丹也说，“她就关心这个问题。我说有，她就说你把学生作业拿来我看一下。后来每次见面，她都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成了“叶嘉莹之问”，被她年复一年地一次次问起。

有没有好的学生？

1980年元旦，听叶嘉莹讲诗入了迷的徐晓莉给叶嘉莹写了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她热情的回信，还寄了照片，并托侄子送来两本谈诗的著作。“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叶先生得到了她想要的回馈，看到她想传播的东西在我心里发了芽。她总说老师有薪尽火传的任务，希望像火种一样，点燃更多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我可能就是一个被点燃的火种。”徐晓莉说。

有没有好的学生？

2003年，南开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汪梦川即将毕业，博士想读中文。“年少轻狂”，他把自己平时写的诗词打印出来，塞进要寄给叶嘉莹的信封，还在信中说：先生啊，现在名师好找，因为在明处，好学生可不太好找。没料到叶嘉莹读信后，专门派秘书到历史系找这个没留任何联系方式的学生，邀请他来听自己的小课。

有没有好的学生？

2009年春，11岁的张元昕和妹妹在温哥华第一次见到叶嘉莹。此前，已经能背诵上千首古诗词，并开始诗词创作的张元昕从电视上看到叶嘉莹的故事，与外祖母各写了一封信给她。叶嘉莹在回信中说：“元昕如此爱诗，甚为难得。其所作亦有可观，只可惜未习音律，如有机会见面，我可当面为她讲一讲。”

在温哥华，叶嘉莹教两姐妹音律，告诉她们学诗与做人的道理。午餐时分，她给两个小客人讲中国的“两个半诗人”：屈原、陶渊明和半个杜甫。

“为什么杜甫是一半呢？因为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说这话，就说明还是有和别人攀比的心。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不和别人攀比，是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价值。这个境界正好对应马斯洛提出的七种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当时，叶先生拿出一支钢笔，在一张餐巾纸上把self－actualization写给我们。她说陶渊明的诗‘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因为陶渊明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他直抒胸臆，想什么就写什么，从来没有过和任何人攀比的心。这样的诗人、这样的品德才是我们现代人真正应该学的。”张元昕说。

回国传道后，叶嘉莹笔下的诗词，写满了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命脉的殷殷期盼。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她说：我虽然老了，但我对国家、对文化的痴心依旧。相信只要有种子，不管百年千年，中华文化和我们的诗词都会开出花结出果。

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南开大学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到文化学者叶嘉莹先生的处所——迦陵学舍，为老先生送去节日祝福。新华社记者 李靖 摄

“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只要有可以培养的人在等待，我就不辞辛苦。希望自己“柔蚕吐丝”，最终能被后辈学生们织成美丽的锦缎，那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走过一个世纪，这便是叶嘉莹最大的心愿。（记者王京雪 刘梦妮 雷琨 实习生王嘉琪、臧泽萱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瞭望·治国理政纪事｜为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实践与贡献

序言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75年前，二战废墟中诞生的《世界人权宣言》申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护。30年前，《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各类人权紧密关联，发展促人权、合作促人权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将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中国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在不断推进自身人权事业的同时，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消除种族隔离的正义事业，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广泛开展国际人权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当前，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人权创造安宁的环境；以发展促进人权，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以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保障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互鉴，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

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包括人权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新机遇，彰显了负责任大国担当。

一、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实践

中国多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一直以负责任态度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努力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其参与的程度日趋深入，参与的广度不断拓展，影响力不断扩大。

2023年3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上先是代表70多个国家就《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作共同发言，就落实该宣言提出明确主张；不久又代表巴西、南非等近80个国家就《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下简称《宣言》）通过30周年作共同发言，呼吁加强国际合作，重振《宣言》精神，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全球人权治理的舞台上，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

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小朋友以一首《国旗国旗真美丽》唱响开幕式（2023年7月2日摄）受访者供图

1.国际机制的“深度参与者”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推动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了和平共处十项原则。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指出，《万隆宣言》的十项原则中也规定了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一贯遵守的原则。

人权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工作，包括派代表团出席相关会议，参加有关人权议题的审议，与联合国人权机构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呈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

自1979年起，中国连续3年作为观察员国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1981年，中国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2006年，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中国即获选首届人权理事会成员，此后一直积极参选，每次参选均顺利当选，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为数不多五度当选的国家。

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中国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联合国各人权机构中。多名中国籍专家担任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等多个人权条约机构的委员。

中国恪守国际法原则，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截至2022年7月，中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9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中国全面履行条约义务，及时提交履约报告，参加各条约机构的审议，展现了在人权议题上的开放和自信。

2009年2月，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在审议会上，中国代表首先介绍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状况，在随后的互动对话中，60个国家代表相继发言，多数国家代表认为，中国的人权报告具有“建设性”，“透明、公开”，称赞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截至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三轮国别人权审议。

中国还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等积极拓展合作，推动其公正、客观地开展工作，与各国进行建设性对话。近年来，中国邀请一些国家驻日内瓦使节、联合国官员参访新疆，通过会见会谈、座谈交流、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加深了其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亲身感受了一个社会安全稳定、发展持续向好、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新疆。

2.治理规则的“共同建设者”

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当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方式，世界各国对人权条约的接受和实施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中国为促进当代人权理念和规范，推动完善人权治理规则体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持续努力。

中国多次派代表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先后参与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重要国际人权文书的制定，中国提出的意见和修正案受到各方重视，为这些规则的起草、修改和完善作出重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在国际舞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人权需求。作为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参与了《发展权利宣言》的起草工作，先后推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就实现发展权问题进行磋商，致力于推动落实发展权的机制。

1993年，中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并参加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讨论和起草，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起草和通过作出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劳工保护等人权相关领域国际文书的制定。

3.交流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大力推进人权领域对外交流交往合作，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陆续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人权对话或磋商机制，同德国、瑞士、匈牙利、希腊、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组织进行人权对话或交流，同俄罗斯、埃及、南非、巴西、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古巴、非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组织开展人权磋商。中国人权研究会等人权领域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愈发活跃，组团赴海外交流访问，邀请多国人权领域官员和专家学者来华交流访问。2023年3月至4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期间，中国多家社会组织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积极参会发言，举办了“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女性赋能”“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等主题边会，宣介中国人权观、具体实践与成就，揭批美西方严重侵犯人权问题，在人权理事会积极发出中国民间声音。

中国积极创设平台、搭建载体，促进人权领域交流合作，先后多次举办“北京人权论坛”“南南人权论坛”“中欧人权研讨会”“国际人权文博会”，以及“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等国际会议，推动各方在人权问题上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这些对外交流交往与合作开辟拓展了交流渠道，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人权议题上相互交流借鉴。

2023年6月14日至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

与会外宾参访了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三里河公园、颜料会馆等地，对三里河地区的历史文脉保护、环境整治和人居环境改善赞不绝口，了解到东城区会馆活化利用等文化创新举措，观看了京剧表演。“人们不仅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同时也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国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塞拉利昂人权委员会主席帕特里西亚·纳尔苏·恩达内玛说，“除了文化保护外，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这里很干净。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基本人权。”

与会嘉宾在高端论坛上畅谈对全球人权治理的看法，充分肯定中国在人权实践和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阿巴希泽表示，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诸多成就，例如减贫，“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重大成就，也代表了人类的重大胜利”。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中国在保护公民人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高度赞扬。更重要的是，中国呼吁将发展作为一项人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称赞道：“这是一场切中肯綮、与时俱进的盛会。”

4.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从苏丹撤离的巴基斯坦公民乘坐中国海军微山湖舰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2023年4月29日摄） 王海洲摄 / 本刊

2017年3月，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会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引发在场外交官的广泛共鸣。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阿夫塔卜·库雷希说：“在当前全球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中国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所提供的这一理念。”

中国在推进自身人权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改革工作，在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磋商和最后表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同。中国还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发展权、粮食权、单边强制措施问题等专题性特别机制；倡导召开关于粮食安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别会议，积极推动完善国际人权机制。

日内瓦时间2007年6月18日晚上12点，人权理事会就关于人权理事会建章立制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代表团一直以建设性姿态积极参与有关谈判磋商，特别在涉及发展中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坚持原则，敢于仗义执言，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展示出大国风范，表现灵活，促成各方达成一致，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多年来，中国立足自身人权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潮流、呼应国际社会关切的建设性理念和倡议，被广为接受。

针对全球人权保障水平提升困境、人权合作困境、疫后复苏中经社文权利保障面临困难等现实挑战，中国多次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呼吁各方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加强人权技术援助；

多次推动通过“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呼吁各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推动通过“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决议，呼吁消除任何形式殖民主义，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推动通过“疫情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消除不平等”决议，呼吁各国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采取包容性措施应对疫情并推进疫后复苏。

自2017年以来，在中国推动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十余次纳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中国贡献

人权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主动创造实现的条件。安全和平的环境、发展进步的动力以及公平正义的秩序等是人权事业得以可持续推进的重要前提。中国积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本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同时，以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者。

1.夯实全球人权保障的发展基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人权保障的基础，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长期以来，中国注重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在基础设施及教育、卫生、农业等领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支援和帮助，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助力加速，为进一步夯实全球人权保障的发展基础贡献力量。

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国家转诊医院理疗室外经常排起长队，患者是来找中国援助所罗门群岛医疗队针灸大夫的。常常来看病的当地居民雷克斯·福科纳说，他之前头疼得厉害，一疼就是几个小时，只能靠吃药缓解。针灸大夫给他开了一个疗程十次治疗，他做完六次已感觉缓解了不少。

所罗门群岛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医疗卫生条件较为落后，基层诊所或地区诊所往往只有护士和护士助理提供医疗服务，只有省级以上医院才有医生。中国自2019年同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后，于2022年初开始向所罗门群岛派出援助医疗队，目前是第二批共8名队员在当地工作。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当地医院实现了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双镜联合尿道断裂修复术、第一次输尿管镜下碎石取石术、第一次尿道内切开联合前列腺电切术、第一次开展三代药物溶栓治疗、第一次临时起搏器植入……

2023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3万人次，诊治患者2.9亿人次。今年，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向中国援几比医疗队集体授予“合作与发展国家荣誉勋章”，老挝国防部授予中国军队第八批援老医疗专家组“老挝人民军英勇勋章”，柬埔寨卫生部向中国援柬中医抗疫医疗队授予“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即开始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至今无法忘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两国独立后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和支持本地区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之时，是中国克服重重困难，提供无息贷款、派遣数万名专家和铁路工人奔赴非洲，援建坦赞铁路。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自由之路”，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民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资金规模稳步增长，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并更多向亚洲、非洲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资金形式多样，包括提供无偿援助、提供无息贷款、提供优惠贷款、提供成套设备等。多年来，中国设立并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渠道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近20个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联合实施援助项目，惠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一百多个国家的数千万民众。

中国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

从非洲到大洋洲，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教授带领团队将中国菌草技术带到斐济、莱索托、尼日利亚、卢旺达、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积极开展国际扶贫合作，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被称作“林草”，以表达对中国扶贫专家的感激。莱索托的民歌这样唱：“有人说，它是野草；有人说，它是生命；它，是食物，也是药物；它，是希望的象征……”菌草帮助一些国家突破了多年的农业发展瓶颈，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得到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赞许。

中国救急，也救穷。

中国不断加大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方面援助力度，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帮助提升治理能力、规划水平和行业发展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培养治理人才和技术力量。例如，中国帮助格林纳达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与古巴共同开展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建议联合编制；为津巴布韦提供经济特区、国企改革等政策咨询；帮助柬埔寨制定国家路网规划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与卢旺达、吉尔吉斯斯坦、萨尔瓦多、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36国签署了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同联合国设立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为59个发展中国家的近900名政府统计人员提供培训等。

中国通过共享科技成果、推动技术转移、提升职业技能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职业技能。例如，实施千余项政府间科技交流项目，通过国际杰出青年计划，邀请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等国755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工作，培训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员7700余人。中国的菌草技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为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绿色就业机会。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下，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实施了近50个三方合作项目，助力相关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就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向世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为各国聚焦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发展融入全球发展，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推进各国人民发展权的实现。

2021年12月，“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老挝人民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梦想终成现实。通车仪式上，曾担任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的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感慨万千：“中国不是第一个说要来老挝修铁路的，但却是唯一实实在在来老挝修好了铁路的。”在“一带一路”沿线，类似合作项目还有很多。从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到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从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到雅万高铁……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丰碑”，铺就了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认为，共建“一带一路”能够通过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防范纷争于未然。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迄今已吸引了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参与其中。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了近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了42万个工作岗位。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倡导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点赞：全球发展倡议对促进全球平等和平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这一重大倡议回应了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现实需求，一经提出就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众多国家的响应，目前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一是广泛凝聚了推进倡议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共识。目前已有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70多个国家参与在联合国平台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倡议写入中国同东盟、中亚、非洲、拉美、太平洋岛国等合作文件。二是资金举措逐步落地。总额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落地实施。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正式启动。三是成立了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等合作平台，打造各方在农业、教育、抗疫、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网络，推进各领域合作机制建设。目前，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首批清单中50个务实合作及1000期能力建设项目进展积极，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领域。四是发展知识分享不断加强。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正加快建设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积极开展各国间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

在肯尼亚内罗毕马萨雷贫民区的一所小学，造梦公益组织的中国青年刘宜孟翰在读书活动后为孩子们鼓劲加油（2023年4月19日摄）李亚辉摄 / 本刊

2.守护全球人权保障的安全环境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从而使所有人权得到促进和保护，使发展得以充分实现——2016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人人有权享有和平，进一步确认和发展了和平权。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2016年5月31日晚，第四批马里维和工兵分队所在的加奥任务区营地突然遭到满载炸药的汽车炸弹袭击。当时，正在执勤的申亮亮迅速报告敌情，鸣枪示警，生死瞬间他将战友推开，自己却壮烈牺牲，年仅29岁。

2015年1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派遣一支700人规模的步兵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成建制派遣步兵营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2016年7月的一天，南苏丹爆发激烈交火，导致中国第二批维和步兵营失去了两名战士：33岁的四级军士长杨树朋和22岁的下士李磊……

中国自1990年起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多年来，中国军队已派出官兵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先后有25名维和人员献出宝贵生命。

目前，中国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2023年5月29日是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也是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75周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盛赞中国为联合国维和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

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孟加拉国12岁女孩阿里法·沁收到了一份极为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主席复信阿里法·沁，鼓励她努力学习、追求梦想，传承好中孟传统友谊。

时间回拨到2010年11月9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孟加拉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吉大港，开始对孟展开为期一周的医疗服务。

当时，当地一位孕妇分娩在即，却因长期患有心脏病而生命垂危。孟方紧急向“和平方舟”号求助，中国医生顶着巨大压力为孕妇实施剖腹产手术。孩子出生后，中国医生在病房又守护了两天，直到母女情况平稳才离开。父亲安瓦尔·霍森给孩子取名为沁（Chin），在孟加拉语中是“中国”的意思，就是希望女儿记住中国。

2013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二次到访孟加拉国，医生为沁做了全面体检；2017年，当年手术的麻醉医师盛睿方随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在码头见到了沁，沁第一次叫盛睿方“中国妈妈”；2019年12月，沁及家人来到中国，登上了靠泊在舟山某军港的“和平方舟”号……自沁出生后，来自中国的关怀从未间断，她与中国的故事也越写越长。

截至2023年6月，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已先后10次走出国门，航行26万余海里，服务43个国家和地区，为25万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实施手术1400余例。如今，这艘满载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大白船”，将和平和友谊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舟、和平之舟、友谊之舟。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与自觉，来源于中国自身独特的和平基因。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近年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解决进程中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思想、注重与各国和平共处，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努力缩小南北差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权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在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框架下加强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和毒品犯罪。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数十个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决定立场，积极劝和促谈。

和平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守护力量。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方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为全球安全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框架。

一年来，全球安全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阐释了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及合作平台和机制。中国积极开展斡旋外交，相继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等文件，坚定站在和平一边。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伊朗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中国有力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由此，中东掀起一轮“和解潮”。阿拉伯国家联盟助理秘书长赛义德·阿布·阿里说，阿拉伯国家期待中国在维护中东地区及全球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还积极推进国际安全对话交流，如推动非洲地区国家举办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成功主办两届中东安全论坛，还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亚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积极推动各方开展安全领域交流合作等。中国积极致力于同各方开展抗疫、反恐、生物、网络、粮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推动通过《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中心已于2023年2月正式启用，成为中国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又一有力行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评价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在黎巴嫩阿尔库卜关爱与发展中心，参加义诊活动的中国第21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内科医师郑喜源为病人查体（2023年5月13日摄） 李承君摄 / 本刊

3.捍卫全球人权治理的公道正义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80%以上，全球人权事业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消除国际人权活动中的对抗。

发展中国家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主张通过合作与协商的方式促进人权，在推进人权治理的时候考虑现实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认为人权不可分割，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既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利……1993年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和人权主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断为公平正义作斗争的结果。

2023年6月14日，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说：“我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正义事业提供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阿巴斯总统一句“中国是巴方信赖的朋友和伙伴”，表达了对中方长期在多边场合为巴方仗义执言、主持公道的深切认同。

历史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命运和经历。现如今，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生存权发展权等各项基本人权保障上又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和主张。中国一贯主持正义，在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和制止大规模侵犯人权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被占领土问题等问题上，中国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

2023年7月5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上就叙利亚问题发言，表示和平与安宁是人权的最大保障，推进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中国代表强调，人权理事会讨论叙利亚问题时，不能忘记美国、英国等对叙人民所受苦难应负的责任。中方敦促上述国家停止在叙境内非法驻扎、非法开展军事行动，停止对叙单边制裁，还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财富、自由和尊严。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安理会相关表决中使用的否决权中，大多与叙利亚问题有关。中国始终根据是非曲直，从维护叙利亚人民利益出发，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

主权平等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基础。在全球人权治理中，要维护人权，必须尊重主权、反对霸权，要坚决反对人权政治化倾向，坚持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以平等伙伴的姿态参与全球的人权交流与对话，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为全球人权治理作出贡献。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中国主持公道正义，多次代表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作共同发言；针对西方国家的无端抹黑，勇于回击，讲述真实的中国人权故事；揭露西方国家种族主义、枪支暴力、强迫劳动、侵犯土著人权利等人权劣迹；坚决反对一些国家动辄对他国采取单边制裁、封锁的霸凌行径……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不仅坚定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尊严，也有力推动了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和全球人权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4.促进不同人权文明的交流互鉴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权领域的重要体现，丰富发展了人类人权文明，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澎湃着中华文明的蓬勃生命力，其实践路径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依归，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人权思想，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和理念创新注入了中华文明的力量。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践中，可以感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中，可以发现“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治理理念；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统筹兼顾中，可以体会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风范品格；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扎实行动中，可以感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抉择中，可以读懂讲信修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为世界提供借鉴。

在大航海时代所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关于现代化道路、文明形态多样性与单一性的思辨从未停止。不同于“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始终从全世界人民的真正福祉出发，主张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由衷赞赏中国的文明观。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鲜明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深刻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赢得现场热烈掌声和深切认同。“中国领导人的远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不谋而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评论说。

2019年5月，由中国倡导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写入亚洲47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1000多名与会代表发表的成果文件。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包容互鉴提供平台。

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提全球文明倡议，对世界各国发出殷切呼吁，“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新的重要贡献，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坚定追求。

三、丰富人类人权文明形态的中国智慧

河北廊坊三河市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入住老人在观看文艺汇演（2023年7月20日摄）朱旭东摄 / 本刊

尊重和保障好本国人权，是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直接加速了国际减贫进程，对世界人权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中国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各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应对新冠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自主探索实现路径的中国人权实践取得巨大成功，其成功的底层逻辑来自人民至上的价值坚守、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和开放包容的人权自信。

从道义层面看，人是人权发展事业的核心关切。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价值所在。坚持人民在人权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个人更好地发展自我、幸福生活，是中国实现人人享有更加充分人权的真谛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这是中国人权道路道义精髓之所在。

从实践层面看，人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渐进性和多样性。各国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不同，所面临的人权发展任务和应采取的人权保障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中国没有照搬别国的做法，而是基于自身实践提出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自身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从开放维度看，中国基于70多年人权发展成就形成了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也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权合作交流，相互借鉴，互通有无，在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汇聚国际人权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向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人权事业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中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要实现的人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多年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保障了人民发展权益。中国把人民幸福作为最大的人权，使人权建设更加具体可感，形成的“目标—实践”逻辑清晰可循，是一种符合新时代发展、崭新的人权观。

2.人权实践的自主性

中国人权实践的自主性体现在坚持从实际出发，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中国国情和人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必须也只能从本国实际和人民需求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鞋子合不合脚，穿的人最清楚。脱离实际、全盘照搬别国制度模式，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国的人权建设，选择权在该国人民，评判者也只能是该国人民。多年来，中国坚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发展，自主探索出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路径，开辟了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依靠本国资源和力量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新道路，树立了新时代增益人权事业的典范，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人权道路提供了有益镜鉴。中国的实践表明，走符合国情、自主建设的人权道路才能行得通、走得顺、为人民所满意。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在制作苗绣（2020年7月16日摄）石林荣摄 / 本刊

3.人权推进的全面性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显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涉及范围广泛，各类人权相互依存，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是人权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确认和重申了“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人权内涵是全面的、丰富的，必须综合施策，系统推进。中国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具体国情和制度特点，以系统思维规划人权发展目标，既认识到人权事业的渐进性，又认识到人权建设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对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国秉持“民以食为天”理念，着力破除贫困这一“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权利需求，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思想文化、公平正义、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建设，全面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走出一条渐进的、协调的、全面的人权发展道路，使每个人更加充分地享有人权，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中国模式。

4.人权发展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的人权发展，意味着不仅要为人权发展提供永续的发展动力和物质基础，还要将人权进步的成功经验进行制度化法治化，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稳固机制。中国高度重视人权发展的可持续性，坚持以民生为本，以发展为要，为推动人权可持续发展打造坚实基础。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发展中使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为推动人权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中国将人权保障贯穿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依法行政深入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深化司法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全社会法治观念和人权法治保障意识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置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启了中国人权法治化建设的新时代。从编纂民法典，到全面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从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到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国的人权法治化保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中国人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

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埃及分公司承建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2023年9月11日摄）艾哈迈德 · 戈马摄 / 本刊

四、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

人类人权文明不断发展演进，从时间的纵向看，人类对人权认知的广度深度随着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拓展，从空间的分布看，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差异让不同国家的人权形态各具特点，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不断丰富。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虽逆风不断但历史趋势无法逆转，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和政治觉醒推动全球力量结构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演变，谋求自主发展和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诉求不断增加。这种历史潮流对全球人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特征日益凸显，亟需以人类整体主义关照全球人权治理，发展驱动人权进步契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诉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话语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的迫切任务。中国人权实践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同时也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完善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1.团结合作

共同居住在地球上，人类命运与共，基于人类整体性的全球人权治理是人类人权文明演进的正确方向。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到二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再到全球化高歌猛进让地球村融为一体，集体人权在全球人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民族、一国人民或全人类等集体人权的主体形态也在国际人权领域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传统风险与现代化风险、外部风险与内生风险叠加，对各国人权保障和全球人权治理形成深度挑战。饥饿、贫困、战乱、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互联网新兴领域等挑战交织叠加，特别是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以及各国的应对理念与策略，在显示现代化风险全球性的同时，也呼唤着应对共同挑战的整体主义与合作思维，以整体性思维推进全球人权治理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人权文明演化的必然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哲学中，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自在”，而是基于互动关系的“共在”；唯有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之中，人才生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共在共享”思维决定了中国人看待群己关系的方式，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全球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中国的人权治理观，就是要以全球人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为实践语境，以“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的客观事实为逻辑起点，以全球化进程中风险共担和“人类命运与共”为基本意识，以全人类的合作发展和权利保障为指向，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整体主义特征。这一重大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的人权治理观突出共荣共惠、共建共享、平衡包容、和平共生的时代追求，既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又强调了全球人权保障事业的整体性，是对既往人权理念的重大超越，极大丰富了新时代人权内涵，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7年3月1日，中国代表140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会议上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及其对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各方认同和支持。此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多个联合国人权文件，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主张全球人权治理要由各国共商，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享，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发展驱动

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实现充分的发展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发展权与生存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是中国基于自身人权实践得出的成功经验，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人权道路的现实诉求，符合当前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的时代需要。

发展中国家多历经被长期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被支配地位，长期遭受经济盘剥和政治奴役。二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主权独立，但依然受到饥馑贫困、教育落后、发展停滞、治理失效等社会问题的深度困扰，特定政治经历和社会记忆不断塑造的国民集体心理感受，往往使得消除饥馑和贫困、在保障人民生存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发展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人权需求。随着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和支持。1986年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正式将发展权确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是全球人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一条根本经验便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始终立足自身实际，坚定不移在发展中夯实各项人权全面发展的根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国的发展与人权事业的进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种清晰的逻辑关系，即“生存权利的有效保障是享有和发展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而“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全球性挑战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正如2022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时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人权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通胀高企、需求转弱、地缘冲突以及能源粮食安全等挑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多重发展困境，发展权受阻成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的巨大障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3年发展筹资论坛开幕式上发出警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在变成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基于发展驱动的人权实现路径，倡导“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理念，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在全球发展进程遇阻的当下尤具深意。各国要全面保障本国人权，便无法脱离相互联系的共同发展，各国以合作发展促人权发展，不仅要在经济环节形成发展共同体，而且要以开放的态度互相学习发展经验。对于发展困难的国家，各国当守望相助，积极伸出援手。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主张以行动为导向，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民生需要，在减贫、粮食安全、大流行病应对、发展融资、气候变化以及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合作，致力于以共同发展促进人权共同进步，得到国际社会成员的积极响应。

3.多边共治

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必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提升人权治理代表性和话语权的诉求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联合国主导的多边共治，才是全球人权治理的未来。

公平赤字是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占控制地位，时常根据国家利益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采取双重标准，国际权力体系“中心—边缘”结构依然明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断侵蚀着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效力和公正。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难言平等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效力和公正。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难言平等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无法享有与其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话语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要求改变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机制垄断操纵的呼声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张全球人权治理结构要反映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趋势特点。为此，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结构改造，不断提升国际人权机构参与主体的民主性和广泛性，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进一步强化国际人权机构成员参与的地域公平分布原则，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使全球人权治理带来的利益由所有国家共同分享，使全球人权秩序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之上。

多边主义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联合国是全球人权多边合作治理的主导性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和治理秩序，必须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为必要条件。中国的主张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捍卫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通过平等的对话来化解人权分歧，倡导联合国主导的多边共治，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离不开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应在不降低甚至加强国家责任的同时，将市场与社会的其他主体纳入共同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关注视野。民间组织也是推动人权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共同发展、人权进步、促进对话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期间，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举办“大变局下民间力量对发展权的贡献”主题视频边会，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保加利亚、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参与研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联合国协会等社会组织和人权研究机构主办了多场云上边会，来自中国、巴基斯坦、柬埔寨、阿根廷、英国等国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围绕“新疆的人权进步与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发展经验交流”“美式人权观及其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危害”等12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交流。

4.包容互鉴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E763高速公路新贝尔格莱德—苏尔钦段通车仪式现场（2023年4月1日摄） 石中玉摄 / 本刊

无论概念理念还是具体内容实践，人类人权文明都是一个持续开放发展的体系，人权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范围上看，人权覆盖面逐步扩大，不断向全世界延伸，最终成为国际主流话语，人权的普遍性得到广泛承认。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具体国情，将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自主探索适合自身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的多样性也不断得到丰富，展现出各自独立的人权文明价值。由此可见，人权的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步，具有无限的发展性和丰富的多样性，以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看待人权只会阻碍人类人权文明进步，以开放演进的思维看待人权发展，以包容互鉴的精神推动人权进步，以发展创新的态度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才是人类人权文明的前进方向。

人权事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各国人权发展理念和实践的丰富多彩，应该成为国际人权事业欣欣向荣的源泉，而不应成为各方对抗对立的根源。《世界人权宣言》提倡文明之间的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非歧视原则”。个别国家不承认文明多样性，不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打着人权和人道的旗号，四处策动颜色革命，强推政权更迭，造成冲突动荡，引发一个个人道危机，成为当今世界乱局的重要根源。

人权文明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是西方中心论的普世化；全球人权治理的现代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人权治理的西方化。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理想国’，不需要对别国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更不能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搞双重标准，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包容互鉴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动力。中国人权观以人权文明多元论为理论语境，主张人权理论体系与人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国际人权治理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权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人权道路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永葆活力的根基。人权有“单薄”“厚实”之分，所谓“单薄的人权”是指以抽象概念表达的、各个国家都可能会赞同的人权观，简单地讲人权有没有、好不好；而“厚实的人权”则是指根植于每个社会历史文化与具体环境中的丰富人权。各个国家在“单薄的人权”上达成共识比较容易，而在“厚实的人权”上，需要的不是强行千篇一律，而是相互借鉴，美人之美。躲在“单薄的人权”观念里，就不会发现“厚实的人权”丰富多元，也不会找到世界人权文明前行的道路。“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不同国家、文明和族群之间应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五、结语：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行驶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沿线的雅万高铁综合检测列车（2023年5月22日摄）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供图

“人人得享人权”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在“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后，人类社会痛定思痛，成立了联合国，以“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国际人权事业自此掀开新篇章。70多年来，世界相对和平与安宁，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免受战争和冲突影响，和平权和生命权总体得到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取得巨大成就，人权主流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人权合作蓬勃发展，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原则成为联合国人权工作的基础和遵循。与此同时，世界不公正、不容忍、不安宁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依旧突出，特别是饥饿、贫困、难民、疫情以及恐怖主义、种族歧视、保护主义、气候变化等问题存在，严重困扰人类社会发展，人权政治化倾向和双重标准仍大行其道，国际人权领域的“治理赤字”依然严重。

尊重和保障人权，反映了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反对专制压迫、争取自由平等、爱好和平幸福的正义追求，折射出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认识的日益深化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国的人权梦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梦，也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在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不是局外人，而是不断参与其中的行动派，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影响和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踔厉奋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中国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践行《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来源：《瞭望》

每日一字598：石

今天分享的是：“石”字。

石，读作shí或dàn，始见于甲骨文，其古字形像石磬，本义为岩石。以“石”作意符的字大多与坚硬的物体有关，如砖、矿、碑、砚等；读dàn时作为量词，十斗为一石。

首横以露锋斜切入笔，然后向右抗肩上行，不要写长，圆收；第二笔撇画的起笔位置靠左，靠下，落笔后即向左下行，注意行笔的角度以及轻重变化，收笔力达撇尖，不可一笔甩出；“口”部上宽下窄，端正平稳，与首横重心对应。左竖起笔探过撇画，露锋轻入，向下略轻，稍右斜，收笔略低于撇尖；横折与撇画虚接，横画稍抗肩，行笔到位后向上稍提笔锋然后顿笔内擫写右竖，竖身稍重，左斜；最后底横与左竖实接起笔，收笔托住右竖，稍下压，略呈拱形。

“石”字的行书写法：

河北地质大学，来了

◎刘盼盼/整理

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家地矿类的高校吗？你知道地矿类高校的来源吗？你知道地矿类高校的趣事吗？哪所地矿类的高校最美，你还想知道地矿类高校的哪些事？即日起，矿业界将每周末推出地矿类高校系列文章，一起看看有没有你的母校。欢迎大家留言，说出你对母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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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全国其中一个以地质挂名的院校，他伴随着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艰苦奋斗，薪火相继，励志践行。他就是——河北地质大学。

1953年，宣化地质学校建立，它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河北地质大学，在老一辈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关怀下，由革命家何长工亲自选址，在新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量矿产资源的特殊时期下诞生了。

1953年时的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大门

1954年，由华北地质局领导改为由部直接领导；同年举行第一届新生开学典礼。

1955年，学校法定名称由“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改为“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

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校园一角

1970年，学校校名改为“河北省宣化地质学校”。

1971年，经国家批转，河北省宣化地质学校改为河北地质学院，学院以省管为主，党的关系隶属院所在地市党委。

1972年，学校建立地质经济管理系，设计划统计和财务会计两个专业，面向全国招生。

70年代，河北地质学院学生合影

1978年，学校改为实行地质总局、河北省双重领导，以地质总局为主。

1979年，建立了4个研究室。即：燕山杂岩地质研究室、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研究室、水文物探研究室、地质经济研究室。

1985年，原地矿部决定：河北地质学院迁至石家庄市。

石家庄校区开工建设

1986年，学校党委讨论将“勤奋、求实、团结、创新”八个字正式确定为本院校风；开始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地质学、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学、经济与管理等3个门类、6个专业15个研究方向。

1996年，根据原地矿部的决定，经教育部批准，河北地质学院更名为石家庄经济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时期

2016年3月，石家庄经济学院更名为河北地质大学。至此，这所建校67年，一次迁校、三次易名的地质院校开启了新的一页。60年来，这个老牌地质学校虽然屡经迭变，但历史沉淀的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的地质精神依旧存在，且将再次焕发青春的活力。

作为新中国最早设置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原地质部直属院校，河北地质大学以“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为核心使命，秉承“达观博物”的校训，弘扬“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的光荣传统，历经67年的办学历程，逐渐形成了“突出资源环境与经济管理总体特色，强化地球科学、经济管理科学、环境科学、土地测绘科学、建筑工程科学、信息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科学等多层次学科专业群的协同发展和深度交叉融合”的办学特色。

目前，学校拥有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学7大学科门类，64个本科专业，其中有1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会计学专业），1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4个国家级、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4个河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创新高地，8个河北省高等学校品牌特色专业。

钱圆金融博物馆

此外，学校还拥有地学和经济管理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水资源环境、珠宝首饰与矿物加工等5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校建有各级实习实训基地221个；学校还建有地球科学博物馆和钱圆金融博物馆，其中地球科学博物馆是国家、省、市科普教育基地和素质教育基地。

地球科学博物馆

地球科学博物馆被市民亲切地称为“恐龙馆”。该博物馆是河北省首家地学类博物馆，展厅内的矿物、岩石、宝石、古生物等标本一应俱全，尤其是馆内的“不寻常华北龙”骨架化石，是目前我国乃至亚洲晚白垩世发现的个体最大、时代最晚、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蜥脚类恐龙真骨化石，被称为学校地球科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不寻常华北龙”化石

关于地球科学博物馆镇馆之宝是这样的，1983年，河北地质大学庞其清教授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程政武研究员在康代梁山的东北坡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几块露出地表的骨骼化石。当时他们只随身带了一把小铁锤，没有任何其他的挖掘工具，他们就凭借小铁锤和手，一直挖到傍晚，共挖出12节尾椎骨，他们将这12节尾椎骨用木箱托运到北京地科院地质所。经过鉴定，他们惊喜的发现这是恐龙的尾椎骨。但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对化石的进一步挖掘工作始终未能展开。

直到1988年，有关部门终于同意对这里进行挖掘，但当年的化石发掘地却难以寻觅。第二年，庞其清再度重返故地，在找遍了附近大小相似的所有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化石埋藏地。自此，细致而艰辛的挖掘工作得以开展。庞其清带领师生挖掘小组从山坡到山脊，纵深挖到21米处，几乎推平了整个山头。最终经过5年的挖掘，10年的研究、修复、装架，复原出身长20米，头高7.5米，背高4.2米，体态巨大的恐龙骨架。

庞其清和程政武为这具大型恐龙化石取名“不寻常华北龙”。因为它发现于河北阳原县与山西天镇县交界处，属于华北地区，所以冠名“华北龙”。

想要知道，河北地质大学的“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的光荣传统，和地质人的脚踏实地作风，首先来了解一下学校的校徽和校训吧。

学校校徽选择山水作为主要元素，寓含地质大学的含义。图形组合上，直线喻山，挺拔向上，曲线喻水，柔和灵动。图形下方的1953，代表建校年份的1953。

颜色采用的是“战国红”的红色，“战国红”是学校建校之初所在地宣化出产的一种玛瑙。从“战国红”中凝练色彩，意在追溯建校之根本，展望发展之前程，展现河地大“依托历史，开创未来”的似火热情和饱满精神。

校徽的主题寓意为：仰山之高，慕水之善，学成大器，行循大道。

再来了解一下校训吧。

达观博物，语出东晋郭璞《注山海经叙》，原文为：“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其含义主要是勉励师生：为学要高瞻远瞩，广智博识，见解通达，学伴终身；为人要胸襟博大，虚怀若谷，深明德义，淡泊名利。

此刻正面临着毕业季，将要和那个你待了四年的学校说，“再见”了，这里是不是还有你无法忘却的景色，是否还有你最想吃的驴肉火烧.......

让我们一起再重温那个“快乐的家”。

校园俯瞰图

校园内孔子像

第一教学楼

图书馆

春秋讲堂

地质系85届校友留念

学生餐厅

学生生活区

学校办公楼

学校主楼广场

此刻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再见了，2020届毕业生，未来可能会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或是危机、或者灾难、或者困难、或是挑战，请铭记，云毕业典礼上王凤鸣校长给予的三点期望：一是要秉承爱国情怀，在磨砺中立信心。二是要坚持行稳致远，在危机中创先机。三是要信守达观博物的校训，在变局中辟新局。愿你们用奋斗谱写青春，把小我融入大我，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

新的起航已经开始了，河北地质大学的师生将继续发扬传统，和衷共济，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努力将我校建设成“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国际上有较强影响力、在资源环境及相关领域有突出优势”的创新型多科性大学！